原创作者丨胡丹
（一）
有个词，叫“文人无行”。大概“文人”是中国才有的一个词吧！“文人”的意涵非常丰富，东洋日人曾轻称中国为“书之国”（他自称“武之国”），也有一定道理，在这皇皇天朝，要想出头，是必要会掉书袋，写一手漂亮的诗文，或画几笔有意境的山水的。唐代以后，世家大族式微消亡，贵族政治向士人政治转型，固化的阶层逐渐融解，科举考试成了底层向上升跃进的最大通道，从此，文人牢牢地把持了社会上层结构。在这个社会“摇摆”的，尽是文人。如果文人果无行，那么我们这个国家真是被他们给带歪了。
以上是一篇闲话，再说正题。今日要讲的是清朝的雍正皇帝，竟肯大费周章，发动广大朝臣，对一个在他看来甚是“无行”——他称之为“名教罪人”——的官员，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批判（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雍正帝造的这个“文化奇景”，可称“空前”，却是没法“绝后”的）。
这位官员官居翰林院，已经被革职为民，马上要离京还乡了，雍正帝忽然传旨，要求大学士、九卿及詹翰科道官员，集体写诗，为他送行。这是多么大的荣誉啊！只是，雍正给“送别诗”定了基调：必须对此人卑劣的德行予以痛剿，什么“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这样的句子，不仅不行，还是危险的！说白了，就是借送别之机，对此人进行集体羞辱，通过鸣、放的形式进行一次大批判；而且所有批评材料都要由皇上亲自审阅，写的不合“圣心”的，不能过关！很快，“放榜”了——
先说不合圣心“落地”的：有六人的“大字报”因属于泛泛空论、不切要害，发回重做，这是没过关的，再给机会；但还有几位就没机会了，“现世报”来的飞快，如翰林院侍读吴孝登，因“作诗谬妄”，被发配宁古塔为军奴；侍读学士陈邦彦、陈邦直因“谬误舛错”，项维聪因“文理不通”，遭到革职的处分——这几位都是被批判者在翰林院的同事，大约是不忍心批得太狠，或随大流敷衍文字，希图侥幸过关，结果就倒了大霉。
可见皇帝是来真的，不是做游戏、过家家。老话不是说吗，对（皇帝的）敌人不狠，就是对自己犯罪？不相干之人的深仇大恨，往往就是这么来的。你当他们内心本恶？非也，他们只是自私，利己，为了自保，只好拼命加重无辜者的罪孽……
在385名奉旨作诗者中，有一人掇得桂冠、拔得头筹，他的“骂曹诗”经皇上一读，立马“朕心嘉悦”。此人是詹事陈万策（詹事府与翰林院实际上也可算是同衙门），他的诗中，最精彩的是下面两句：
“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
不明就里的人不晓得这两句诗好在哪儿，您听我一解释，就明白了。
（二）
这就要从这位被奉旨羞辱的大臣是谁说起了。此人叫钱名世，字亮工。在前朝康熙年间，有一桩著名的文字狱“南山集案”，那本惹祸的《南山集》，作者叫戴名世，钱、戴同名。雍正帝刚办了一件大案，处置了他昔日的亲信年羹尧，年羹尧字亮工，与钱名世的字相同。戴名世和年羹尧都是大清的罪人，钱名世分别与他们同名、同字，“名世已同名世罪，亮工不异亮工奸”，不就是骂钱名世罪同戴名世、奸肖年羹尧吗？
（年羹尧）
由于陈万策的诗用典用得好，骂人骂得狠，讥刺入骨，彻底划清了与罪人的界限，对皇上表达了最大最大的忠心，是以得到雍正帝的好评，送他一个“大字报状元”的称号。
其实啊，钱名世出事，也由诗文，他写诗谄媚了大将军年羹尧。有人说钱案是文字狱，应该还算不上，但钱名世的确是由文字惹怒了雍正帝，而遭到如此异想天开的羞辱。
（钱名世书法，此人年少时即有“江左才子”之称）
（三）
钱名世是康熙三十八年（1699）中的举，与年羹尧是同榜举人。康熙四十二年中探花，授翰林院编修，一直做到侍讲学士，也就是所谓“词臣”，是皇帝身边以文供役的文臣。
钱名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二人的字又相同，年某在康熙末年飞黄腾达，钱名世颇有意与之交结。两个人的交情相当不错，钱是文人，他动了凡心，在发挥诗文特长时，未免进谀过当，结果给自己惹来大祸。
雍正二年，年羹尧平定青海藏边之乱回京，钱名世连忙登门致贺，他大笔一甩，一下子写了八首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
“分陕旌旗周、召伯，从天鼓角汉将军。”
将年羹尧比作西汉逐匈奴的大将军，并无可议，然而钱名世将年羹尧比作西周初年扶保周成王的周公、召公（他们都是年幼的成王的叔叔），就有点譬喻不伦了。年大将军保的是雍正，将他比作周公、召公，岂不有贬低雍正为十余岁小孩的嫌疑？
他还有一句，道是：
“钟鼎名勒山河誓，番藏宜刊第二碑。”
前一句似乎在替年羹尧鸣不平，讨要分封巨赏似的（誓山河、勒钟鼎，都是古代封爵之典）。说起来年羹尧功劳确实很大，给他立个碑倒无不可，然而钱名世说要“刊第二碑”，舌头就吐得长了些。那“第一碑”是给谁立的呢？诗下小注里说：“（年）公调兵取藏，宜勒一碑，附于先帝平藏碑之后”。原来他是将年羹尧取藏之功等于康熙平藏之功，说是附于其后，还不是说他们君臣可以并驾齐驱？
说文人无行，许多时候就在骂他们无骨，话在他们嘴里，翻云覆雨，不可听真。这些诗文呢，若在平时，也就是无聊文人的奉迎之作，用词引典措大而已。可是偏偏一年多后，“年公”出大事了，这些公开的马屁诗，马上变成整年的黑材料，也把拍马屁者带进去。
（雍正对年羹尧的猜忌，钱名世自然是没法预知的）
（四）
雍正四年，年案发后，钱名世因赠诗“谄媚奸恶”受株连下狱。雍正帝读了钱名世的诗，肯定对此人是深恶痛绝的。因为钱名世在翰林院做侍讲学士，平日歌功颂德的诗文肯定不少，什么圣啊德啊，超迈古今啊，拿这些词儿挠皇上的痒痒肉，令雍正帝十分受用。雍正原以为翰林院的文人，都是他家养的，这些媚词是他独家享用，没想到钱名世吹嘘年羹尧，把“年逆”写的比自己还厉害，岂不令他恼羞成怒？
雍正是一个性格很古怪的人，他深恨一个人，不是直接杀死他，而是要出奇招，让人生不如死，活着比死了更难受，尤其是对钱名世这等“无行文人”！
在钱名世被免死革职，驱离北京，然而在他叩辞时，忽然传下御笔文字，说是皇上的临别赠言。钱名世感到意外，皇上这个人喜怒无常，他是太清楚了。不晓得皇上亲笔赠行，要写多少字骂他呢！他战战兢兢打开来一看，却只有四个大字：
“名教罪人！”
皇上要求他回乡后，将此四字做成匾额，悬挂于钱府中堂之上。钱名世羞惭万分，无地自容，也只得叩头谢主隆恩。没想到，皇上还要求他家乡的府县官员，每个月都必须到他府上查验一番，看他有没有遵旨悬挂，或故意遮挡。皇帝的赐字，钱某敢不悬挂？！皇上这么做，就是不容他在乡清闲，要官府每个月上门再羞辱他一遍哪！
这还没完，雍正帝又要求大小朝臣一齐写诗给他送行，这是自古以来任何大臣都享受不到的“荣誉”！几百首诗写好了，皇上还亲自替他订正，然后将精选出来的佳作交给他，请他刊刻出版——古今中外，能将骂自己的诗结集刻书的，钱某又占了独一家！
（五）
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雍正帝发动朝臣羞辱钱名世这件事，可以当一部喜剧来读，也可以当一部悲剧来读；依我看，当事人皆已作古，悲喜已不介于你我看客之心，则此事直是一部闹剧、一部疯子戏。然而历史上这些大伙胡闹、君臣一起疯癫的事，却全是认认真真的，面孔都是道学的，顶着“名教”的旗号，似乎邪正不两立，充满荡然之气。
我们尽笑古人，可是在我们这个时代，就不再有可笑之事，在那里正正经经、貌似非常正大地举行了吗？如果答案为否，则不管它是何等大事、伟业，本核里只要不脱一个“闹”字（胡闹、折腾、令人背后取笑诟病），则此事绝无好笑之处。吾等虽无力阻之，则不去陪闹，或许也是一种选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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