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诚有报国之心，却苦无机会执掌朝纲。乱世之中，诸大臣见南宋已经江河日下，或逃或遁，终于天降大任于斯人。
据《宋史》所载，“癸巳，以张世杰为浙西制置副使兼知平江府。甲午，权礼部尚书王应麟遁，黄万石提兵走建昌军。乙未，左丞相梦炎遁。丙申，遣使召梦炎还朝。赐余杭、武康、长兴县民钱，并免今年田租。郑畴降一官，罢通判。抚州施至道以城降。丙午，追封吕文德和义郡王。丁未，出安边封桩库金付浙东诸郡为兵备。大元兵入平江府。起吴君擢为太府少卿，提点临平民兵。遣使召梦炎、应麟，皆不至。庚申，以柳岳为工部侍郎，洪雷震为右正言，使燕祈请。大元兵破大洪山，知随州朱端履降。权吏部尚书丁应奎、左侍郎徐宗仁遁。癸亥，遣使召梦炎，不至。德祐二年春正月丁卯朔，大元兵自元年十月围潭州，湖南安抚兼知州李芾拒守。”
这一段大意已经明白如话，不需要过多译解。之所以抄录在此，无非想借此佐证当时之乱局：左丞相梦炎遁，数召不起；权礼部尚书王应麟遁；知随州朱端履降；权吏部尚书丁应奎、左侍郎徐宗仁遁。
“三月，大小战数十合，力尽将破，芾阖门死，郡人知衡州尹谷亦举家自焚，帅司参议杨霆及幕属陈亿孙、颜应焱等皆从芾死。守将吴继明、刘孝忠以城降。宝庆降，通判曾如骥死之。陆秀夫等至大元军中，求称侄纳币，不从；称侄孙，不从。”
这一段，把南宋灭亡之前，与元朝的交涉介绍得很详细，先是称侄纳币，蒙古人不许；再降一个等级，称孙纳币，蒙古人还是不许。
对这段历史不了解的看客大约以为是蒙古人咄咄逼人，其实不然。早在蒙古人取了襄樊二城之后，南宋朝廷就想与其谈和，但却不肯拿出让蒙古人愿意撤兵的条件。当时的元军统帅伯颜就说：你们现在才来谈和，早干嘛去了？如果在蒙古大军没有渡过长江之前谈和，还好商量，既然我们已经渡了江，拿下了襄樊二城，再来谈和还有什么必要呢？
蒙古人的想法比较务实，他们知道这是一场战争，既然付出了代价，就要收回成本；而南宋君臣大多在名节问题上更看重，至于国家存亡，民族存亡，反而考虑得不太充分。总以为凭一片赤诚心，就可以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但战争就是战争，要凭实力说话。任何文学式思维，以及感性的蛮夷与华夏之辩，甚或伦理方面的君子小人之防，都不能改变战争的胜负。
一方面是南宋大势已去，另一方面是抵抗仍在持续，南宋君民对降与战的分化，走向两极。
“己巳，嘉兴守刘汉杰以城降。庚午，同签书枢密院事黄镛、参知政事陈文龙遁。以谢堂为两浙镇抚大使，文天祥知临安府”。
嘉兴已经离临安很近，太守刘汉杰降；枢密院事黄镛、参知政事陈文龙遁；这回，几乎朝堂一空的南宋，终于给了文天祥走上历史舞台的机会，成了首都临安府的知府。
“癸酉，左司谏陈孟虎、监察御史孔应得遁。己卯，加全永坚太尉。参知政事常懋遁。甲申，大元兵至皋亭山，遣监察御史杨应奎上传国玺降，是夜，丞相陈宜中遁，张世杰、苏刘义、刘师勇各以所部兵去。”
文天祥刚刚上任，形势已经十分危急，左司谏陈孟虎、监察御史孔应得遁；参知政事（相当于今天的副总理）常懋遁，投降前夜，丞相陈宜中遁。
南宋王朝走向最后的崩溃。
“乙酉，以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丙戌，命天祥同吴坚使大元军。”
也就是说，南宋朝廷向元朝递交降表之后，才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其使命已经不是佐君治天下，而是与同蒙古人交涉投降事宜。
再进一步解释，其他可堪任用的大臣先后遁去，惟状元郎文天祥尚耿耿在朝，在同元朝统帅谈条件的最后时刻，或可一用。
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自己如实记载了此一段经历：
“德祐二年二月十九日，予除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时北兵已迫修门外，战、守、迁皆不及施。缙绅、大夫、士萃于左丞相府，莫知计所出。会使辙交驰，北邀当国者相见，众谓予一行为可以纾祸。国事至此，予不得爱身；意北亦尚可以口舌动也。初，奉使往来，无留北者，予更欲一觇北，归而求救国之策。于是辞相印不拜，翌日，以资政殿学士行。”
大体的意思是，二月十九那天，皇帝任命我当右丞相兼枢密使，都督诸路军马，实际上是天下兵马大元帅，当时，元朝的军队已经到了临安城的北门，无论是与之战，还是闭门守城，或者迁都，都已经来不及了。当时，临安城的头面人物都聚集在左丞相的家里，大家一筹莫展，都不知道该怎么办。那个时候，需要有人出面同元朝的军队交谈，大家都说这事必须得去，不然临安城的老百姓可能会有大祸临头。为了国家，我不能再爱惜所谓的名誉，再说去见了元朝的人，我也可以用三寸不烂之舌说服影响他们。从前，两边当使者的，都没出过什么事情，所以我也就没太在意，想着就到蒙古大营中去看一看，没准回来还能想出什么救国之策呢，所以，就没有接受右丞相这个任命。第二天，我以资政殿学士的身份去了蒙古军营。
很难猜知性格乖戾的文天祥，为什么会去做了与元军媾和的使臣。
当然，没有人有资格指责文天祥，但此举实在看不出他性格上的前后关联度，更看不出他的价值观为何多次分裂，有时，面目难辨，叛若多人。
《宋史·文天祥传》是这么说的：
“明年正月，除知临安府。未几，宋降，宜中、世杰皆去。仍除天祥枢密使。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使如军中请和，与大元丞相伯颜抗论皋亭山。丞相怒拘之，偕左丞相吴坚、右丞相贾余庆、知枢密院事谢堂、签书枢密院事家铉翁、同签书枢密院事刘岊，北至镇江。天祥与其客杜浒十二人，夜亡入真州。”
根据这个记述，笔者如上所分析的，基本是中肯的，即宋降，陈宜中、张世杰等都逃离了，才任命他当右丞相兼枢密使，使命就是到蒙古军营中请和。
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任命其为右丞相，是让他来“擦屁股”的。试想，降表已经递上去了，大军已经围城了，战、守、迁都不可能，这时候再任命一个右丞相，连看守政府都不是，完全是个签字投降的差事儿。
结果，差事儿给了他，帽子却没给他。从如上的资料可知，最后任右丞相的，是贾余庆。去蒙古军营之前，他的职务只是资政殿学士。
陈宜中那些老官僚，对中国人的人性有充分的认知，明知和谈会落个千载骂名，所以，临阵早早“遁了”。
聪明的文天祥，其实也不是这不知道这个道理。但他为何作如是选择？
前面已经说过，他因为参奏不报之事，就可以“即自免归”，如此有性格的状元郎文天祥，竟然会忍气吞声地入使元营，当起了谈投降条件的使臣，实在是出人意料。
如果真要给一个合理解释，那还是用起兵勤王时他说过的话来说服我们吧：“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
要么死，要么降，要么做遗民，王朝覆灭，王公大臣们的选择，无非这么几个，文天祥早早就选择了一条路给自己。
所以，到了元军大营之后，文天祥根本不和蒙古人谈投降的条件，而是口若悬河地责怪蒙古人，给蒙古人上起了政治伦理课。
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把自己在元军大营中的行为作了详细描述：
初至北营，抗辞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北虽貌敬，实则愤怒。二贵酋名曰馆伴，夜则以兵围所寓舍，而予不得归矣。未几，贾余庆等以祈请使诣北；北驱予并往，而不在使者之目。予分当引决，然而隐忍以行。昔人云：“将以有为也。”
大意是，我刚到元人大营的时候，严辞斥责了蒙古人，蒙古人因为我的关系，对大宋国刮目相看，不敢再对大宋轻视了。可恨的是吕师孟、贾余庆这些坏人，在蒙古人面前说我的坏话，让蒙古人把我扣留了。正因为如此，大宋朝的国家大事才没有人管了。我自己琢磨跑不了了，就当面痛斥蒙古军统帅伯颜，问他为什么不放我回去，还怒骂吕师孟叔侄叛国。反正我的想法是让蒙古人杀了我，根本不管后果是什么。蒙古人表面上对我还不错，但心里很愤怒，白天派两个蒙古大臣陪伴着我，晚上就派兵围住我住的地方，我想跑也没有机会。本来呢，我当时就应该自杀殉国，可是转念一想，先隐忍一下吧。古人说得好：将来没准可以有所作为呢。
说实话，文天祥的这番话说得很可疑。“北亦未敢遽轻吾国”，正如他的一句名言“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元军将帅因为其能言善辩，就不再轻视已经投降的南宋，同样“不知从何说起”！
最后为自己何为不死的表白“将以有为也。”同样可信度极低。
在另一首名为《使北》的诗中，文天祥大体交代了为何去蒙古营中的缘由：
初修降表我无名，不是随班拜舞人。
谁遣附庸祈请使，要教索虏识忠臣。
站在今天的历史高点上来分析文天祥的话，会发现他自己也充满矛盾：
本来降表已经递上了，他是去充当使臣，争取谈一些对南宋投降有利的条件回来，可是，他却罔顾使命，不但不争取有利南宋军民的条件，反而面责蒙古人，激怒蒙古人，为的是让蒙古人知道南宋大有忠臣在。
南宋朝兵溃将逃，大臣相继而遁，太皇太后同意了举国投降，这样的惨痛形势，他看在眼里，也明了于心，其实，他应该非常清楚，应该务实地同蒙古人谈条件，那样，投降后，无论朝中的大臣，还是南宋境内的百姓，都会多争取一份福祉，但他却仍然出于意义责骂蒙古人。
既然被蒙古人所执，逃又逃不了，想自杀又没有勇气，所以，在元营中隐忍地活了下来。所谓“将以有为也”是他后来终于有机会逃跑了，对为什么当初不自杀的一种自圆其说的托辞而已。
试想，谁会想过能够从警卫森严的蒙古军营中可以逃跑呢？况且是一介儒士。如果蒙古人充分地认识到文天祥的重要性，严加看守，从概率的角度看，其逃跑的可能几乎是零。
因此，答案只有一个：他事后写的这首《使北》诗，是为了给自己的元营之行正名！通过这首诗来争取为自己洗白---那就是，我之所以去了元营，目的其实是“要教索虏识忠臣”。
羊主动去投虎口，只是为向老虎证明自己是只好羊？
这样的逻辑，真真匪夷所思。
用他自己的思维，已经很难解释他的行为：特别洁身自好，却去充当和谈使臣；已经被扣押，几无还宋机会，却没有殉国的行为和想法。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肯定地得出这样的结论：文天祥或许有以死殉国的想法，但却一直没有充分的思想和行动准备。
在本章的第一节中，他自己所说的“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的说法，其实只是一种文学想象，或者说只是内心里的一种志向，并没有真正做好死的打算，后来是被一些人逼迫，才不得不选择了这样的酷烈人生。
或者说，文天祥之所以死，是有人让他必须死---不是蒙古人，而是一些南宋人，这就是其后要谈到的“生祭文天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