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曾几何时，宋太祖的这一句名言是多么的提气，由此他灭南唐，统一江南。其弟宋太宗秉承遗志，灭北汉，结束自唐亡以来的十国乱世局面，中国局部统一。
然而宋太宗此后两次北伐契丹，却均已失败告终，接着养虎为患坐视西夏崛起，大宋全无“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的豪气，北宋在对外军事上几无亮色，多是污点，留下一个“怂朝”的梗。
最为人熟知的辽宋夏形势图
历经太宗、真宗、仁宗、英宗，宋朝终于迎来一个不想再当“怂包”的皇帝——宋神宗。
二十岁继位的宋神宗对大宋的现状很不满。“以幽、蓟、云、朔沦于契丹，灵武、河西专于拓跋，交趾、日南制于李氏，不得悉张置官吏，收籍赋役，比于汉、唐之境，犹有未全，深用为耻，遂慨然有征伐、开拓之志。”
北方幽云十六州落在契丹手中，西北被党项人控制，交趾李氏又时常骚扰南部边境，南北西都是汉唐以来的祖宗之地，都沦丧于他人之手，宋神宗深以为耻。
“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掠之而不能抗”，泱泱大国不得不卑躬屈膝，赂奉夷狄以换取边境安宁，宋神宗如何能不气呢？
具有开拓精神的宋神宗
想起太祖那句“卧榻之下岂容他人酣睡”，宋神宗决定“雪数世之耻”，恢复汉唐旧疆。
宋神宗求治心切，对当时的元老名臣寄予厚望。然而与锐意进取血气方刚的新天子相比，大宋朝堂却是暮气沉沉，苟安一片。宋神宗问有过军事经验的前宰相富弼边事，富弼却答：“须是二十年不说着用兵二字”，令他大失所望。后又问老夫子司马光，司马光老生常谈，只给六子真言“官人、信赏、必罚”。
宋神宗显然不满意这些名臣良相的回答，他的志向是“聚财积谷，寓兵于民，而可以鞭笞四夷，尽复唐之旧疆。”
于是熙宁二年（1069年）宋神宗任用改革派大臣王安石主持变法，以图富国强兵。富国只是手段，强兵才是目的。宋神宗要雪数世之耻，首在振作军事，“用武开边，复中国旧地”。
宋神宗一直在向朝臣传达他富国强兵的志向，在朝廷中他如愿找到和他志同道合的的文臣王安石，他还要找一个同样有开拓志向及才华的武将。
大宋重文轻武，武人地位卑下，更是“将畏猜嫌而思屏息，兵从放散而耻行枚”，一批武将郁郁不得志，士兵懒散羞于打战。
宋神宗决心改变这一风气。继位后，他亲自为仁宗朝的名将狄青撰写祭文，表彰他“奋于戎马间，捍西戎连取奇功”的卓越战绩。这是大宋建立以来第一个由皇帝亲自写祭文哀悼的武将，宋神宗要以此为引，激发武将憋在胸膛的锐气志气。
感受到天子的志向，终于有人站了出来。
王韶的画像，这应该是当代人新画的
江西人王韶献上《平戎策》，提出“欲取西夏，当先复河湟”，收复河湟“以绝西夏右臂”，使“夏人有腹背受敌之忧”，而且河湟自古是产马的要地，大宋控制河湟，就可以保障马源，以增强武备。
宋神宗等的就是王韶这样的人，他恢复汉唐旧疆，首先就从西北开始。
熙宁四年（1071年），宋神宗重用王韶，开始了自己的主动拓边之举——收复河湟。王韶先是招抚了青唐地区唃厮啰政权中最大的吐蕃部落俞龙珂部落，使其“率所属十二万口内附”，一些小部落也相继归附，此举使大宋疆土拓展了一千二百里。
熙宁五年至六年（公元1072-1073年），王韶两次出兵，击败吐蕃、羌人，收复了熙州、河州、洮州、岷州、宕州、叠州，史称“熙河之役”。深入河西，山高路远，尤其是熙宁六年，宋军远征一千八百多里，行军五十四天，困难重重，大军历经艰辛。
“韶以书生知兵，诚为不出之才。而谋必胜，攻必克，宋世文臣筹边，功未有过焉者也。”
文人再妙笔生花也难以描述详尽其中的艰辛，宋朝军队终于打出了豪气，摘掉了头上“怂包”的帽子。
看到此图此景，一言难尽
熙河之役的胜利，拓边两千余里，它不单是自宋结束十国割据局面后80多年来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是北宋在开拓上的唯一亮色，成功地在西夏的后方打入一根铁钉。
熙河之役更是一扫北宋朝廷长期存在的因循苟安、安逸懈怠的政治氛围，极大振奋了人心，为宋神宗的进一步改革打了一针强心剂。
往上说，熙河之役收复河湟六州，重新打通丝绸之路，更是重新恢复了安史之乱前由中原王朝长期控制这一地区的局面。宋神宗实现了恢复汉唐旧疆的第一步，对得起列祖列宗和无数沟通河西走廊的先贤。
收复河湟后的大宋疆域，这个少为人知
“臣立异同以争口舌”，北宋大臣由标新立异的口舌之争长期得不到控制，也终于恶化为致命的党争。
终宋神宗一朝，朝内保守派和改革派的斗争始终没有停歇，改革始终受到保守派的阻挠。党争不断，最终使得宋神宗的抱负无法实现，郁郁而终，年仅38岁。
宋真宗去世，九岁的宋哲宗继位，祖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高氏起用坚决反对变法的司马光等人，废尽新法。不但各种新法被废，连宋神宗及王安石试图解除西北边患、恢复汉唐旧疆的战略构想和王韶的熙河之役也被彻底否定。
在司马光等人的眼中，王韶收复河湟的壮举，不过是“徒以群羌散弱，乘俞龙珂内附之隙，徼幸以图功”。
在他们看来收复河湟，是王安石和王韶等人用来邀功的欺世盗名之举，是主动寻衅的不智行为。
还有很多人攻击河湟给朝廷带来的负担太重，掏空了国库。仅熙宁五年（1073年）一战，朝廷的军费开支的钱粮布绢就高达1200万贯匹，即使收复河湟六州后，朝廷每年仍需要向那里贴钱三百六十万万缗。
战争的开销和战后重建恢复的确需要巨大的开支，但这并不应成为否定熙河之役的借口。武将打下地盘，如何发展好这地盘，才应该是这些文人名臣要好好考虑的，而不是攻击推脱责任，更不能直接抛弃这些地方。
遗憾的是，提出放弃这些地方的人不在少数。
大宋的名臣良相——司马光
比如一代名臣司马光，他认为熙河六州是“夏国旧日之境”，应当归还西夏。王韶等无数将士用鲜血换来的河湟地区在这些保守派的眼中竟然不是祖宗之地，不是汉唐旧疆，要“还”给西夏。
好在一批有识之士和部分将领坚决反对，不过即使这样，司马光最终还是将米脂、浮图、葭芦、安疆等重要军事要寨弃掉，白白送给了西夏。
当年熙河大胜，收复六州，消息传来，东京一片欢腾，这些保守派也都加入欢腾的队伍，认为“开拓故疆，为国朝美事”，不少人还写诗庆贺这一大胜（如苏轼写《获贵章二十二韵》）。
只是几年后，神宗去世，这些人又开始否定攻击熙河大胜了。
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司马光此举无疑是典型的绥靖政策，妄图通过“斥地与敌”、退避忍让来乞求西夏不要侵犯自己。事实证明，绥靖政策不会凑效，只会让西夏得寸进尺，更加轻视大宋（“取轻于外夷”），觉得大宋好欺。
在今天的人看来，实在很难理解，像司马光文彦博这样的以名臣良相流芳后世的人怎么会如此迂腐？是因为新旧党争？是因为河湟耗费国库财力？
也许都有，但是他们骨子里的迂腐认知才是最致命的。
大儒朱熹
南宋大儒朱熹评价宋神宗说：“神宗极聪明，于天下事无不通晓，真不世出之主，只是临头做得不中节拍……西番小小扰边只是打一阵退便了，却去深入侵他疆界。”
直到几百年后，否定北宋收复河湟故地的论调还是大有市场，比如明末大学者王夫之。
王夫之在《宋论》论述宋神宗时说：
“夏未尝恃西羌以为援，西羌未尝导夏以东侵，河湟之于朔方，不相及也。”
“则使宋芟尽群羌，全有河湟之土，十郡孤悬，固不能守，祗为夏效驱除。”
沦为遗民的王夫之
从儒家角度来，儒学自宋后发展成理学，理学言天地万物之理，强调理高于一切，强调心性和个人道德，却是不免空泛而无实效。
在司马光朱熹王夫之等大儒看来，治国要仁惠为政，眼中看的仅仅是中原一带，边境四夷以德服之。即便四夷侵扰，打退就就行，绝不先发制人主动“挑衅”他们，他们的地盘也都是些“鸡肋”，得到了没有多大的价值。
司马光时有契丹、西夏虎视眈眈，朱熹时的南宋更是被女真人带去了靖康之耻，王夫之时大明则被满族彻底占据自己沦为亡国奴，神州陆沉，华夏沦丧。
真不知道他们还怎么对边事四夷有如此浅薄的认识的。
随着司马光的执政，河湟之地很快就丢失了。
子从父志，重新收复河湟的王厚
宋哲宗亲政后，再次重用改革派，收复河湟再次开启，王韶之子王厚重新收复河湟，此后一直到北宋灭亡，宋朝对河湟的统治才告结束。
想想北宋的历史，熙河开边几乎是北宋主动对外的唯一亮点，尤其是宋神宗时期的收复河湟，从军事上来说更是可以让人提气的大事，北宋不怂。
再看一眼大宋的陇右都护府
然而一切都是那么悲凉，很少有人记住为大宋拓疆两千余里的王韶王厚父子。
战将留下的赫赫战功不朽业绩，敌不过文人留下的一首诗，一本著作。
在无情的岁月，同样无情的还有历史本身，以及我们这些遗忘历史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