梳理中国民主宪政史，宋教仁是一个绕不过去的坐标。近代史学者傅国涌对其曾作如此评价：“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他是少有的具有角色意识的政治家，从他身上我们可以闻到近代文明的气息。”
策动武昌首义
对于革命党人的武装起义，宋教仁有个著名的上中下三策论：上策京师起义，中策长江起义，下策边疆起义。
1910年春季以后，宋教仁与谭人凤等人审时度势，提出应将革命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1911年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谭人凤被推举为交通部干事，陈其美为庶务部干事，宋教仁为文事部干事。8月2日，谭人凤被选举为总务会议长。同盟会中部总会以共进会和文学社为基础，在两湖新军间鼓吹革命，积极策划长江起义。此间，宋教仁亲自或派人来往于上海、两湖各地，积极发展中部总会各地分会，并筹款购买武器弹药，致使两湖地区革命形势空前高涨，最终导致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武昌起义雕塑
对于同盟会为什么最后没有直接领导武昌起义，谭人凤在其《石叟牌词》中介绍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史料。1911年9月中旬，湖北方面的同志来电催促中部总会派员前往主持大计，由于谭人凤生病，宋教仁答应将于10月11日前往湖北。谭人凤判断湖北方面情况紧急，便于10月3日召开会议，催促宋教仁前往。宋教仁答应中秋节也就是10月6日过后一定前往，等到中秋节，他又有事无法动身。谭人凤大为愤怒，带药出院后于10月8日再次开会，会后立即赶往南京，邀约相关同志准备响应。10月10日，谭人凤与居正一起乘船赶往武汉，船到九江时，“黎元洪为都督之名义，已喧嚣于耳鼓矣”。对于这个结果，谭人凤追悔莫及：“英雄造时势，时势造英雄，其作用不同，其结果亦遂难以道里计。黎元洪一无用之庸劣懦夫也。武昌革命以统率无人，拥为都督，旋而副总统，……推原祸始，则皆宋钝初之迁延有以致之也。不然，当时内地同志，对于海外来者实有一种迷信心，安有黎元洪？无黎元洪，又安有此数年来之惨剧？吾昔日因袁世凯目黄、宋为英雄，曾有言曰：‘克强雄而不英，钝初（宋教仁字钝初）英而不雄。’盖有慨而言之也。”
武昌起义成功，宋教仁非常高兴，他在上海大造舆论，积极敦促各国政府对中国革命严守中立，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对内则大力宣传革命的宗旨，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10月28日，宋教仁与黄兴到达武汉。宋教仁从地方政权建设入手，起草了《鄂州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质的文件，体现了近代西方民主之精神。
“自许总理”的误解
宋教仁是中国议会制度和政党政治的积极倡导者和实践者，民国肇始，这位年轻的政治家便极力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反对权力高度集中的总统制，为此还与孙中山、胡汉民等同盟会主要领导成员产生了分歧。对此同盟会内部对他误解很深，不少人以为他有当总理的企图，主张责任内阁乃是出于私心，这其中甚至包括许多元老级人物。
1911年12月1日，章太炎在《民国报》、《神州日报》发表宣言作“月旦之评”，认为认为孙中山只是“元老之才”，“至于建制内阁，仆则首推宋君教仁，堪为宰辅，观其智略有余，而小心谨慎，能知政事大体，虽未及子房文终，亦伯仲于房、杜。”对于章太炎的这段话，蔡元培如此评论：“南京临时政府之议起，章炳麟君以国务总理许先生（指宋教仁），先生亦以此自许。”
实事求是地讲，宋教仁本人并无此种想法，他对责任内阁制的推崇源于他对西方政治制度的了解和认同，并无一丝一毫的私意。早在日本留学期间，宋教仁就对西方政治、法律、官制、财政等制度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把在中国建立共和政体、实行政党政治当作一种最理想的政治模式。
1912年元旦，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宋教仁被任命为法制局局长。在新政府筹建时，最初的提议是由宋教仁担任内务总长，但由于在组阁过程中出现了不同声音，此事遂作罢，内务一职由前清江苏巡抚程德全出任。当时许多人都为宋教仁抱屈，而他自己却很坦然：“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共和肇造，非我党负起责任，大刀阔斧，鼎故革新，不足以言政治。旧官僚模棱两可，畏首畏尾，哪里可与言革命、讲共和？”
几个月后，南京政府在将权力移交给袁世凯前夕，临时参议院通过的《临时约法》采取了宋教仁的政治设想，将国家政体由总统制改为内阁制：意在制约袁氏的权力。在此前后，民初政坛上出现了一股“政党热”，而同盟会的组织运作方式已明显滞后于形势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改组同盟会组建新党一事又摆上了宋教仁的案头。
毁党建党
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是宋教仁民初所从事的最主要的政治活动，评价宋教仁一生的功过是非，不能不提及这段历史。
宋教仁是毁党建党最积极的鼓动者和实际主持者，之所以如此，还是源自他对政党政治的理想追求。他在著作中指出，在共和制度下，国家的主权在国民全体，国民有责任和义务来维护共和制度。但由于国民的思想及知识和能力不可能完全一致，不能人人直接参与政治，就必须由“优秀特出之少数国民”组成政党，代表国民来承担义务，“实际左右统治权力。”而同盟会与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已有距离，亟需改进。
1912年4月27日，宋教仁出任唐绍仪内阁农林总长；7月，辞去农林总长之职，专任同盟会总务部主任干事，主持同盟会改组工作。
1912年8月初，在宋教仁的主持下，同盟会与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统一共和党谈判合并组党。8月13日发表《国民党宣言》称：“国民为国主体，吾党欲使人不忘斯义，故颁其名曰国民党。”8月25日，五党团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大会，正式宣告国民党成立。
宋教仁选择8月25日组建新党也是煞费苦心。此前宋教仁即接到孙中山来函，孙在信中说准备到北京去一趟，“以觇人心之趋向”。此前袁世凯也多次邀请孙中山北上会商国是，于是孙中山便于8月18日自上海乘轮船北上，24日抵京。宋教仁特地在孙中山抵京次日召开建党大会，以示对中山先生的尊重和欢迎。孙中山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长，宋教仁以仅次于孙中山和黄兴的票数当选为理事，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主持日常工作。
为了吸收中间力量的加入，组党过程中宋教仁作了一些妥协和让步，与改组前的同盟会相比，国民党的政纲有了一些变化，取消了“男女平权”，将“实行民生主义”改成了“采取民生政策”，“力谋国际平等”变成了“维持国际平和”。此举也引起了部分同盟会员的误解和不满，批评新建的国民党“分子复杂、熏获同器、良莠不齐”，同盟会的一位女会员唐群英甚至还出手打了宋教仁。
当时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一则由于以英国宪政为榜样（当时英国妇女没有参政），二则由于不少男会员还存有封建思想残余，所以规定不接收女党员。这个规定对于极端女权主义者唐群英来说，不啻是个晴天霹雳，她随即冲上主席台，揪住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结结实实地打了宋一耳光，挨了女士巴掌的宋教仁只好捂着面颊撤退“以避其锋”。
阳光下的竞争
此时孙中山和黄兴的主要兴趣和精力放在实务建设上，宋教仁与他们不同，在政治上依然雄心勃勃，希望通过阳光下的政党竞争来实现其民主宪政的崇高目的。
宋教仁致力于组建国民党无非是为了两个目标，一是制定真正的共和宪法，二是确立纯粹的政党内阁。宋教仁曾经说过：“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织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地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这段话可以说是宋教仁宪政思想的核心。
宋教仁塑像
国民党组建成功以后，宋教仁为实现组阁的理想而积极奔走。他四处发表演说，在党内党外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同时积极筹划运作选举工作。1912年年底，国会议员选举拉开序幕，1913年3月选举揭晓，国民党以绝对优势获胜，在参议院获132席，占48.2%，在众议院获269席，占45.1%。虽然都未能过半数，但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在参众两院的席位还不及国民党的三分之二。·
当年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时，熟悉他的人都说他“脑筋明细，手段灵敏”，同时又有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袁世凯所支持的共和党无法与其匹敌。袁世凯对此也是非常清楚，故谭人凤有云：“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对这样一个人物，袁世凯极力笼络，饵以官，啖以金，但均遭拒绝。宋教仁辞去农林总长后，“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袁世凯有意让他出任总理，刘揆一、范源濂等出面力劝，但他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坚辞不就。
袁世凯对宋教仁可谓是用尽了心机，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五十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二、三百元以表心意，离京南下前夕即让国务总理赵秉钧交还袁，只留信一封表示谢意：“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
其实单从制度层面来讲，总统制与责任内阁制各有长短，很难说孰优孰劣。民初的政治精英们无论作哪一种选择，都有可能使国家成功地走上宪政之路。但从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看，最具实力的政治势力不是国民党，也不是什么其他党派，而是袁世凯旗下的北洋集团。袁世凯政权得到军队、官僚、立宪派等利益阶层的支持，袁本人也明确表示：“世凯既负国民之委托，则天下兴亡，安能漠视？” 袁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掌握权力的统治者，而不仅仅是客厅里的的摆设，让政治强人袁世凯放弃手中的权力，无异于与虎谋皮——宋教仁忽略的恰恰是这一点。
宋教仁墓地
1913年春天，宋教仁从两湖沿江东下，四处发表演说，宣传民主宪政主张，批评袁世凯政府在财政、外交政策，其言论风采倾倒一时，在长江流域刮起了一股“宋教仁旋风”。在杭州南高峰，面对如画江山，宋教仁意气风发以诗明志：“日出雪磴滑，山枯林叶空。徐寻曲屈径，竞上最高峰。村市沉云底，江帆走树中。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
但就在此时，一张黑网却在宋教仁身后悄然张开。随着1913年3月20日22时上海火车站的一声枪响，正在建设的中国民主宪政大厦轰然坍塌，辛亥革命为国人燃起的希望之火迅速熄灭，宋教仁为之奔走呼号一生的民主宪政理想也随之付诸东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