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部下宋时轮，粟裕也曾多番照顾，甚至赏罚严明之际，还特别“法外开恩”。
1947年8月，时任华野10纵司令员的宋时轮，在蒋介石整编第5师等部的紧逼下，被迫仓促北渡黄河，并且造成较大的损失。一共损失了官兵1500余名，随军民工4000多名，骡马500余匹。
毛泽东闻报后，十分吃惊，电告陈毅与粟裕：“宋纵自动北渡，致受损失，是一极大错误③。”
陈毅与粟裕致电宋时轮并报毛泽东：“北渡责任待后再谈。”但他们其实并未准备动真格，保了宋时轮。
1948年9月济南战役时，宋时轮在曲阜参加华野全军作战会议时，对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前委书记粟裕部署10纵参加攻城西集团的计划闹情绪，强调10纵兵员和枪支弹药的补充问题，并说“如无补充不能再打”。
粟裕当场耐心地做了解释，宋时轮却不满意，竟中途退出会场，还公然向粟裕撂担子，说“请求去东北休息”。
大敌当前，大战正起，可以代表军委执行军纪的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华野军中的实际一把手粟裕却很耐心，一面继续做宋时轮的工作，一面也代表华野前委单独署名向毛泽东汇报了此事，并说“我们现正与其谈话，尽量说服其参加攻济战役。”
在粟裕多次耐心说服下，宋时轮很快意识到了行为莽撞，解释说他之所以闹情绪，是因为对去年被批的“自动北渡”有异议，认为自己是奉华野参谋长陈士榘之命北渡黄河，野战军总部当时说“北渡责任待后再谈”，但一直没结果。
粟裕解释说已没有追究当初“自动北渡”责任的意图，宋时轮才释然。随后，他开始老老实实按华野总部的部署行动。
因此，粟裕等人电告毛泽东，说宋时轮“经9月4日晚三度谈话，思想已通，仍回第十纵队工作。”
前面还有问题不曾处理，又“闹”出一事，毛泽东当然十分生气，尽管宋时轮已转弯，他也还是以军委名义电令粟裕：“宋时轮行为极不当，应予撤职④。”
“排炮不动，必是10纵”，粟裕知道宋时轮也是一员猛将，决定继续保他，便再度单独署名向毛泽东建议说：“宋时轮仍保留原职，如必须撤职时，战役结束后，再行调动。”（注释）
毛泽东表示尊重粟裕的处理意见，回电说：“准予保留撤职处分，以观后效”，为起警示作用，他还特意要求粟裕将前一份电报和本次电报一并交宋时轮本人阅看。
战役结束后，深恐毛泽东和粟裕动真格的宋时轮，主动给华野前委写了一份“请组织给我严重处罚”的检讨。他说，战前，野战军军事会议时，我犯错误的实质是违反了下级无条件服从上级的组织原则，“归根结底是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思想的作祟”，给了党和人民利益不少的损失，必须坚决痛改，保证在今后的工作中实现。“请组织给我严重处罚，俾正纪律，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粟裕度量如海，又爱才心切，决定不予追究。
10月17日，在华野高级干部第二次曲阜会议后，他与华野副政委谭震林、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联名致电毛泽东，说：“宋时轮在济宁会议上的行动，确实是错误很大，但他在此次济南战役中积极努力，作用不小”。而“在此次会议期间，经过我们严厉批评后，已感到自己错误的严重，已承认自己过去的错误，并正式请求处分，和保证坚决改正。我们鉴于过去对宋时轮严厉批评与具体帮助均不够，及宋工作积极，且已承认错误，并保证今后改正”，因此，“我们主张可以不必给予处分，仍留十纵原职⑤。”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毛泽东没有再回电，也就是默认了粟裕的决定。宋时轮由此过关，随后率部跟随粟裕参加淮海战役，屡建战功，不久被升任为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编而成）9兵团司令员，建国后的1955年9月，他由此被授以上将军衔。
“文革”中，担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的宋时轮也受到了冲击，被扣上了“修正主义”、“三反分子”的帽子。“造反派”要求打倒他与另一位副院长钟期光，撤销他们的职务，并打算把两人的材料上报。
这回与战争年代性质完全不同，几乎就是“莫须有”。
时为军事科学院主持工作的副政委、依然是宋时轮上级的粟裕，认为宋时轮和钟期光工作中难免有缺点和错误，但是不能戴帽子、作结论，也不能开大会批斗。
宋时轮和粟裕、叶剑英在一起
因此，他不顾自己也被康生等人列入“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黑名单而自身难保，坚定地挺身而出，再次力保老部下。他说：“我和他们共事很久，我了解他们。”
至于撤职的提法，粟裕坚定地说：“不能撤职，撤职要按任免权限规定办理⑥。”
后来，粟裕还以要进一步核实为名，将他们的材料全扣了下来，始终未曾上报，宋时轮和钟期光由此得以保留职务。（本文选自《名将粟裕珍闻录》，作者张雄文，山西出版集团2009年12月版。）
来源：掌上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