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孝宗赵眘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七世孙。自宋太宗赵光义通过"斧声烛影”密谋即位后，皇位一直在太宗一系传承。宋高宗独子过早天折，朝中不少官员建议他从太祖的后裔中挑选继承人。绍兴二年（1132年），高宗选中6岁的赵眘，养育于宫中。赵眘36岁时被立为太子，同年登基，宋朝的皇位又重新回到太祖一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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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孝宗赵眘

宋孝宗赵眘的救赎

据说岳飞某次觐见高宗后遇到了年少的赵眘，不禁感叹："中兴的基业，大概就在这孩子身上吧r此后岳飞还两次请求高宗立孝宗为皇储，可知岳飞早已看出了他要恢复中原的远大志向。绍兴三十一年(金大定元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迁都开封，发动南侵战争。当时，朝中多数大臣主张逃跑，时年35岁的孝宗十分气愤，主动上书请求领兵与金人决战。但经过老师史浩的提醒，为了避免高宗疑心，他再次上书，请求在高宗亲征时随驾保护，以表示自己的孝心与忠心。

战争初期，金军在淮西渡河，如入无人之境。但由于完颜亮的南侵不得民心，金朝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愈加尖锐。宗室完颜雍发动政变，自立为帝，是为金世宗。完颜亮已无后路可退，决定孤注一掷，准备从采石(今安徽马鞍山境内)渡过长江。督军虞允文在危难中带领南宋军民击退了完颜亮的进攻，赢得了采石之战的胜利。随后，完颜亮在溃逃途中被部下杀死。金世宗是金朝历史上少有的明君，他认为自己刚刚登基，统治的基础还没有巩固，而金朝境内起义、叛乱频发。为避免两面作战，金世宗下令撤兵，并派使者与南宋议和。这是南宋趁虚反攻金朝，或者争取平等地位的绝好时机，一时间主战派呼声四起。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迫于主战派的压力，宋高宗将皇位传给太子赵眘，自称太上皇，移居至德寿宫。高宗表面上退位，实际上只是换了一种身份继续影响南宋的政局，其主和立场也没有本质上的改变。孝宗对养父抱有很深的感情，不愿违背高宗的意愿，招致父子失和的尴尬，因此并没有直接表达主战的意图。但在处理政务时，孝宗却一反高宗的做法，或明或暗地实施了几件笼络人心的事情。孝宗起用主战派老将张浚，平反了岳飞的冤案，又驱逐了秦桧的党羽，同时还积极联络北方抗金义军。宋孝宗显露出的主战决心，极大地鼓舞了南宋军民抗击金人的士气。

孝宗北伐

另一方面，南宋方面的犹豫不决给了金朝喘息的机会。金世宗镇压了国内叛乱后，对宋朝的态度也逐渐强硬起来。金人向南宋索取岁币以及海、泗、唐、邓、商五州之地，即现在的江苏连云港，江苏盱眙，河南南阳、邓州，陕西商洛，被新上任的张浚断然拒绝。金朝便屯兵在安徽宿州一带（今虹县、灵璧），摆出一副马上要进攻南宋的架势，南北局势骤然紧张。张浚主张先发制人，立即进行北伐。此议一出，马上招来了主和派的反对，其中反对最强烈的是孝宗曾经的老师、右丞相史浩。

开封岳王庙

孝宗即位之初的一些改弦更张之举，如为岳飞父子平反昭雪，联络中原豪杰等，都得到过史浩的积极支持，他还向孝宗推荐了陆游等有识之士，但这些做法并不是为了恢复中原，而是为了维持南宋偏安的现状。史浩认为，北伐劳师费财，南宋又兵弱将庸，主动出兵是冒险之举，退守长江以北，静观金人之变，才是最为稳妥的办法。他与张浚辩论五曰，最终未能说服张浚。此时的孝宗正锐气十足，虽然他曾一度在史浩的阻拦下有所犹豫，但经过张浚的鼓励和支持，又坚定了北伐的决心。当年四月，孝宗为了避开主和派的干扰，绕过三省、枢密院，直接命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兵北伐。

北伐初期，宋军接连取得胜利，收复了宿州等淮河以北的大片土地。然而在取得胜利之后，主帅李显忠产生了轻敌心理。更为严重的是，宋军将领间出现了矛盾。邵宏渊为人心胸狭隘，争强好胜，不甘心位居李显忠之下；张浚又没有及时制止邵宏渊，导致宋军失去了统一指挥。金朝趁机调整战略，派大将纥石烈志宁率军反击，李显忠与金军激战失利，宋军各部相继溃败，最终大败于宿州北部的符离。孝宗所寄予厚望的北伐战事，仅仅开始了二十天便草草宣告失败。

北伐失利给主和派留下了攻击主战派的口实，他们再次活跃起来，纷纷上书弹劾张浚，要求与金人重开议和。德寿宫的太上皇高宗也不断敦促孝宗答应金人要求，尽快达成和议。迫于内外压力，孝宗不得不作出让步。隆兴二年（1164年）十一月，南宋遣使前往金营求和，提出新的和议条款，基本满足了金人的无理要求。金世宗也希望"南北讲好，与民休息"，既然已经取得了实质性的好处，军事手段就适可而止，于是同意和议条款。十二月，宋、金正式签订和约，史称"隆兴和议"。

北伐遗恨

孝宗虽然迫于形势与金人媾和，但内心恢复中原的强烈意愿并没有因此彻底消失。鉴于张浚仓促北伐而导致失败，孝宗对用兵之事变得谨慎了许多，于是他集中精力进行各种必要的战前准备，等待时机再图克复中原。

孝宗首先大力整顿军政，提高军队战斗力。从乾道二年（1166年）到乾道六年（1170年），他先后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阅兵活动，这是南宋建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举动，对鼓舞士气、振奋民心有其积扱作用。除亲自校阅军队外，孝宗还规定各地驻军每年春、秋两季集中演习，破格提升练兵成绩突出的将佐，重赏武艺出众的士卒。中央禁军兵员冗滥，无法充当作战主力，孝宗对其进行拣选，裁汰老弱，补充强壮的兵员，迅速提高正规军的战斗力。宋孝宗还重视利用民兵力量，恢复了淮东地区的抗金民兵万弩手，将其改名为神劲军，规定每年八月到次年二月集中训练，为两淮前线增添了一支生力军。

孝宗要再次北伐，亟待解决将帅人选的问题，但随着张浚、吴璘等人相继去世，可以依赖的主战派大臣却越来越少。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曾大败金兵，表现出杰出的军事才能，而且他力主以武力恢复中原，与孝宗的目标不谋而合，是领导北伐的最合适人选。乾道三年（1167年），孝宗任命他为知枢密院事，接替吴璘出任四川宣抚使。虞允文在四川练兵讲武，发展经济，卓有成效，巩固了南宋的西北防线，为再次北伐时出兵川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乾道五年（1169年）八月，孝宗召虞允文入朝，命他掌握军政大权。虞允文一方面在财力、物力、兵力上积极为北伐作好准备，另一方面，他建议孝宗遣使赴金，要求修改隆兴和议中部分侮辱性的条款。乾道六年（1170年）闰五月，孝宗派范成大出使金国，提出归还河南陵寝之地和更改接受国书礼仪的要求，遭到金世宗和金朝群臣断然拒绝。尽管范成大与金人据理力争，毫无惧色，但最后还是无功而返。

虞允文虽然是北伐的坚定支持者，但实际上他心中顾虑重重。孝宗在隆兴和议签定前，对于和战的态度总是摇摆不定，最终在太上皇和主和派的压力下，接受了屈辱的和约。虞允文对此记忆犹新，一旦再次北伐，他担心孝宗又会如法炮制，随时改变主意，使北伐半途而废。另一方面，孝宗十分宠幸东宫旧人曾觌等奸佞之辈，这也令虞允文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万一北伐不利，自己势必遭到朝野上下的围攻，甚至会有杀身之祸。乾道八年（1172年）九月，他辞去相位，再次出任四川宣抚使。

临行之前，孝宗要求他到四川后立刻出兵，与江淮军队会师于河南，虞允文忧心忡忡地说："我担心陛下届时未必能够配合。"孝宗当即表示："如果你出兵而朕犹豫，就是朕有负于你；如果朕已举兵而你不率兵行动，就是你有负于肤！"然而，孝宗这番慷慨激昂的话并没有打消虞允文的顾虑。虞允文在四川任上时，孝宗任命了坚决反战的梁克家为宰相，牵制和阻碍了虞允文的行动，更增加了虞允文的担忧。他到四川后，虽然积极备战，但却一再推迟出兵时间。乾道九年十月，孝宗手沼虞允文，催促他早曰出师，虞允文以"军需未备"为由，要孝宗"待时而动”，实际上拒绝了孝宗的要求，从而使孝宗恢复中原的计划又一次落空了。

淳熙元年（1174年）二月，虞允文因操劳过度去世，这对孝宗的中兴大计和北伐信心无疑是沉重的打击。南宋再也找不出像虞允文那样坚决主战又有才能的大臣，主战派不少将领已经亡故，尚还在世的大臣也日趋消极保守，更不要说主和派官员了。面对朝廷上下安于现状的主流心态，孝宗既痛心疾首又无可奈何，自己恢复中原的远大抱负无从施展，昔曰的锐气渐渐消磨下去，暮气日重。孝宗在位后期，内外政策都转向平稳，南宋朝廷又陶醉在了“中外无事"、偏安一隅的升平景象之中。

北伐失败

北伐是孝宗即位之初的一件大事，北伐草草失败后，他就开始着手整理内政，革除南宋初期以来政治上的种种弊端。孝宗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严明考核制度，加大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力度，他甚至亲自任免地方中下级官吏。南宋建立以后一直面临财政拮据的问题，孝宗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还经常召集负责财政的官吏，详细询问各项支出和收入，认真核查具体账目，稍有出入，就一定要刨根问底。为了改变民贫国弱的局面，孝宗非常重视农业生产，不仅每年都亲自过问各地的收成情况，而且十分关注新的农作物品种。一次，范成大进呈一种叫"劫麦”的新品种，孝宗特命人先在御苑试种，发现其穗实饱满，便下发到江淮各地大面积推广

孝宗是南宋时期最有作为的皇帝，他的勤政也确实达到了集中皇权的目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种勤政也对南宋政治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一方面，皇帝大权独揽，使得许多原本该由臣下处理的政务，都要由他亲自裁定。文武百官只能俯首听命，少有自己的主见，导致朝政僵化。另一方面，孝宗理政过于繁琐，忽视了治国的大政方针。他把太多的精力放在了细枝末节上，对于重大决策反而不经深思熟虑就贸然施行，稍有挫折又马上收回成命。这种朝令夕改、反复犹豫的为政作风也是导致恢复中原计划最终落空的原因之一。因此有人评价孝宗"志大才疏"，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孝宗为了控制朝政，采取了许多制约权臣的措施，这导致了官员不能齐心协力、共同为南宋的稳定与发展提供助力。为了防止权臣的出现，孝宗在位期间频繁地更换宰臣，导致有能力的宰相也不能长期执政，难以施展才干。在宰臣的具体人选上，孝宗恢复了宋代立国以来"异论相搅"的祖宗家法，提倡宰臣之间存在不同的政见，让他们互相牵制。宰臣们不能团结合作，虽然有利于控制朝政，但却给孝宗的中兴大业带来了极其严重的负面效应。孝宗两次计划北伐时，都分别任命主战派和主和派为左、右二相，导致宰臣间产生巨大分歧，主和派屡屡破坏主战派的布署，束缚了主战派的手脚，严重影响了北伐进程。除了宰臣内部的互相牵制，孝宗还重用自己登基前的部下来制约大臣。这些旧部们往往倚仗自己东宫旧臣的身份作威作福，导致朝政混乱。

宋孝宗一生笃行孝道，侍奉高宗如同侍奉亲生父亲一般。宋人在回顾孝宗的中兴之业时总结说，恢复中原之所以不成功，不仅是因为当时缺乏主战派人才，国贫兵弱，而且也因为孝宗不愿违背高宗的意愿，被束缚了手脚。然而这样的一位孝子，却没有从亲生儿子那里享受到应有的天伦之乐。孝宗的继承人光宗患有精神疾病，对父亲怀有猜忌之心。孝宗禅位给他后，他一直拒绝与孝宗见面。绍熙五年(1194年），孝宗病重，自觉不久于人世，还想在离世前见儿子最后一面，但光宗仍旧无动于衷。孝宗最终抑郁而亡，享年6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