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世难寻,这注定是乱世
公元1069年,王安石变法在一片反对声中开始了。
仅仅五年后,天大旱,久不雨,一位小吏郑侠绘下《流民图》冒死递给宋神宗,这个一心想要变法图强,造福于民的28岁小伙子看罢潸然泪下。紧接着司马光又上《应诏言朝廷阙失状》。至此,这场变法的最强有力支持者,宋神宗开始动摇了,他开始怀疑自己力排众议一直推行的新法带领人们走向的到底是盛世还是乱世。
公元1074年,王安石首次罢相。
公元1076年,王安石二次罢相,新法条令陆续被废止。
公元1085年,年仅38岁的宋神宗带着郁闷、遗憾,带着他未实现的盛世梦永远的离开了。也是这一年,宋哲宗即位,在高太后、司马光等人的领导下,新法几乎全部废止,守旧派开始了对变法派的疯狂反扑。此后两派之间权力的天平反复倾斜,党争之激烈甚至不亚于后来的明朝中后期。不过斗来斗去的结果是原本就内忧外患的北宋更加满目疮痍,痛苦的挣扎中等待着压垮它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这一切都与宋神宗即位之初规划的盛世蓝图背道而驰。
天下开泰,八方来朝,每个人心中都有自己认可的盛世,汉初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满清康乾盛世,这些是实现了的,看得见的盛世自然有许多人去评说。然而今天笔者想和大家聊一聊一位君王和他未尽的盛世。
这个皇帝不好做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代周立宋,说是建立北宋,实际上也就是以后周为基础的中原这么一块地方,南面还有南唐,后蜀,南汉这些割据政权,北边的燕云十六州又被死死的攥在辽人手里。比起前面皇帝开国,赵匡胤这种没有流血牺牲自上而下的立国方式颇为独特,或者说是一个奇迹,但也正是因为前期没有经历流血,才为北宋留下了巨大隐患。后面经过太宗,真宗的一番折腾,非但燕云十六州没夺回来,反而吃了不少败仗,最后又签了澶渊之盟,每年给辽国大量金银、布帛,茶叶,算是彻底给这个新生政权打下了“弱宋”的标签。
至于仁宗,倒是一位难得糊涂的好皇帝,在位几十年的时间里北宋无战事,他的难得糊涂的确让自己过了几十年的安生日子,但很多问题都是在这个时段开始积累,等到后面皇帝上位的时候才暴露出来。其中西夏就是在仁宗时期建立的,后来的事实证明真正折磨了北宋大半个时期的外伤不是辽而是这个西夏,所谓“西北望,射天狼”说的就是西夏。所有的这些都是宋神宗需要面对的外患。
宋太祖开国,为后世子孙立下三条规矩,核心之一就是不杀读书人,从而奠定了北宋文人文官的崇高地位,为北宋经济文化繁荣立下不世之功。但往远了看,这一重文抑武的国策也带来了很多负面影响,一方面造成文官队伍臃肿,一方面为了抑武又搞出禁军制度,更戌制,不但造成军队数量严重过剩,而且战斗力低下,北宋每年要为这样一支庞大的文武官员队伍支出大量金银。冗官、冗吏、冗兵,三冗之下,北宋财政年年入不敷出。低效率、财政赤字、沉重赋税,凡此种种,是为内忧。
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
皇位传至神宗,帝国机器俨然生锈,换做一个糊涂皇帝,或者消极怠工,或者继续混混度日,把问题留给下一位接班人就是。但神宗皇帝并不是这样的人,这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一心想要励精图治,虽不敢比肩尧舜,但也誓要还百姓一个清平盛世。于是就有了前文所说的那一幕,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在神宗的支持之下开始推行变法。
至于结局大家都知道了,神宗一心一意地以为变法正在向自己向往的太平盛世靠拢,结果不但是变法惨遭失败,而且党争的天平彻底失调,此后变法派与守旧派之间互相倾轧,争着争着,他们早就忘记了为苍生立命的初心,一切以扳倒对方为准则。
- 《流民图》
1074年春,天久旱不雨,京城开封之外到处都是流民,庄稼歉收,税赋沉重,一幅《流民图》是当时底层百姓悲惨状况的最真实的写照。这里面当然有新法的过失,但守旧派将这都归因于王安石变法,接机将它作为扳倒变法的筹码,除此之外对于赈灾似乎也没有什么切实可行的办法。而王安石的表现让人也很失望,面对哀鸿遍野的惨况,他用“灾害总是常有”的说辞蒙混过关,想的是怎么应对政敌的弹劾,而非如何纠正变法出现的失误,改善民生不堪其扰的事实。
也许面对流离失所、卖儿卖妻的一众流民,只有宋神宗的眼泪才是真的,至于变法派和守旧派更多考虑的还是其背后的政治博弈。
- 拗相公和司马牛
拗相公和司马牛,前者指王安石,后者指司马光,他们分别是变法派和守旧派的领袖,至于这两个外号,是时人根据他们的性格给取的,真可谓名至实归。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对于变法,王安石是坚决要进行到底的,而且他坚信自己的政策都是正确的,他自信自己站在了最高层。可事实是他的很多改革内容都是存在问题的,然而对于别人的忠言他统统不听。无论是苏东坡提意见,司马光提意见,还是韩琦提意见,只要与自己的看法相左,最后都遭到了贬谪。
王安石当权时,反对变法无效后司马光闭门不出,潜心修著史书。1085年神宗去世,哲宗继位,司马光在高太后的支持下拜相,开始废止新法,清算变法派。刚开始还是本着纠正新法错误的出发点,发展到后面则是无论正确与否,统统废除,凡是新法提倡的,全部都要反对。甚至连本阵营的苏东坡提出正确意见也遭到了贬谪。
而这两位领袖的做法,基本代表了变法派和守旧派的做法,后来两派轮番掌权,互相清算,朝廷人浮于事,做实事的人越来越少,搞党争的越来越多。
呜呼哀哉,不知道神宗泉下有知,该会作何感想呢?“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知道那些在党争中不亦乐乎的士大夫们看到自己的豪言壮语会不会自惭形秽呢?
时势造英雄,英雄难以造时势
很遗憾,这位一心想着变法图强,开创盛世的皇帝最终并没能实现自己的盛世蓝图,反倒是落下了“宋名亡于徽宗,实亡于神宗时期党争”的骂名。变法之初心乃是追求盛世,结局却是把北宋带向了乱世漩涡。
汉初无为而治尚且可得文景盛世,而宋神宗,天性孝有,小心谦抑,不治宫室,不事游幸,历精图治,最后没能造就盛世还是非常可惜的。比起那些沉溺于花天酒地,是非不分,疏远忠臣,闭塞言路的皇帝,你很难去说宋神宗不是一位好君王。对于这场轰轰烈烈的变法图强运动,史官说“帝终不觉悟,自是邪佞日进,人心日离,祸乱日起”,笔者觉得这其实对宋神宗挺不公平的。
所谓时势造英雄,而个人在历史大环境下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去成就时势。最终没能给百姓带来更好的生活,究其原因不在于到底该不该变法,事实上无论怎么做,都会有不同的意见和声音出现,争论的目的应该是采纳正确的意见,君臣之间求同存异,力往一处使,而不是无休止的内耗,这才是盛世的正确打开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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