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濂，又称景濂，号潜溪，著名政治家、文学家，一代大儒，大明朝开国大臣。

元末明初，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或许是中国文化史严冬一般的时期，元末腐败横行，儒家文化严重边缘化，直到农民战争大起，文化的考验，惨烈的战火烧遍大江南北，这段英雄辈出的岁月，却是中华文明结结实实的浩劫。

而宋濂，便生长在这浩劫里，在那个学问一文不值的时代，宋濂偏偏满腹经纶，他早年闻名天下却隐避归山终不仕元，人到中年应朱元璋所邀出山辅佐，大明初建，百废待兴，宋濂一生所学，终于灿烂绽放。

另外一说，如今我们在众多影视中所看到的宋濂，除了教太子读书的场景外，似乎并没有其他的印象，但事实上，放在历史上，宋濂可以说是大明不可或缺之重臣，亦是中华文明的振兴者。

正道年间学者廖道南在《殿阁词林记》中将宋濂评价为大明开朝的祥瑞之人：

天降时雨，山川出云。国家将兴，必有祯祥。若景濂者，非天启之以翊初运者乎？

郑晓《皇明名臣记》记载了明太祖朱元璋对宋濂说的一句话：

朕以布衣为天子，卿亦起草莱列侍从，为开国文臣之首，俾世世与国同休，不亦美乎？

可以说，宋濂在当时可谓受尽极宠，可谁又能料到，这份惠及子孙的恩宠最后却受胡党之狱牵连带来大祸，宋濂全家难以幸免，在太子和马皇后的力保之下，宋濂逃过一劫，被徙至四川茂州，最终卒于夔州，让人不胜唏嘘。

可以说，宋濂受过无上荣宠，亦受过无限屈辱，而他一生，又不可谓不伟大，曾经文化惨淡的大明朝，因为他而建立了成熟的科举制度，不可计数的文人士子也因他走上历史舞台，欣欣向荣的文化，追根溯源，宋濂是最沉默的奠基者。

博闻强识，少有才名

1310年，宋濂生于一个官宦世家，祖父宋守富官拜太常少卿，父亲宋文昭在至正时期官至礼部尚书，家世看起来相当不错，无奈生逢乱世，这样的家庭也未能给他的人生路增添一点点便利。

宋濂为其母怀孕满七月而生，早产体弱，宋濂幼时多病，“每风眩辄昏迷数日”，幸好母亲对他无微不至的照料才保他幼年无痛无灾。

也正因为少年体弱，宋濂自小便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读书学习上，并表现出惊人的天赋，《明史》中有记载：幼英敏强记，就学于闻人梦吉，通《五经》，复往从吴莱学。

宋濂六岁时，便能一日便读完唐人李瀚编著的《蒙求》，其后日记两千言。九岁能作诗，人称“神童”。十五岁时，六里人张继之听说宋濂善记，邀请他到自己家中，问多少日可通背四书经传，宋濂说只需一周。张继之不信，随机抽取杂书、稗记等五百言要求宋濂背诵，宋濂一字不漏地背下来。张继之大为惊异，对宋濂的父亲说：这个孩子天分非凡，应当让他随名师学习。

稍长大后，宋濂受业于闻人梦吉、吴莱、柳贯、黄溍等人，这几位可以说是当时文坛有名的大家，而宋濂也受几位老师影响颇深，后来宋濂在《浦阳人物记》及《金华黄先生行状》中对几位老师尤为尊崇，不乏溢美之词。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宋学士全集》提要中对几位也有夸赞：

元末文章，以吴莱、柳贯、黄溍为一朝之后劲。濂初从莱学，既又学于贯与溍，其授受俱有源流。又早从闻人梦吉讲贯五经，其学问亦具有根柢。

可以说，宋濂后来之所以能与刘基、高启并称为“明初诗文三大家”，与他少年时接受到名师的教育是分不开的。

拒不仕元，转而问道

像宋濂这样的知识分子其实还是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观念，但宋濂的政治眼光却格外独到，当时已至元末，多地农民义军已经揭竿而起，元朝势必气数将尽，因此宋濂并没有打算跟着元朝走向穷途末路。

1349年即元顺帝九年，学成之后的宋濂已经具有一定名气，并受到很多人举荐，顺帝召他为翰林编修，宋濂以奉养父母为由，辞不应召。

第二年，宋濂为避元朝廷召见隐居龙门山，入仙华山为道士，实则上山写书，此举其实跟刘伯温有很大关系，刘伯温曾在《送龙门子入仙华山辞序》中促他入山：

龙门先生既辞辟命，将去仙华山为道士，而达官有邀止之者。予弱冠婴疾，习懒不能事事，尝爱老氏清净，亦欲作道士，未遂。闻先生之言则大喜，因歌以速其行。先生行，吾亦从此往矣。他日道成为列仙，无相忘也。

宋濂没能修道成仙，却成为了大明朝的开国文臣，当时在元朝廷为仕的刘伯温没有想到，后来宋濂会和他一起成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左膀右臂。

应诏仕明，教授太子

元至正十八年，朱元璋打下了婺州，转年其将婺州改为宁越府，同时任命王宗显为知府，于是就派人将宋濂等人找来，聘其为经师。

第二年，在李善长的推荐下，《罪惟录》中记载“帝曰：‘吾徐将军，淮阴无以过。即安得留侯者？’对曰：‘金华宋景濂可为博物洽闻，兼通象纬。’帝曰：‘以孤所闻，通象纬者莫如青田刘基。’自是二公合举王业。”从此，宋濂与刘基共同成为了朱元璋手下的左膀右臂。《明史》中讲到了他们两人的分工：“濂长基一岁，皆起东南，负重名。基雄迈有奇气，而濂自命儒者。基佐军中谋议，濂亦首用文学受知，恒侍左右，备顾问。”刘基主要是军事谋臣，而宋濂的作用就是文臣。

同年七月，宋濂又被任命为江南等处儒学提举。十月，奉命为朱元璋子朱标教授“五经”，后又参与修撰起居注。也正是那个时期，宋濂与太子朱标建立下深厚的师生情谊。

开国之初，两修元史

1368年，朱元璋开国号洪武，同年十二月，下诏撰修《元史》，命宋濂及王袆为总裁官。

说到宋濂与王袆，当时朱元璋对二人皆有很高评价，认为宋、王二人各有所长，对王袆说：

学问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朱元璋是一个急性子，开国之初便撰前朝史，其心态也是昭然若揭，王春南在《宋濂评传》揭示了其中原因：

除了总结历史经验之外，修纂《元史》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宣告元朝作为一个朝代已经结束，新建立的明王朝‘天命’所归，人心所向，以便绝了元朝残余势力复辟故元之心。

出于这种原因，朱元璋对撰修《元史》催促得十分紧迫，宋濂等人仅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将百万余字的《元史》修成。

1370年，因欧阳佑等儒士采得元朝事迹还朝，朱元璋遂于二月初六开局续修《元史》，仍命宋濂及王袆为总裁，至七月一日，全书告成。

尽管两次修订，《元史》仍然有不少的缺点，比如说本史没有修《艺文志》，余外的错误、重复、牴牾之处不少。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除了时间紧迫，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元朝的史料大多是用蒙文书写，而宋濂不认识蒙文，虽然当时也请了一些人做翻译，可是翻译出来的文本，其准确度和真伪，宋濂也完全无法鉴别，这才使得到了民国年间，柯劭忞重新写了一部《新元史》。

谨小慎微，极受隆宠

作为大明朝开国辅佐之臣，除了修撰元史之外，朱元璋所发布的重要命令和规章制度等大多出自宋濂之手，《明史》本传上称他：

在朝郊社、宗庙、山川、百神之典，朝会、宴享、律历、衣冠之制，四裔贡赋、赏劳之仪，旁及元勋巨卿碑记刻石之辞，咸以委濂，屡推为开国文臣之首。

明初的重要文献，如《大明日历》《皇明宝训》《大明律》《洪武圣政记》等，也均出自宋濂之手，从这个侧面也看出朱元璋对他的重用。《翰林院承旨诰文》中说：

文者翰林院尚未有首臣。朕于群儒中选，皆非真儒人，各虚名而已。独宋濂一人侍朕左右，十有九年，虽才不兼文武，博通经史，文理幽深，可以黼黻肇造之规，宜堪承旨。

常伴君王两侧，宋濂有着自己的处事法则，十分谨慎检点，有所陈说，毫不文饰隐蔽，坦诚而透明。《玉堂丛语·卷五》中有记载：

宋景濂性慎密，禁中问对语，绝不以告人。

郑晓在《皇明名臣记》也有说：

上喜公善谏，公深密不泄禁中语，有奏，辄焚稿。尝书‘温树’二字室中，或问朝廷事，指二字不对。

对于这样规规矩矩的幕僚，朱元璋是很满意的，当着朝廷众臣赞誉宋濂：

古之人太上为圣，其次为贤，其次为君子。若宋景濂者，事朕十有九年，而未尝有一言之伪，诮一人之短，宠辱不惊，始终无异。其诚所谓君子乎？匪止君子，抑可谓之贤矣。

可以说宋濂得到了朱元璋莫大的肯定，以至于一家三代均在朝为官颇受重用，“祖孙父子，共官内庭，众以为荣。”宋濂有感皇恩，时常告诫子孙要“诚敬忠勤”：

上德犹天地也，将何以为报？独有诚敬忠勤，略可自效万一耳。

伴君如伴虎，纵然收到极高的恩宠，宋濂自始至终都谨小慎微，曾几番提出要辞职还乡。明洪武十年，宋濂六十八岁，朱元璋答应了他的请求并赐给他了一种名为“绮”的绫罗绸缎，并说：“藏此绮，俟三十二年后作百岁衣也。”言外之意，则是希望宋濂长命百岁，君臣之间，如此说来这是何等的恩宠。

可没有人能料到，就算恩宠如斯，宋濂却还是没能躲过君臣之祸。

休而归乡，老而罹祸

退休之后，他愈加谨言慎行，布衣蔬食，如同贫士一般，埋首读书著述，两耳不闻窗外事，有林下之风，后来，王袆在《宋太史传》中对宋濂有描述：

景濂状貌丰厚，美须髯......性疏旷，不喜事检束，宾客不至，则累日不整冠帻。或携友生徜徉梅花间，索笑竟日；或独卧长林下，看晴雪堕松顶，云出没岩扉间，悠然以自乐。

同乡弟子郑楷在《宋公濂行状》亦写道：

先生惟刻意为学，自少至老，未尝一时去书不观。及致政归青萝山，辟一室曰‘静轩’，终日闭户纂述，人不见其面。戒子孙毋至城市……或谈及时事，辄引去不与语。

他自以为俯仰无愧，闭门读书，不问时事，当然是想避开是非，然而儿孙尚身处官场，想远离政治，但政治却并没有放过他。

洪武十三年，宋濂的长孙宋慎牵扯到了胡惟庸案，也就是后世所说的胡党之狱，宋氏一家全部被捕入狱，而后宋慎被杀，宋濂也被定为死罪。

​受到宋濂多年教育，对师父尊崇备至的太子朱标，得到消息，大惊失色，流着眼泪向父皇求情，甚至以自杀相逼，加之马皇后也为之说情，朱元璋虽刚愎自用，却也惧内，迫不得已赦免了宋濂的死罪，将宋濂全家流放到茂州。

虽说为开国前臣，流放之途却未得到丝毫礼待，宋濂作为罪犯在兵丁押解下长途跋涉，不论行路还是坐下歇脚，都不能打开枷锁，对于一个年逾七旬的老臣来说，这是何等的耻辱！

果不其然，不久之后，宋濂便在夔州一命呜呼。

曾被太祖高皇帝推崇为“君子”、“贤者”、“纯臣”的宋濂，最终却“不能获于正寝”，宋濂的逝去让人实在惋惜，当时夔州的官员都前来赠赙哭祭，方孝孺耿耿于怀，难以直言，在祭文中含蓄地说：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识可以鉴一世，而举世不能知公之为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获于正寝；德可以涵濡万类，而不获盖其后昆。

是非难论，伟绩不朽

如今我们思及宋濂，其实也很难理解在开国初便立下赫赫之功的开国元老，何以落到这样的下场。

或许可以从一件小事找到答案，宋濂在退休时，朱元璋送了意味深长的两句诗：“白下开樽话别离，知君此后迹应稀。”

常人看来似乎只是简单的留别之语，可若细细一看，“迹应稀”三字格外耐人寻味，此外，太祖高皇帝还有一声叹息：“今四夷皆知卿名，卿自爱”，这样一看，所谓的留别，所谓的提醒，却还是一句隐晦的警告，太祖的意思其实显而易见，不外乎是让宋濂避开朝堂，不论政事，毕竟，作为伴君二十余年的内阁大臣，宋濂知道的太多了。

宋濂没有多想，隐退还留有余忠，他回应了两句：“臣身愿作衡阳雁，一度秋风一度归。”此后果然每年到南京朝见一次，还经常写信给太子，以师父的身份给予指点。

我想，这或许成为了他晚年罹祸的因素之一，焦竑在《玉堂丛语》中也有类似猜测，他认为宋氏之祸，在于“乃讳迹焉”，隐喻宋濂没有遵守“此后迹应稀”的旨意，招致大祸。

当然，所有的是非早已说不清楚，却好在，这样一位名臣，没有黯然消失在历史的车轮之下，1496年，宋濂身后百余年，四川巡抚马俊为宋濂上奏申诉，明孝宗经礼部商议后下诏恢复宋濂的官职，每年春秋两季在其所葬之地举行祭祀。 明武宗正德年间，宋濂获追谥为“文宪”。

而纵看宋濂一生，除了在开国建制所取得的政治成就，其最大的成就莫过于在文学及文化方面，宋濂因身居显位，又逢明初开国盛世，其文风淳厚飘逸，与刘基均以散文创作闻名，并称为“一代之宗”。张王治在《宋景濂先生未刻集》中有评价：

如金华宋文宪先生为胜，国初一代文章之冠。

此外，继元开明，蒙汉文化交替之际，宋濂对于文化的恢复功不可没，大明朝的国子监教育制度，是他亲自制定，大明朝的皇家图书馆大本堂，是他亲自主持，还有大明朝的科举考试规则，这个规则曾经受尽诟病，但有一个贡献，却是历史公认：降低了科举门槛的大明朝，给了更多草根读书人机会，这一点，从诸多明朝名臣的草根身份上，早已印证。

是非功过自在人心，千百年来，我们很少再讨论宋濂所牵涉的那桩祸事，而他早已在历史中屹立不朽。

正是有了像宋濂这般为华夏之文化前仆后继者，巍巍中华五千年文化才得以如今天般绚烂绽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