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3年3月22日发生了令人哀叹的暗杀事件——宋教仁案。随之各大报社纷纷报到了这件轰动的暗杀案，甚至大都以同样发生在上海的陶成章案为鉴，认为是袁世凯所为……然而并非如此，宋教仁临死前到底说了什么，他似更信任袁世凯？
宋教仁（1882—1913），字初（又作钝初），号渔父，湖南省桃源县人，1882年4月5日出生于桃源县上坊村湘冲一户有不愿与清王朝合作传统的书香之家。童年爱好武术，就读乡塾，天资聪颖。少年时代具有强烈的爱国情感，闻甲午战争失败、台湾等地割让日本，痛哭流涕赋诗：“要当慷慨煮黄海，手挽倭头入汉关"，立誓长大“文不借笔，武不借刀”。17岁入漳江书院读书，受进步山长教诲和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思潮激励，萌发了“实行革命，推翻专制皇帝，建立一个民众作主之新国家”思想。宋教仁是国民党代理理事长，中华民国政治家。他是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影响大、有特色的人物。1904年，与黄兴等创立国内最早的革命团体华兴会，任副会长。继而与胡瑛在武昌创建科学补习所，并负责常德路武装起事。当他回家卖田产以筹措革命经费时，长沙路起事败露，遂逃到日本留学，组织创办《二十世纪支那》杂志，当时起到了扭转各树一帜的地方性倾向、统一反清口号、凝聚革命力量的旗帜作用。同盟会成立后，他任司法部检事长和《民报》庶务干事兼撰述。其时，革命党人多注意学军事，他认为“满清脆弱易破坏，而言治者今犹无闻，吾党不得辞其责”。他转入东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注重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和法律制度、议会等的潜心研究。
他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革命活动家。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沙俄占据中国东北，陈天华投海以死激励留学生斗志，他便以中国留学生总会馆评议员身份与胡瑛等挺身而出，领导留日学生斗争，显示出“非徒有破坏力且有建设力”的革命家才干。
最有可能暗杀他的并不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而真凶另有其人……
宋教仁被活活痛死
1913年3月20日晚上，32岁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应袁世凯的邀请前往北京，在上海沪宁火车站乘车时遭遇枪击，于 3月22日凌晨在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去世。
凶案发生后，国民党方面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军政实力和情报系统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一派人，紧急展开针对应夔丞和武士英的缉凶活动，并且调动报刊资源宣传造势，将这桩并不复杂的刑事案件，逐步升级为“二次革命”。案件本身的证据链条及事实真相，反而被人为地掩盖屏蔽了起来。
宋教仁案发生后，国民党方面的第一大报上海《民立报》，逐日报导了相关方面对于这桩政治凶杀案的调查取证情况。
“当时刺客似不止一人，因上车前，宋先生与议员诸君聚谈于国会议员招待室，其时曾有三人频频在室外窥探，……”等到将要开车时，拓鲁生、黄兴、陈勤宣由正门出来，宋教仁与廖仲恺由偏门到售票室购票。
5个人会合之后，按照拓鲁生第一，黄兴第二，陈勤宣第三，宋教仁第四，廖仲恺第五的次序并排往剪票处走去。而宋教仁的身子恰好比其他人落后了半步，这样就给凶手行刺提供了方便。凶手的第一枪“其声甚微”，当“同人惊惶四望”时，中弹后的宋教仁先是在旁边的铁椅上靠了一下，然后便振作精神急忙赶往剪票处。
宋教仁呼喊道：“我已中枪矣!”凶手见第一枪已经打中，便侧身逃跑，逃跑途中又连放两枪。
3月24日，《民立报》报导了上海地方检察厅在宋教仁去世之后进行的医疗调查。由主治医生克尔品出具的医检报告介绍说，他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医院第一次见到宋教仁的时间，是3月20日晚上的11时15分。他通过剖腹手术为宋教仁取出子弹时，宋教仁的几个朋友都在场。第2天下午2时，他又主刀为宋教仁做了肠道缝补手术。到了3月22日早晨5时，宋教仁已经疼痛而死。“总之，宋君身体素来强健过人，可决其别无他病，确系因受枪弹，伤及小腹及大肠而死。又验视所中之枪弹，乃由后面平侧经过腰际方达腹部，此种枪弹，乃系极新式之手枪所发者。”
蒋介石曾向同志下手
凶手是谁？陶成章是与同盟会势不两立的光复会的副会长和实际负责人。同样发生在上海租界区的陶成章案，是宋教仁案的前车之鉴。
1911年11月4日的上海光复，是光复会的李燮和、同盟会的陈其美共同努力的结果。
11月6日，陈其美以暴力手段抢夺地方政权，成立沪军都督府并自任都督。光复会方面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光复军司令李燮和以为武昌起义不久，上海刚刚光复，全国形势未稳定，如果兄弟阋墙，要贻误革命全局。于是，李燮和率部转移到吴淞，公开宣布只承认苏军都督程德全的苏州军政府，所有上海地方民政、外交等事，均由苏州军政府处理。
同年11月5日杭州光复后，从南洋回国的陶成章被推举为浙江都督府参议。12月29日，陶成章已听说陈其美要采取暗杀行动。第二天，陶成章躲进上海法租界的广慈医院。1912年1月12日下午，沪军都督陈其美的结拜弟兄，沪军第五团团长蒋介石在光复会机关见到陶成章。两人的会谈非常融洽，陶成章当场写下了自己在广慈医院的住址。
1月14日凌晨，35岁的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被蒋介石伙同光复会内奸王竹卿持枪暗杀。该案一直没有进入依法侦缉、依法结案的法律程序。光复会在陶成章死后也逐渐瓦解。
宋教仁似更信任袁世凯
宋教仁遇刺后，上海《民立报》专门派出记者周锡三住院陪护。当黄兴来到医院病房时，宋教仁有“如我死后，诸公要往前做”的遗嘱；并且委托黄兴代拟一电，把更正式的遗嘱留给了袁世凯：“袁大总统鉴：……今国本未固，民福不增，遂而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
3月21日的《民立报》在《宋教仁之被狙击》中报道说：“当暗杀未发生数日以前，即说有人谋来沪行刺宋先生，宋先生亲闻此说，并得友人警告书多通，谓宋前至宁(南京)时，即有人潜随其后，意欲行刺……”另据杨思义在《宋案见闻》中回忆，有一天他和于右任、陈其美、宋教仁(钝初)等人在一起聚谈，陈其美插话说：“钝初，你不要快活，仔细他们会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你。”宋教仁回答说：“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呢，哪里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
在“宋先生亲闻此说，并得友人警告书多通”的情况下，国民党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军政实力和情报系统的陈其美，不是采取措施严密保护有望出任内阁总理的本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反而当面向宋教仁提出警告，这是极为不正常的一种现象。
以宋教仁对于国民党的深刻理解，最有可能暗杀他的并不是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反而是一心想退出宪政框架从事新一轮秘密暗杀及暴力的部分国民党人士。而且，宋教仁将比较正的政治遗嘱留给袁世凯，也是对这一点的反应。
缉凶过程疑点重重。据称参与暗杀阴谋的国民党人士应夔丞，曾经在3月23日下午与黄兴、陈其美、于右任等人一同出现在停放宋教仁棺材的湖南会馆。当天晚上他 就在前沪军都督陈其美派遣的本党人士王金发、陆惠生等人的协助配合之下，被租界巡捕抓捕归案。应夔丞被捕后，聘请外籍律师罗礼士为自己辩护。应夔丞向罗礼士说：“平日与宋教仁毫无嫌隙，并无唆使行刺，亦无暗杀政客思想……而武士英更不知为何人也。”《民立报》还介绍直接案犯武士英的追查情况：五马路六野旅馆，住在14号房中的山西人武士英，面目凶恶，身材短小，自称是云南军队的管带。但是他的生活非常拮据，经常外出向上海的名人讨路费和生活费。3月20日上午，忽然有一姓冯的人带着另外3、4个人，来到旅馆与武士英附耳密语。之后，武士英面露喜色，当即向住在隔壁的“某客”借钱外出。“某客”借给武士英小洋一角。武士英说：“不够，将至西门，路甚远也。”“某客”便拿出小洋三角。
晚上8时左右，武士英返回旅馆时，已换上一身新西装。他找到“某客”，炫熠般拿出几张10元钱的钞票说：“我今已有钱。”随即抽出1元钱的钞票给“某客”。“某客”吃惊地问：“你何必还给我这么多呢?”武士英回答：“我事成尚有千元。”说完就出门离开。刺杀案发生后，“某客”将此事进行举报。武土英此一极可疑之旅客，24日乃于应夔丞家被捕。
国民党方面的《民立报》这份报道中漏洞很多：作为已经受雇的凶手，曾经充当过职业军人的武士英不仅不隐瞒自己的行踪，还要故意炫耀自己已经和即将得到的杀人报酬。那个“某客”事后居然也没有去领赏金。
（武士英后被关押到上海海运局沪军六十一团的军营中，而该部队是沪军都督陈其荚的老部队改编而来的。当年4月，武士英在该军营里神秘死亡，据信是遭到灭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