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看点：宋宁宗登上大位，庆元党禁的发生，韩侂胄一手遮天

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史皇弟，今天给大家聊聊庆元党禁的事情。新皇宋宁宗登基之后，既要体现与前朝的延续性，又要表现新意。所谓延续性，就是留用前朝大臣，也正是他们，扶立了宁宗；所谓新意，就是更加增重这些大臣的地位，以示酬庸。赵汝愚由知枢密院升任右相，一同谋划此事的陈骙、余端礼各有酬奖，与留正、赵汝愚同任宰、执。赵汝愚又推荐朱熹任侍讲，召来杨简、吕祖俭等道学名士，朝中正士充盈，文官集团的地位似乎更稳固了。

朱熹

然而，报功酬庸却有不公之讥。争取郭杲，是赵彦逾之功；获得太皇太后的支持，是韩侂胄办成的。赵汝愚对彦逾说：你我都是宗室，扶持皇室是本分，难道还要求报偿么？对韩侂胄说：我是宗室，你是外戚，不要居功！然而，汝愚本人推辞一番之后，还是升任宰相了。而赵彦逾本来离执政仅一步之遥，立下定策之功，却未予升迁，反被遣去四川任宣抚使。临走时给宁宗递了一封名录，将一干道学名士指为汝愚同党。宁宗由是起疑。

赵汝愚

韩侂胄的官位提高不止一级，职务也由知阁门事迁为枢密都承旨，但是没有得到他想望的节度使，更未能实现干预朝政的目标。他倒是想亲近士大夫——当初士大夫一筹莫展之际正是他主动请缨，太皇太后才答应出面扶立宁宗。但是事过境迁，士大夫复以普通的“近习”待之。他几次在宰相公堂出没，被留正严词训斥：此地并非知阁每日往来处！侂胄被当头浇了冷水。赵汝愚更是视之蔑如，朱熹劝汝愚尽早着手对付韩侂胄，他却不以为意，认定侂胄掀不起大风浪。

韩琦碑

但是，侂胄不是普通的外戚，其曾祖为北宋名臣韩琦，母为高宗吴后之妹，妻为吴后侄女，其侄女又是宁宗皇后。其家族固然极有根底，与宫中的关系，更是深厚。赵汝愚既以处事不公而开罪他，又轻视他的力量。但汝愚旋即发现，侂胄反击之凌厉，完全出乎他的意料。汝愚当初借重他的力量，后来却不下力气统合他，露出排斥他的意思，但又没有予以全力打击，直接结果就是给自己树了劲敌。留正在光宗朝末，因抵制皇帝不过宫，“待罪”于城外。

宁宗

宁宗即位后，此举被攻击为“弃国”。宁宗本就对此不满，而留正又未参与扶立之事，皇帝不必顾惜他。韩侂胄略施离间之术，留正就被罢职外放，而汝愚因此势单力孤。汝愚本人是参与定策的，并且在道学家群体中享有崇高声誉，可视作当时舆论领袖，其地位不易动摇，但其性格中粗疏的一面自始至终影响着他。当他成功将宁宗推上帝位后，向人宣称，曾“梦孝宗授以汤鼎，背负白龙升天”，意思是孝宗转托他立了宁宗。遂有人以“伊、周、霍光”恭维他。但自魏晋以来，“行伊霍之事”绝非可以自夸的话，向来被视作篡位的前兆。更何况“梦孝宗授以汤鼎”，可以有更不堪的解释。与这个梦相配合，有太学生上书，要求皇帝“尊汝愚为伯父”，甚至外间传闻，军民要推戴汝愚。凡此种种，都证明汝愚本身已处在危机边缘。这给韩侂胄彻底击倒他，提供了机会。

孝宗

若止于向皇帝施加影响，还是不够的。一个尚未坐稳宝座的皇帝无理由地罢免深孚众望的宰相，这是不寻常的事。即使有理由，最好也是由其他人提出来。易言之，仅控制皇帝是不够的，在外廷也需培植势力。韩侂胄充分利用一种特殊的人事制度：皇帝任免台谏官可以出自“圣裁”，毋须经由外廷。这是皇帝用以制衡外廷实务部门的重要权力。侂胄也借用此道，先鼓动皇帝更换了几位台谏，将他的党羽安插其中，而后由他们以密集的弹章进行攻击。入手之处，便是汝愚“倡引伪徒、谋为不轨，乘龙授鼎，假梦为符”，“欲行周公故事”。

在宋代，时常有类似情景：不止一位台谏弹劾宰相，通常宰相觉得无颜再居此位，会提出辞职，且通常辞职会获得批准。汝愚被控以如此严重的罪行，也循常规请辞，并至城外浙江亭“待罪”。皇帝立即俯允其请。汝愚一派的在朝道学家，群起为之辩护。然而他们恰好正在赵彦逾递给皇帝的名录中，正应了“倡引伪徒”、结党而谋不轨的指控。于是辩护者也受到猛攻，纷纷远谪。而汝愚在韩党连续的弹击之下，受到进一步的惩处，被流放到靠近南岭的永州（今湖南永州市），途中病死于衡州（今湖南衡阳市）。

赵汝愚死后，韩侂胄为清除其支持者，复令台谏以“伪学”之名攻击道学名流。至庆元三年十二月，立“伪学”之籍，入籍者五十九人。次年五月，“禁伪学”。遂由科考不用“伪学”，在京之官不用“伪学”之徒，发展至禁止“伪学”之传播。朱熹仍在建阳考亭讲学，从者甚众，亦未被强行驱散。故而，所谓“禁伪学”主要在于将道学的影响驱出官场，这对道学的传播当然有很大影响。

韩侂胄

好在这一场迫害来去如潮，涨得快消得也快。颁布禁令后不久，与道学有点牵连的，已在朝廷销声匿迹，韩侂胄知足地放松了禁令，以和缓政治气氛。此时，他的势力已是如日中天，一般道学家者流，根本无法撼动他。他要将精力集中于更重要的事业，使本人的功业与地位相配。道学这才得到喘息之机，并于不久之后复振。

南宋石刻

宁宗登基之初看似如此强大的文人政治，怎么会突然分崩离析，立即发生韩侂胄的专政呢？文人政治是一种以文官统合其他力量的政治，但实际上未必是他们在掌控一切，至少皇帝的独立性始终无法排除，与文官格格不入但以皇帝心腹的身份起作用的近臣，有时会成为一股危险的力量。真宗朝以后，文臣尚能成功压制这股力量，但南宋初皇帝与文官集团不太正常的关系，尤其是孝宗朝以近臣助他掌控朝政，抬升了他们的势力，韩侂胄便是孝宗朝的曾觌、龙大渊、张说和光宗朝的姜特立的后辈。不过韩侂胄与皇帝的关系更为紧密，又是扶立皇帝的大功臣，非一般从龙之臣可比。特殊的机遇造就了特别强有力的近臣。当他带着宫廷的所有支持强势来临之时，文官集团便难以排斥他。

总结

当然，另一方面，文官集团自身也远非立场一致，赵汝愚所荐拔、且与他唇齿相依的，主要是无功受禄的道学中人。至如赵彦逾等有功的文臣，却被排斥。政场剧变引起的利益分配，反而导致文官集团的内部分裂，赵彦逾之类的大臣，也参与到韩侂胄的密谋中，而一群文官受韩侂胄抬举被安插到台谏的位置，开始对赵汝愚的猛烈攻击之时，文官的分化便完全表面化了。文官的分化不是一种新现象，至少在秦桧当权时期也曾发生过。

秦桧

不过这次不同的是，近臣获得皇帝的坚决支持，前所未有地占据了主动地位。它标志着弱势的皇帝对不同集团之间的关系无法应付裕如。然后，这或者也是非道学立场的专业官僚，依附于一位强势人物，与道学集团的交攻。这一点，在朱熹于宁宗面前攻击韩侂胄，惹得宁宗大怒之时，就正式开始了。而韩侂胄掌权以后，他所用的，主体不还是文官吗？他只是打破了文官政治的排他性。但他与他的党羽，确乎持有一种进取心且愿意付诸实施，这倒成了他与道学家们比较不同的地方。而在他失败之后，这种进取心，就成了不合时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