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唐宋八大家之一，与其父苏辙其弟苏洵并称三苏，一门三文豪，是为天下美谈。若论后世影响力，苏轼绝对排在前列，除了文学杰出之外，苏轼也是一个非常“接地气”的文豪，他的诗可以阳春白雪，也可以下里巴人；可以谈笑有鸿儒，也可以往来有白丁；可以曲高和寡，也可以雅俗共赏。

所以说苏轼对后世的影响，比起刘禹锡、王安石等人要突出的多，因为苏轼的文学作品更多的是贴切生活之作，在“俗”中又处处透露出“雅”，而刘禹锡等人则处处体现的是文人的风雅与清高，颇有些难以近人的感觉。

一、苏东坡由来

因为苏轼常混迹于市井之中，所以民间关于苏轼的典故也多，“东坡”一词便是起于民间，所以百姓又称苏轼为东坡先生。久而久之，苏轼便把“东坡居士”当作自己的号，也称苏东坡。

关于东坡的典故也很有意思，古语有言“君子远庖厨”，苏轼一代大文豪，本应该与厨房无缘，可偏偏他却热爱制作美食，后世流传的“东坡肉”便是苏轼所创，这也成为脍炙人口的一个典故。

关于“东坡”这个称号，按照史料记载，苏轼在被贬黄州之后，并没有因此而颓废，反而生活更加有热情，在居住地的东边开荒了一块菜地，平时无事不是与其他文人一样饮酒赋诗，而是耕种这块菜地，同时因为这块菜地在东边的小坡上，所以有了“东坡”一词流传。

二、苏轼躬耕东坡原因

上述说到，苏轼“东坡”之名起源于耕种东边菜地，那么为何苏轼一代大文豪会沦落到种地的地步呢？

这要从宋朝政治说起，宋朝初期重文轻武，强调经济和文学发展，抑制武将的成长，这直接导致北宋中后期积贫积弱，北宋政治局面动荡不安。这时王安石提出政治改革，从发展生产到强化军队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军队、农业的各方各面的改革，这次改革史称“王安石变法”。

起初，王安石提出的政治改革确实在一定程度下改变当时的北宋政治局面，但是同时伤害了普通百姓以及富商等各种人物的利益，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当时王安石拜右相，他的改革在宋神宗的同意下，几乎没有人能够反抗。

宋神宗元丰二年，已经是湖州知州的苏轼，从根本上看出了王安石变法中的利弊，他认为虽有利，弊却远大于利。而苏轼除了是朝廷官员，在后世看来更多的还是文人，所以骨子里始终有文人的傲骨与担当，既然自己认为这次变法有问题，那么即便王安石为宰相，自己也要去弹劾他。

同时，能官居湖州知州，自然我不会莽撞到光明正大的弹劾朝廷一品官员。于是在给宋神宗写的《湖州谢表》中加入了许多主观情绪的东西，在文中称“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意喻自己无法适应新政，从侧面表明自己对于变法的不认可。

这么一来，新政的支持者，全都弹劾苏轼，称苏轼藐视皇权，愚弄朝堂，狂妄自大等等，这也就是后世所讲的“乌台诗案”。这些罪名都可以让苏轼一死，但是变法的改革者王安石为苏轼开脱，认为盛世不应杀有才之士，同时宋太祖赵匡胤建立宋朝之后立下律法，不杀士大夫。所以苏轼躲过一劫，但是被贬黄州，同时由当地官员监督。

被贬黄州后，最初的苏轼如同大部分人一样，带着被贬的愤懑，与怀才不遇的悲壮，抑郁成疾。但是苏轼毕竟是有情操之人，在后世的评价中有“文豪”、“乐观”、“山水派”、“美食家”等，所以很明显苏轼不是一个会就此沉沦的人，在消沉一段时间之后，苏轼便重新振作，开始享受田园风光，不去管官场的事。

于是苏轼在居住地东边开垦一块荒地，然后用作菜园，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颇有些田园居士之意，也正是这样，苏轼慢慢走出了被贬的情绪，终日躬耕这边东坡地。

三、苏轼躬耕东坡的意义

自苏轼开始躬耕东坡之后，心态也有了极大的转变，不再关心朝廷之事，每天都是闲云野鹤，乐居山水，与古代隐士生活一般。也真是因为这种心态的转变，才造就了后来的苏轼盛名，如果苏轼始终为官，即便是官居宰相，最终也不过在史书上多添一笔，也不会有如今盛名流传千年不朽。

若说苏轼躬耕东坡的意义，除了对他本人而言，对当时百姓以及后世文学，可以称得上意义非凡。首先看对当时的百姓而言，苏轼是为人平和，没有官场中那些架子，与百姓相处平易近人。而苏轼除了为官清廉，也擅长厨事，在躬耕东坡的年间，又一年恰逢大雨连天，江河决堤，苏轼亲自上场，同时带领百姓以及士兵抗洪救灾，最终解决洪涝问题。

东坡肉

从此苏轼在百姓眼中就是清廉好官，逢年过节便给苏轼送酒肉。盛情难却，但又不想让生活本就拮据的百姓破费，于是苏轼将这些肉做成焖肉送还给百姓，这些焖肉就是后世所讲的“东坡肉”。除此之外，苏轼为官躬耕东坡期间，创造了大量美食，甚至还作了一篇《猪肉颂》。这些美食有大就穿至今，所以对于百姓而言，苏轼的躬耕东坡的意义是创造了更多的美食。

对于文人而言，《赤壁赋》、《念奴娇》、《水调歌头》等等，都是作于被贬黄州之后，也就是躬耕东坡期间，苏轼将精力都花费在文学上，这为文学界带来了极高的价值。

参考文献：

《宋史•神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