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雄不走无名之路，才子不登无情之山。”这句话得自山东东阿小鱼山下，那里是七步成诗的曹子建长眠之地。后来，与东坡赤壁的朋友见面，又将这话写出来交给他们，作为对联用在坡仙亭前。人间之事，绝对到百分之百的从未有过，反而是三七开、四六计和对半分等最为常见。英雄与才子也是如此，天下第一豪杰项羽，被人提及最多的是与虞姬诀别时所写才情满怀的诗句。到了被太多人奉为天下第一才子的苏轼这里，事情又颠倒过来，明明是靠文章来立世，却被后人塑造为君临江河湖海空前绝后的英雄。
在黄州，人们越来越爱将苏轼作为中心来讨论这片地域上的文化，这有着朴素的道理。一方面，苏轼所处的宋代，距今一千多年，再上溯一千多年，正好是中华文化兴盛的发端，其承前启后的意义远非其他可比。另一方面，苏轼身上浓缩了人生中最典型的两种超级能量，文韬与武略。武略就像赤壁山临水朝北的那一面，陡峭而险要，文韬是那背水向南的另一面，舒展而闲适。这正是高峰与小山包的大不同。
苏轼来黄州之前，世人尚未将“豪放”二字标志于斯。如果仅仅是因为黄州人文地理丰富瑰丽，能使一个人的才情空前焕发，那么唐朝杜牧更早来到黄州，而且是最高长官，襟怀气度应当无限接近于地方上的王者，为何终与“大江东去”擦肩而过？如果不算那两首为是否写于黄州而受争议的好诗，以其他作品对比《黄州府志》中那些土生土长的诗词，并没有高下之分。再有大宋初立时的王禹偁，个人经历与杜牧八九不离十，到头来也就留下一篇《黄冈竹楼记》，还被怎么看也有模仿痕迹的《醉翁亭记》遮蔽了光芒。
近代以来，以黄州为中心的黄冈一带，斯文与英豪并存、才子与将帅同在的格局，显得格外突出。只是，谈论客观的多，研究血脉的少。回看苏轼，在汴京城中是那样斯文，为何以贬谪之身到了黄州，反而豪情万丈，千古风流？说他是日日夜夜与长江做伴，毕竟这样的伙伴，杜牧和王禹偁都先他做过了。二位前贤不曾有的东西，苏轼却能闹出面目全新的巨变，大概只怪杜牧、王禹偁是西安人和济南人，而不是巴蜀之地的眉山人。
史籍有着清晰的记载，秦统一中国后，巴人常常兴兵发难，且屡败屡战。那一年，东汉朝廷大军再次得胜班师回朝时，将八千兵头将尾的巴人骨干，押遣到鄂东五水之间安顿，意图用无险可守的山水消磨其野性。事实证明，这一举措是成功的。之后，这些巴人虽然还有过一段时期的暴烈行动，终究不再构成战略威胁。反而是鄂东五水，在季节更替中以自然之力制造了灾难。好日子过得人舒坦，艰难时世又要温习钢筋铁骨。时至今日，巴人称谓早已不在了，但五水还在，巴人奋勇豪迈的性格，还在五水河畔芸芸众生的血脉中流淌。从巴人放逐的东汉，到苏轼贬谪的北宋，前后不过几百年，那期间，五水之间的黄州性格，巴人的东西更多一些。这对生长在巴蜀之地的苏轼来说，是他乡遇故知，发现了自己骨子里“门前流水尚能西”的英雄潜力，实在是三生有幸。由此判断，苏轼是在不知不觉中，将黄州当成了故乡。没有了京城的种种约束，已经是很次要的了，重要的是自身血脉与黄州性格的高度契合，如虎入深山，如鱼儿得水，如鹰击长空，如游子还家，本来就是天下了不起的才子，又发现之前被尘世俗务遮蔽的情怀，笔下文章也就浑然如不尽长江滚滚来。
后来者多将苏东坡在黄州研习厨艺，给世上留下一道名为东坡肉的美食作为美谈。往深处看，这本是一时的无奈之举。宋时食物以羊肉为第一尊贵，牛肉第二，而吃猪肉的人是要被嘲笑和瞧不起的。可叹苏轼囊中羞涩，又好面子，唯有将自己的才情投资进去，给猪肉披上艺术的外衣，也是给自己治疗内伤，同时将黄州及黄州以远的粗俗幻化为斯文。如此掌故，所对应的不再是时势造英雄，而是英雄造时势。时势之下，草莽中也可以蹦出英雄来，然而能够造时势的英雄非才子莫属。
一切文化的作用都是为着让历史与当下实现无缝连接，就如一代代人通过遗传进行天然的承续，同时新创出同样天然的空前奇妙。世上有说，黄州之地文武英才辈出，殊不知天下英雄莫不是才情满满，天下才子全在于雄心勃勃。
英雄是才子的情怀，才子是英雄的血脉。
（作者：刘醒龙；本文为《黄州赤壁文化丛书》总序，该丛书即将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