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
临终留诗,道尽一生坎坷
中国历史上的千古第一才子苏轼,在被流放儋州之后,聪明如他已然看透了红尘无常,再不复从前那一颗积极向上之心。
在被朝廷调回之后的第二年,已经66岁的苏轼在真州面对自己年轻容貌的画像,不由得抚今追昔,感慨万千。提笔写下了《自题金山画像》这首人生自画像。
此诗可谓道尽自己一生坎坷,写尽平生到处漂泊,功业只是连续遭贬,不仅仅是对他如今处境的描写,更是对自己一生的总结。
此时的苏轼以及不再像从前那般,再苦都依然坚持为官。写完此诗后,苏轼对人生或是仕途,都早已经心灰意冷。这一年六月,苏轼上表告老还乡,终于于同年八月病逝于常州。
常年颠沛,凄苦惨淡人生
苏轼本身天下第一聪明人,在政治生涯上却并未得到一个聪明人应有的地位。相反,他的一生可谓是凄苦惨淡。
苏轼的为官人生,除了早年间那一段短短不过两年相对较为安稳的日子之外,几乎是常年流放在外,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熙宁四年(1071年),因政党之争的落败,苏轼无奈只得自请求出京任职,被授为杭州通判。
熙宁七年(1074年),苏轼被调往密州任知州。
熙宁十年(1077年),苏轼又被调往在徐州任知州。
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又被调为湖州知州,此时的苏轼已经年满四十三岁。
正所谓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上任湖州知州不过三个月的苏轼,又意外被御史台的吏卒逮捕,险遭杀身之祸。最后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
元祐四年(1089年),本因为宋哲宗即位在政治上已经有所起色的苏轼,不得已再次自求外调,于杭州任知州
绍圣元年(1094年),苏轼再次被贬为到惠州,担任远宁军节度副使。此时的苏轼已经年近六旬。
绍圣四年(1097年),苏轼更是被一叶孤舟送到了徼边荒凉之地海南岛儋州。要知道放逐海南,在宋朝是仅次于满门抄斩罪的处罚,而此时苏轼也已经年满六十二岁。
纵观苏轼一生,正如了他诗中所言: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晚年的他,已经是: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本是千古第一聪明人的大才子,一生为何会如此坎坷凄苦?
自视过高,无视政治规则
不可否认,苏轼堪称是史上的第一聪明人,但是再聪明也不能无视规则
所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江湖之中就必然有争斗,官场仕途更是如此。又有说有人的地方就有规矩,无规矩不成方圆,官场仕途亦然如是。
朝堂上的规则没有其他,就只有两个,皇权和国家的利益。
在政治之争上,不论是谁,想要获得胜利就必须取得皇帝的认同,并且能真正为国家带来利益。
但是苏轼作为一个天底下少有的聪明人,和所有聪明人一样,就是喜欢无视规则,打破规则。
宋神宗即位后,国家虽然表面上是一派繁荣,但是内部早已经腐化不堪、矛盾重重。
所谓“百年之积,惟存空簿”。财政的亏空迫使政府不断增加赋税,沉重的赋税,再加上连年的战事和频繁的自然灾害。如此下去,政局不稳的北宋政府迟早偶会不堪重负的垮塌。
所以此时大宋急需一场新式改革,来帮助政局走出这个困境,于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王安石变法运动就这样大张旗鼓的展开了。
这场变法虽然触及了少部分守旧派贵族的利益,但是却能给大部分百姓以及皇帝和国家带来巨大的利益。
不仅大大提高了政府的财政收入,连同百姓的收入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巩固了政府在百姓心中的地位,也解决了政府国库空虚的财政问题。
这样的一场变法运动自然是得到了皇帝宋神宗的全力支持,并且在民间也得到了广泛好评。
可明明是这么一件利国利民的事情,苏轼却偏偏持有反对意见。甚至不顾后果的上书大肆批判新法的不足与弊病。
这样的行为简直就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不仅仅是触犯了百姓阶级的利益,妨碍了国家的发展,更是冒犯了皇帝的权威,自然是惹来了以权相王安石为首的一批新党的愤怒,以及皇帝宋神宗的不满。
如此一来,自然免不得了要受到朝堂上的打压,以及皇帝的疏远。自此苏轼自请出京,开始了一发不可收拾的颠沛一生。
木秀于林,必惹风摧之祸
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此事在历史上屡见不鲜。
从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韩信,到三国时期的知名才子杨修,再到同处北宋的文正公范仲淹,有才者必惹他人妒忌而针对,苏轼也不外如是。
太过出色,就免不得遭人嫉妒打压。苏轼刚刚进京不久就受到了欧阳修的极力夸赞并且应中制科考试,为“百年第一”,名动京师。如此一来苏轼直接站在了舆论的风头浪尖之上。
正所谓枪打出头鸟,名气如此之盛的苏轼,直接威胁到了一些势力的利益,自然广受排挤。尤其是苏轼反对新法而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直接遭到了新党的残酷打压。
苏轼在湖州任知州时,曾给神宗写了一封《湖州谢表》,这本是例行公事,不成想成了有心之人的机会。
苏轼是诗人,诗人通常都愤世嫉俗,笔端自然常带感情,即便是官场公文,也不免带上个人色彩,苏轼也不能免俗。
《湖州谢表》一文中,他直言自己“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不成想这些言论竟被新党加以渲染利用,直言苏轼讽刺朝廷、对皇帝不忠无礼:“愚弄朝政,妄自尊大”、“衔怨怀怒”、“指斥乘舆”、“包藏祸心”,如今行径死有余辜。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因此被捕下狱一百零三日。
幸好宋朝以文立国,宋太祖赵匡胤建国时更是定下了不杀士大夫的国策,这才保全了苏轼一命。加之众多朝官上表相护,不仅仅是苏轼一派的官员,就连苏轼曾经在政局上的头号大敌王安石也上书直言“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这才使得苏轼得到从轻发落,只是被贬黄州。
恃才放旷,无视世俗眼光
自古以来非常人必行非常之事,苏轼这位千古第一才子也不例外。
在政治上遭受打击之后,他便整日与友同游,无视世俗官场眼光,寄情于山水之中,于文章诗词中,终日表达人生虚无的消极思想。
典型的代表作就是《前赤壁赋》: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以及《赤壁怀古》: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不仅如此,在感情上,苏轼也无愧风流才子之名,多情放浪,无视世俗。
苏轼发妻是一位名叫王弗的才女,她与苏轼成亲虽是父母之命,却也是两情相悦,两人的婚后生活更是恩爱有加,可谓甜蜜的紧。
只可惜红颜薄命,这位幕后听言、红油添香的女子不过年方27,便魂归九泉。
可能是因为诗人的感情总是太过饱满苏轼也一般无二。哪怕他再爱王弗,纵有“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之感人深情,也需要有人去填充空虚。
在放不下王弗的情况下,他依然娶了自己的第二位妻子王闰之,王闰之更是王弗的亲堂妹,如此行为当真是用情不专。
哪怕有“尊前一曲为谁哉,留取曲终一拍,待君来。”之言,也改变不了对前妻王弗不忠,以及对王闰之不负责的本质。
可叹王闰之也不长寿,虽陪伴宿舍足有二十五年,但也早已苏轼一步离世。苏轼虽是肝肠寸断,为其作祭文《祭亡妻同安郡君文》催人泪下,但即便如此也并没有让苏轼改掉他多情的臭毛病。
流落杭州的时,苏轼遇到了另一个红颜知己——王朝云,初次见面便被朝云的美貌所吸引,似一个登徒子般献上情诗: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要知道苏轼足足比王朝阳年长了25岁,此时王朝云不过十二岁的豆蔻年华,苏轼却已近不惑之年,足足37岁。且王朝阳更是妓女之身,为世俗眼光所不耻。
但苏轼却偏偏无视那些流言蜚语,硬是对其爱幸之,纳为常侍。甚至忽视自己的两位正妻,直言”知我者,唯朝云也。“王朝云才是他的红颜知已:”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如此行为不止是感情不专那么简单,更是伤风败俗为世人所不容,惹得亡妻王弗之父极为不满,更是让王闰之的娘家也无法接受。
也因此导致他始终无法给予王朝云正牌夫人或妻子的名号,只能一直以侍女、侍妾之名待之。
如此哪怕苏轼再为深情,也改不了对待三心二意,对三位女子都不负责任的现实。
也导致苏轼的家庭极为不和谐。正所谓修身齐家平天下,连家庭都不睦,又何谈政治事业的成功?
态度问题,立场不够坚定
正所谓态度决定一切,立场坚定才能长远发展。而苏轼显然没有做到这一点,在政治立场上一直摇摆不定,立场不明。
苏轼在政治上本来是保守一派,和恩师欧阳修等人是一个阵营,结伴对抗王安石的新党。
可苏轼这人极为奇怪,可能是他觉得支持弱势一派才能证明自己的能力,谁倒霉他就同情谁。
当旧党好不容易将新党给打压下去之后,他却出乎所有人意外的叛变了。
当他发现旧党执政后,朝野很明显的出现了腐败现象,便反而开始了对旧党的抨击,也算是正式背叛了自己的恩师欧阳修,认为新党、旧党不过一丘之貉。
如此行为又引起了旧党等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再加之此前与新党积怨已久,至此苏轼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
其实苏轼如果坚守自己的立场站在旧党一派,在旧党得势之后,仕途保证会一帆风顺。
可是他偏偏摇摆不定,导致两派都反对他,搞的自己里外不是人,又遭诬告陷害,再也没机会在朝廷立足,只得再次请求外调,继续过着那颠沛流离的生活。
天妒英才,慧极必伤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洗儿》
正所谓聪明反被聪明误,苏轼就是因为太过聪明,才导致一生被误。
他看穿了一切的尔虞我诈,所以无视世俗眼光,不愿从众同流合污,拒绝人生和官场上的迁就与逢场作戏,所以自始至终都被排挤在外。
正如他送给自己孩子的这首《洗儿》,世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足够聪明,而他却偏偏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愚笨一点。
其实太过聪明也不是什么好事,正所谓难得糊涂:只有做到愚且鲁,才能无灾无难到公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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