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研究」魏英杰 段海燕：内战研究的方法论分析：从因素到机制

魏英杰 段海燕：内战研究的方法论分析：从因素到机制

作者：魏英杰，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段海燕，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南京)2019年第20191期 第71-99页；时政国关分析

微信平台编辑：周悦

内容提要：二战后，大批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独立，然而经历过战争阴影的人类依然深受内战之苦，这在新独立国家中尤为突出。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与国际安全体系的联系越来越紧密，随着在亚太体系和世界体系中政治地位的提升，中国逐步承担起协调区域安全甚至是全球稳定的政治大国角色。为了更好地应对国际和区域的不稳定因素，有必要对内战进行学理层面的理解。通过对1995年到2014年间关于内战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笔者总结了国内外共十大类135个解释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目前内战研究的基本图景；同时也从方法论角度指出了当前研究中共识性解释因素较少的问题。基于内战现象的特点和对现有实证研究方法的检讨，笔者提出了包括纠正测量层次偏差、更好结合理论和案例研究，以及深入挖掘内战中不同维度的异质性，这三方面的方法论改进，以实现从因素出发、超越因素，解读内战因果机制的目标，以实现在政策层面上有的放矢，更好地评估和降低内战风险。

二战后，大批第三世界国家走向独立，然而在这些众多的去殖民化国家和地区，和平发展并没有能够成为二战后的主旋律；经历过战争阴影的人类依然处于大量的冲突中，这在新独立国家中尤为突出。正如亨廷顿(Huntington)所概括的，二战后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落后国家，除了极少例外，其政治都充满了日益激化的民族和阶级矛盾、反复出现的叛乱、群众暴动和军事政变。①过去五年是冷战结束以来武装冲突最为严重的时期，根据最新统计，2017年全球发生和持续发生的、有国家政权参与的有组织冲突为49场，48场为国内冲突(intrastate conflict)，战场死亡总数达到69000人，其中10场冲突达到了战争级别，战场死亡人数在1000人或以上。2011年爆发并延续至今的叙利亚内战，截至2017年已造成313418人死亡，在冷战结束至今所有冲突中，严重程度仅次于卢旺达内战。②在看到巨大伤亡的同时，我们也不应忽视内战给国家及其人民所带来的创伤，除了直接伤亡，内战还造成了大量人口流离失所、严重的饥荒、大规模的疾病传染、持续的经济衰退、国家机构和各项制度的瘫痪等。

因而，内战研究一直以来就是社会科学中最具有紧迫现实意义的研究领域之一，尤其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关于内战的研究更是大量涌现：首先，随着冷战结束，国内冲突以代理人战争(Proxy War)为主要特点的时代结束，但从全球范围来看，国内冲突并没有就此消减，而是进入了一个更为严重并且十分复杂的阶段；在这一现实的驱使下，众多学科领域的学者投入大量精力进行分析和研究：一方面，世界银行发起了的一系列探究内战背后的经济根源的研究项目，经济学家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大量的研究和讨论，将内战研究带入了一个系统化的阶段；另一方面，由于国家间战争的议题与以往相比少了些现实紧迫性，很多从事国际关系和国际安全研究的专家也将研究焦点转到内战；同时，后冷战时期的大量国内冲突与族群矛盾相关联，也促使更多的政治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学者投身于到这一领域，发掘内战的政治和社会根源。③

目前中国学界关于内战的研究大多为对美国内战、中国内战等历史重大事件的多角度和细节性分析；也有较为零星的关于二战后内战的政治学研究，集中在个案分析上，包括叙利亚内战、苏丹内战、乌克兰内战、黎巴嫩内战等，这些研究对于我们了解内战的成因和过程有着重要启示，④但目前国内对于内战的系统性研究和内战因果机制的理论分析还较为缺乏。结合现实来看，当前中国在亚太体系和世界体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相应地也逐步承担起协调区域安全甚至是全球稳定的政治大国角色：中国长期作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在其他国家国内危机中的协同决策作用；同时，中国维和部队自20世纪90年代起开始参加在柬埔寨、刚果(金)、利比里亚、海地、苏丹、黎巴嫩等发生内战战乱的国家和地区的维和行动；而半个世纪以来，中国一直是国际上对外援助的重要提供者，尤其是向落后和动乱国家提供了大量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和项目。内战是当前国际安全和人类生存的巨大威胁，对于内战的系统性研究能够帮助中国政府更加有效地履行维护世界和平的责任。与此同时，对于内战的深刻把握对于维护中国国家、企业和人民的利益也十分必要，我们身处的区域环境并不完全和谐，例如邻国缅甸自20世纪40年代起就内乱不止，目前内战仍在进行。不仅如此，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和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已经不仅限于地理上的接壤，改革开放不仅要“引进来”还要“走出去”，“一带一路”成为中国重要对外发展战略，这就势必要面临更多的国际和区域的不确定因素，对内战根源加以学理性的系统分析，对经贸合作国家国内稳定的研究，对维护中国国家、企业和投资人在全球经济中的利益有着重要意义。

内战研究具有多样的学科背景，学界从不同学科角度、以不同的理论范式基础和不同风格的研究方法对内战的原因进行探究，通过定性和定量的实证分析，逐步加深了人们对内战的理解。但不容回避的是，从总体上看，对内战根源的理解远未达到一个共识状态，现有文献中尚存大量矛盾有待解答。笔者认为有必要对内战所涉及的上百个因素进行系统梳理，探讨不同概念来源及其在理论结构中的用意——从因素出发、超越因素，促进对更具解释意义的因果机制的理解。

一、如何界定“内战”？概念化和操作化

如何理解内战，首先要讨论内战概念在多大程度上达成共识。内战是非常重要的一类政治冲突，它区别于政变、种族屠杀、有组织犯罪以及国家间战争等暴力形式。界定“内战”这一概念，尤其是其操作化定义，是研究内战原因的必要前提，不同学者在各自研究中都对内战的概念进行了讨论。

对于内战含义较早的讨论出现在1982年《诉诸武力》一书中，作者斯莫尔和辛格(Small and Singer)将内战定义为“由政府参与、并在同一主权国家范围内展开的武装冲突”⑤。重点强调政府参与和冲突发生的范围，从内涵上将内战与国家间战争区分开来。

塞班尼斯(Sambanis)等学者基本同意斯莫尔与辛格对内战的定义，但同时强调反对方的势力应该达到一定的程度——可以通过有组织的方式与政府对抗，这一规定就将一些零星的对抗政府行为排除出内战的范畴。⑥20世纪90年代随着大量对内战系统化研究的展开，内战的操作化定义逐步明确起来。佛尔伦和莱廷2003年对1945年到1999年间发生的127场内战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并阐明了选择这127场战争作为内战案例的标准：首先，战争中的交战各方一定以政治目的为主要驱动，代表国家的政府为其中一方，而其他交战方为有组织的非国家行为体，这些组织谋求控制政府、国家部分区域或是以武力迫使国家政策的改变。第二，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至少为1000人，并且在战争持续过程中，每年的死亡人数至少为100人。第三，交战双方各自的死亡人数分别不少于100人，其中包括了那些被叛乱者杀害的平民(Fearon and Laitin，2003)。考虑到战争的持续性，为了更好地研究内战的爆发、持续、结束的不同阶段及其原因，佛尔伦(Fearon，2004)对内战的过程给出更加精准的判断指标：第一，当战争中主要的一方被击败或被消灭时，后续的战争被视为新内战的爆发；第二，将死亡人数超过100人的那一年视为战争起始；第三，将战争一方取得决定性胜利，或交战方整体解除武装，或和平协议签署后至少两年没有发生过武装冲突视为战争结束。⑦当然，在大致概念达成共识基础上，不同研究者在操作化阶段选取的具体指标有所不同，集中体现在针对一些连续变量的判断阈值选取上有所不同，因而存有不同的操作化定义。例如科利尔(Collier)与其合作者在建立关于内战的资料时就更为严格，将内战规定为因战争而造成(battle-related)的年平均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的暴力冲突；并且，内战中的伤亡不是单方面造成的，反叛一方应至少对5%的死亡人群负责，以便和大屠杀进行区分(Collier，Hoeffler，and Soderbom，2004)⑧。

二、什么导致内战？因素分析

笔者通过对JSTOR论文库检索，共收集了1985年到2014年间内战相关研究248篇，集中在探究内战的爆发、持续、严重程度、终结以及战后和平维持等问题上。通过分析基本发表状况，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界对内战研究的关注持续增强，其中期刊论文占到221篇，共发表在66个不同的学术刊物中，包括政治学领域综合性刊物《美国政治科学期刊》(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美国政治学评论》(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政治学期刊》(The Journal of Politics)、《比较政治学》(Comparative Politics)，国际关系领域的综合性刊物《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国际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世界政治》(World Politics)，经济学领域的综合性刊物《经济学季刊》(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欧洲经济学会杂志》(Journal of the European Economic Association)，以及区域研究中的《非洲事务》(Africa Affairs)、《亚洲观察》(Asian Survey)和《中东期刊》(Middle East Journal)等，与实证关注的区域相符。在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交叉的冲突研究领域，内战研究刊发最多，集中在《冲突解决期刊》(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和《和平研究期刊》(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这两本杂志不论是在政治学还是国际关系领域都是影响因子排名前列的重要专业性期刊。⑨

这221篇期刊论文按照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包括理论探讨21篇，数据介绍35篇，定性研究69篇，定量研究135篇。⑩除了少数的理论探讨，这些论文大多为实证研究，从主要采用的研究方法来看，以案例分析为主的定性研究占到了69篇，涉及的案例包括美国内战、希腊内战，但绝大部分都是去殖民运动后的亚非国家，典型案例包括伊拉克、玻利维亚、斯里兰卡、卢旺达、前南斯拉夫、柬埔寨、埃塞俄比亚、黎巴嫩、哥伦比亚、莫桑比克、苏丹、塞拉利昂、委内瑞拉、乌干达等，总体来看定性研究占比较少且发表频率呈下降趋势，定量研究占比约2/3。

如前所述，实证研究者们在内战的概念化和操作化上达成一定程度的共识，这是对内战这一现象进行量化实证分析的必要前提。在此基础上，关于内战的各类案例库和数据库逐步建立起来，包括政治学界众所周知的冲突因素数据库(Correlates of War)、乌普萨拉/奥斯陆和平研究冲突数据库(Uppsala/PRIO Conflict Dataset)、风险中的少数族群(Minorities at Risk dataset)等，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据此进行了大量的理论探索和实证检验，内战研究成为政治学和国际关系主流研究的重要话题之一。这些定量研究大部分以国家为分析层次，主要是对内战进行解释，包括内战的爆发、持续、严重程度、终结和后果等。(11)

注：按照不同杂志发表频率，占总数1%以下的杂志合并为其他。

为什么会发生内战，如何规避内战风险，是理论分析者和政策制定者们最为关心的，因而研究内战爆发占到了所有定量研究的一半，笔者筛选了68篇针对内战爆发进行解释的定量研究，总结出135项因素(具体见附录)。这些因素都旨在对内战爆发(onset)进行解释，每个因素作为一个单独解释变量都被认为对内战的爆发具有一定程度的影响，本文将其分为外部环境因素和国内因素两大类。外部环境可以分为地理区位和政治环境两部分；内部因素则有8个部分，包括历史因素、自然条件、资源禀赋、人口因素、群体结构、发展程度、政治制度和社会状况。

(一)外部环境因素

地理区位可能会影响一个国家发生内战的可能性，例如从经验出发，人们认为处于撒哈拉以南非洲、中东、东欧、拉丁美洲和亚洲这些区域的国家会更容易发生内战。在一些研究的检验中，我们看到有些证据支持这一观点，但是这种关系并不是很稳定，不同研究结论的一致性相对较低。

政治环境因素指的是国际政治环境中与其他国家发生的互动行为，具体有9项，包括是否曾与其他国家发生军事争端、是否与邻国发生军事争端、国际制裁、联盟关系、邻国是否发生内战、是否存在跨国亲族关系、难民、武器进口以及民主外援。内战领域对国际政治环境进行分析的研究还较少，蒂恩(Thyne)在其2006年的研究中重点分析了各类国家间关系是如何影响国内战争的风险，他提出与外国的敌对关系或是联盟关系都会在国内释放信号，影响政府、不同派别和潜在的反派者在决策时的考量和期望，从而影响内战爆发的风险。(12)邻国是否发生内战和跨国亲族关系是评估内战风险时非常重要的两项外部指标：邻国发生内战会带来传染效应，造成本国内战风险的提高，这一点在多项实证检验中达成较高程度的共识；(13)跨国亲族关系的存在也被认为会提高内战的风险，很大比例的反叛者都有着分离主义倾向，同一族群的跨国联系的存在会使得他们更容易联合起来，而对于一国的政府来看，控制这种风险的难度也有所增加。(14)近年来由于难民在现实政治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难民对内战风险的影响评估也进入了学界的视野，萨雷恩(Salehyan)与其合作者的研究发现，尽管绝大多数的难民并未直接参与到暴力中，难民潮却会加剧武器、战斗人员以及意识形态的跨国传播，从而提高本国发生冲突的风险。(15)

(二)国内因素

国内因素数量之多和复杂程度远远超过了外部环境因素，众多学者根据已有的直观观察或是推论的方式提出各自认为重要的研究假设，基于这些假设对这些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笔者将国内因素划分为8类，第一类是历史因素：首先一个国家是否有殖民史对其发生内部冲突的可能性有重要影响，科利尔和他的合作者们在研究中提出，(16)作为前法国殖民地的非洲国家，由于法国在1965年到1999年间为其前殖民地所提供的安全保障(security guarantee)，这些国家发生内战的可能性要显著低于其他国家。兰格(Lange)和道森(Dawson)的研究则系统地分析了殖民经历是如何影响这些国家的内战风险，(17)包括宗主国是英国、法国、西班牙或是其他、殖民史持续的长短、何时独立、是否存在内部殖民，都会影响脱离殖民后国家的内部稳定，以致影响内战的风险。在殖民史相关的变量之外，一个国家过去的冲突状况也会对当前稳定有所影响。重要变量包括近期一定时间内是否经历过内战、内战持续时间、距今和平的年数等，另外该国是否为新生国家、近期是否经历过政权崩溃以及政府是否曾对族群自决运动做出过让步，都被认为对内战风险可能产生一定影响。

第二类国内因素涵盖的是该国的自然地理条件，包括国土面积、山区地形占到的比重、是否有和本土分离的海外领土、还有一些涉及生态状况的变量，包括近期发生自然灾害的频率、降雨量及其变化、是否存在整体的环境恶化、所处的气候带、以及该国淡水资源是否充足。理论上认为一国生态禀赋较差加上处于恶化的趋势中，会加剧群体间的竞争和发生摩擦的概率，从而提高内战发生的风险。

第三类资源禀赋是冲突研究中最重要的解释因素之一。一国的资源禀赋，尤其是那些相对集中、价值较高又易于被控制的可攫取资源(lootable resources)被认为会大大提高内战的风险，包括众所周知的发生在非洲的“血钻”现象、中东石油国家的海湾战争。学界对相关因素也做了反复深入的探讨和检验，包括一个国家钻石产量、石油产量、初级产品出口量等。并且由于资源国际市场存在周期性，资源的繁荣和衰落阶段也受到很多重视。

在先天的自然条件和资源禀赋之后，来自人口、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大量因素也被认为对内战发生的概率存在影响。内战是集体暴力的一种形式，因而人口概况和群体结构这两类因素对于内战风险的评估十分重要。所涉及的基本人口因素包括该国人口总量、人口密度、人口地理分布的状态、婴儿死亡率、男性青年比例、无业青年数量。族群因素是所有群体结构类别中涉及因素最多，测量和分析结果最为复杂的一大类、包括族群数量、族群碎片化程度、族群两极化程度、族群异质性程度、是否存在风险中的少数族群(Minority at Risk)、支配族群的规模、第二大族群规模、族群距离首都的距离、政治系统对不同族群的包容度、寻求自决的族群数量、被政治系统排斥族群的相对规模，例如无权力族群、受歧视族群、分离主义族群等。这些族群的存在及其规模对内战风险的影响十分复杂，对于内战中族群角色的分析分为三个阶段：早期案例研究中对族群影响的重视，到经济学者们通过统计分析驳斥了以群体矛盾为解释核心的积怨说，到近期对族群的概念的重新审视、测量和分析又加强了族群分野对内战风险预测性的肯定。群体的宗教属性和性别属性也是重要的实证检验因素。宗教因素包括宗教碎片化程度、伊斯兰教地位、穆斯林比例、天主教教徒比例、新教教徒比例、第二大宗教群体规模等。性别属性则包括性别平等、女性国家领导人、议会中女性比例、接受高等教育人口的性别比。此外，涉及群体状况的因素还包括社会碎片化程度、异见行为、职业多样化程度。不同的划分群体的属性之间的关系，典型的例如不同属性的交叠程度，如族群—地理区域交叠程度，族群—收入属性的交叠程度也在研究的关注中之中。

第六类是经济指标。研究者普遍认为，当一国总体经济状况和人们收入水平良好时，发生动乱的概率较低。确实所有内战解释因素中，经济水平的解释度和稳定度最高，绝大多数实证检验就证实了经济发展水平与内战风险之间的负相关关系。经济指标中代表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主要有人均收入、人均GDP、人均GDP增速和能源消耗量，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内战爆发的风险越小。一国经济开放度指标则包括经济自由度、国外直接投资、国外证券投资和国际贸易量。此外收入平等状况、经济结构(农业占经济比重、家庭农场比例)，以及显示一国居民基本生存条件的免疫覆盖率都是重要的检验因素(麻疹免疫、百白破免疫)。

第七类制度因素是被认为最具有政策意义的一类指标。政体类型和政体转型状况是制度主义学者最主要关注的方向。大量研究对民主、半民主政体、独裁政体、中间政体抑或是混合政体对于内战的影响进行了检验，更为细节的包括对民主程度、中间政体持续时间进行分析。此外政体转型也受到众多关注，是否为转型政体、上次转型时间、中间政体转型的程度、转型方向是专制化还是民主化、是专制政体向中间政体转型、民主政体向中间政体转型还是军事化。各项政府能力的指标也十分重要，国家能力说是内战解释的核心视角，一个国家政府能力主要由其税收汲取能力所反映，常见的变量包括政府税收占国民经济的比重、政府开支占国民经济的比重，以及根据收税状况和经济发展程度测算出的相对政治能力。教育状况也是备受关注的制度因素，主要的指标包括初中入学率、完成初中教育的人口比例以及教育支出占国民经济的比重。

最后一类是社会状况，包括稳定程度、凶杀率、歧视以及压制都反映了社会稳定度，甚至在秉持贪婪说的学者们看来，反叛行为基本等同于大型的犯罪活动。

定量研究旨在通过科学的方式选择样本，再对这些样本的关键变量及其关系进行分析，寻求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律。通过以上对国内外10大类135个内战爆发的解释性因素的梳理，我们对内战研究有了更为清晰的图景，总结来看：

首先，内战研究作为核心政治学话题之一，涉及的解释因素繁多，但在基本模型的选择上，学者们达到了较高程度的共识，通常会纳入基本模型中的因素包括人口规模、近期冲突的时间、经济发展水平、政体类型、族群分化程度、宗教分化程度、山区地形比例、矿业资源禀赋、是否为新成立国家、以及是否有海外领土。无论研究者关心的主要解释变量是什么，这些因素都是不能忽略的控制因素。

第二，这些因素的重要性为大多数学者认可，但同一解释因素在不同研究中往往会得到不同的分析结果，能够达到共识的比例非常低。例如前文所提到的外部因素中的所在区域，我们通常认为较为动荡的地区，在不同研究中却呈现出了不同的结果：最典型的如撒哈拉以南非洲，在控制其他因素的条件下，有两项研究发现“撒哈拉以南非洲”与内战爆发之间为负相关，(18)席德曼(Cederman)等发现二者不存在显著相关，(19)而在兰格和道森的研究中二者关系则为正相关。(20)即使是基本模型所涉及的主要因素，大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例如，制度条件中的政体一直被西方学界广泛关注，绝大部分关于内战爆发的研究都检测了这一变量与内战风险的关系，提出民主程度对于预测冲突风险的重要性，但关于民主制度对于内战风险影响的实证结论并不一致，总体来看有三种不同结果：第一类是负相关，秉持积怨解释论的西方学者认为民主制度意味着较少的歧视和镇压、导致积怨就会较少；(21)即使存在不满，这些群体也倾向选择反叛以外的渠道来表达诉求和争取权利，所以发生内战的风险较低。第二类倒U型非线性相关认为，处于集权和民主政体之间的中间政体(anocracy)发生内战的风险最高，因为这种政体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体，既不能有力镇压也无法有效开放政治系统。(22)但还有大量研究得到了不相关的分析结果，其中包括内战领域引用率最高的两篇论文——科利尔和霍夫勒(Hoeffler)的《内战中的贪婪与积怨》，以及佛尔伦和莱庭的《族群、暴乱和内战》。(23)他们指出民主制度本身与内战风险并不存在什么关系，关键在于国内政治稳定程度，这一因素得到控制后，积怨模型中的民主因素就不再起作用了。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内战解释因素在概念化和操作化过程中，理论和实际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弥合空间，换言之，同一因素在不同学者的解读下有着不同的含义。以所有实证检验中，一致性程度最高的因素——经济发展程度为例：内战源于贫穷，因而人均收入、人均GDP、GDP增长率越高，内战的风险就会越低。经济发展程度成为基准模型中不可或缺的一项控制条件，其降低内战风险的效用在众多研究中也得到了证实，但经济发展对于内战风险的抑制作用如何发生，却缺乏有说服力的统一解释，研究者都从各自的角度来解读这一结果，其中逻辑大相径庭。以科利尔和霍夫勒为代表，将反叛者看作是理性利益计算者的一派认为，以人均收入为指标的经济水平是潜在反叛者机会成本的代理变量。高收入水平意味着一旦动乱，面临的损失也更大，因而潜在反叛者发动叛乱的动机较弱，内战发生和持续的风险也会较低。(24)另一些学者提出，反叛者对自身与政权的力量对比的考量，是其决策的关键。例如，同样使用人均收入为测量指标的佛尔伦和莱庭强调经济发展水平是国家能力强弱的指标，经济繁荣意味着政权拥有雄厚的财政能力、强大的行政管理、警察和武装力量；同时也意味着城市化率和人均道路面积越高，国家渗透社会的程度越高。这些对于国家掌控信息、并成功镇压叛乱有着重要的帮助，潜在反叛者估计政权的力量强大时，发动内战的动机就会减低。(25)而现代化理论则认为内战是社会与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尤其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会导致某些特定的文化态度产生、并降低不同群体之间的宽容程度，因而经济发展程度与内战应该是非线性的关系。(26)因而经济发展水平究竟是通过何种机制影响国内冲突：贫困，反叛者的机会成本，国家能力，还是现代化转型带来的社会心理态度的变化，这些在现有的定量研究中都尚待解答。

另外一个常见的指标是地理环境中的山地地形(mountainous terrain)，由于其外生变量的特性而受到研究者们的青睐，在基准模型中普遍存在。佛尔伦和莱庭在检验国家能力说中，提出一系列新的变量来说明在一国区域内的有利于叛乱者隐匿的条件，包括地形崎岖、道路不通、距离政治中心遥远，现实中山区往往兼顾了这些条件，结果造成国家能力无法有效地延伸至此。从观察来看，内战确实常常发生在山区，(27)多数定量分析也证实，一个国家山区面积占比越高，发生内战的风险越高。但山区本身究竟是否是内战爆发的条件之一，其中机制如何并不清楚：国家能力说强调国家对山区进行渗透和控制的难度，但山区由于自然条件恶劣、交通不畅，往往也是贫困人口的集中地。同时，纵观多族群国家，尤其是落后和发展中国家，山区亦是边缘族群的聚居地，这些族群常常游离在主体民族控制的政权之外。斯考特(Scott)就以“Zomia”一词来指称东起越南中部高地西至印度东北部的广大区域，这一区域基本上是海拔三百米以上的山区，生活着大量尚未被纳入民族国家的人口。他总结这些“山民”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都游离于各自所在区域的国家构建过程，成为一个个脱离控制的社群。(28)相对贫困、边缘族群、脱离政权控制的结合则造就了潜在的反叛者，不论是从相对剥削感出发，还是从反叛成功的机会来看，都会增加内战爆发的风险；同时还存在冲突中弱势一方主动选择山区隐匿的可能性，因而单纯地控制某个国家的山区地形比例很难分辨清楚到底是何种机制在发生作用。

三、如何解释内战？探究因果机制

本文从关于内战爆发的68篇定量研究中提取了135项解释因素，并总结了目前学界普遍使用的基准模型，促进了对内战相关因素的系统理解。但这些研究还存在很多待解之谜，如上所述，同一解释因素对内战风险如何产生影响，存在着不同理论范式间的解读和争论。

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因果推断时，不仅要关注解释因素，还要注意打开因果关系之间的黑箱，阐明原因与结果之间的机制。因素和机制都是因果解释不可或缺的；首先一切解释都是因果性的，是关于原因和结果的关系，我们通常将原因称为解释变量、自变量或是因素，本文所指的因素就是因果关系中的原因；对于特定事件的解释，仅仅给出原因是不够的，还应该要提供、或至少要提示合理的因果机制。(29)与休谟强调的因与果的常规关联不同，因果机制关注原因导致结果的过程，尤其是作用力如何通过不同主体行为的互动传递，从而产生结果。

比起统计分析，机制研究致力于解释特定事件中因果关系是如何发生的。内战现象经过长期积累具有一定的样本数量，但放到社会事件的大背景来看，仍然属于罕见现象，个别事件发生的具体机制需要具有深度的分析。当然这并非否认基于统计分析的因素解释的意义，而是要将二者结合，从因素出发、超越因素，才能够促进对其中因果机制的理解，并实现在政策层面上有的放矢，更好地评估和降低内战风险。为此，本文从三个方面提出研究方法的改进：

首先是纠正分析层次偏差，明确概念在理论上对应的分析层次。机制分析强调因果关系的微观基础，在进行宏观结构性解释时也要阐明结构性因素如何影响个人微观层面以及若干个人行为如何聚合导致宏观层面的结果。(30)目前内战研究绝大部分都以国家为分析单位，一个基本问题是，国家层面的属性对于特定个人、群体和国内区域不一定重要；反过来，对于特定个人、群体和国内地区重要，或是十分严重的状况，在以国家为测量单位时，由于数据的加总这种差异常常难以显现。而作为国内冲突的内战，是不同地区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矛盾的写照，是有组织的群体进行的政治暴力行为，以国家为观察和分析单位不可避免会掩盖很多问题。例如，对于依赖石油等资源的国家而言，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但很可能存在贫富分化严重、(31)国家建制力较弱等问题。如果以国家为分析单位在测量中是无法体现这些问题的，一些研究者还可能错误地将人均收入视为一个国家贫困和国家能力的测量指标。

目前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分析层次扩展到地区和群体层面。区域划分方面，布豪格(Buhaug)与罗德(Rod)在2006年的研究中，为了规避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问题，利用地理信息系统，将各国国土划分为100公里边长的方格为观察单位。他们发现分割领土的冲突在远离首都、人口稀少的边境地区，以及不存在崎岖山地的地方更容易发生；而争夺政权的冲突则易于发生在人口密集、靠近钻石产区、临近首都的地方。这与传统的学界认识大相径庭，例如人口密度、山区地形比例、与首都的距离传统上都被认为与内战风险正相关。(32)族群方面，席德曼等采用了族群中心边缘二元关系(ethnic center—periphery dyad)(33)和三元关系(ethnic center—periphery—external kin triad)(34)作为分析单位，更有针对性地发掘族群与政权力量对比与内战风险之间的关系。他们的研究结果重新挑战了经济发展程度这一解释因素——在其他条件等同情况下，某特定两族群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与经济发展程度呈负相关，但这种相关关系在统计上不具有意义，也就是说特定族群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与所在国家经济发展程度并无显著相关关系。随着研究工具和数据资料的进一步完善，相信会有更多的研究打破以国家为分析单位的约束。

第二，更好地结合案例研究和理论模型，通过丰富的、更具深度的案例研究来帮助厘清定量研究存在的概念上的混淆，同时探索未来研究的方向。一方面，我们的研究中发现基于因素的内战解释共识程度很低，通过具体案例的机制分析可以检验这些因素在因果链条中的角色。另一方面，因素分析只能依赖现有测量指标，尽管案例研究常被认为缺乏普适性，但将理论模型和案例研究相结合，通过剖析案例中的因果机制，能为统计分析提供新的可靠和有用的信息。以内战解释因素中的资源禀赋为例，科利尔和霍夫勒模型中以初级产品出口(primary commodity exports)作为自然资源的代理指标，通过实证检验证明自然资源会显著提高一国发生内战的可能性，由于自然资源的存在，反叛变得有利可图，他们将这一结果作为贪婪说的支撑。(35)但仔细考察，就会发现初级产品出口与资源诅咒理论所关切的“可攫取资源”之间存在错位，佛尔伦也提出，尽管他较大程度上认同科利尔和霍夫勒关于资源的理论解释，但这种粗糙的测量会带来极大偏误，它没能将毒品、钻石及其他宝石测量在内、而其中占到很大比重的则是像咖啡这样的经济作物。(36)罗斯(Ross)通过比较分析13个典型案例，对资源与冲突之间可能存在的13种因果机制进行检验，发现以往研究中提到最多的攫取机制和积怨机制，并没有起作用，同时他在案例分析中更有针对性地讨论了具体的资源类型与冲突之间的理论联系，指出应该剔除初级产品这一变量中的无关资源，例如合法的农业初级产品。(37)细致的案例研究，不仅有助于辨明因素之间的因果机制，还能够去伪存真，厘清理论概念和现实观察之间的关系。

笔者收集了69篇关于内战的定性研究。定性研究比定量研究涉及的因素更为复杂，其中一些是同时期的定量研究还未能触及的，例如马哈穆德(Mahmood)通过案例研究公民权与内战之间的关系，(38)埃克哈特(Eckhardt)通过危地马拉内战讨论了两极化与内战之间的关系，(39)邓(Deng)则通过分析苏丹内战中的丁卡(Dinka)社区研究社会资本与内战之间的关系。(40)定量研究大多基于已有的概念测量工具，无法克服遗漏变量、潜在变量无法捕捉的问题，而这些定性研究挖掘到重要的新变量，为普适性的测量和检验做出了开创性工作。另外定性研究也致力于通过典型案例，对热点因素进行更深入的分析，包括前文提到的罗斯通过典型案例研究分析自然资源对内战的影响，恩格尔伯特(Englebert)和罗恩(Ron))通过刚果布的案例分析了资源诅咒现象(41)，科尔夫(Korf)则通过斯里兰卡内战的案例，分析积怨与贪婪在驱动内战过程中的关系，对过去学界所进行的非此即彼的辩论进行了重新审视。(42)这类研究对于完善和修正关键因素对内战的影响具有重要的作用。

研究方法的第三方面改进在于挖掘内战现象的异质性，解读(interpretation)和解释在社会科学研究中都具有各自不可替代的作用，高度依赖线性分析的因果关系常常会难以捕捉到重大事件的复杂性和动态性，这种情况下解读对于理解事件的内部机制就必不可少。内战研究中常常出现同一因素在不同条件下对内战风险产生多样化的影响、不同因素之间还存在各种动态互动，因而结合具体案例进行解读就十分必要。从更为宏大的社会背景来看，内战现象所涉及的案例异质性相对较高，较大程度上偏离了单位同质性(unit homogeneity)或是同效应假设(constant effect)，因而寻求因果机制时不能一概而论。(43)想要理解不同因素在何种条件下如何对内战产生影响，就不能脱离内战现象的异质性，从时间、空间和冲突主体等维度对其进行分析。

首先是时间维度，绝大多数内战相关的定量研究都致力于解释内战的爆发，尽管也有少量关注内战的持续时间、严重程度、终结以及带来的后果等，但都是将这些概念看待为独立的结果变量。不容回避的是，内战本身是一个动态过程，研究者要关注内战过程中的内生动力(endogenous dynamics)，在这一过程中各参与方的偏好、策略和意识形态都处于动态变化的过程中，暴力的运用不是简单的单向实施，其中蕴含了控制、示威、交流等策略的运用。(44)前文提到科尔夫对斯里兰卡内战的研究，与以往贪婪说和积怨说之间非此即彼的辩论不同，它呈现了内战过程中二者之间互为因果、互相加强的关系——在斯里兰卡，由于内战导致国家和社会制度崩塌，族群就成为公民获得资源所依赖的渠道，在这场博弈中普通公民需要依靠族群身份、不平等、族群之间的积怨，来作为分辨敌友的信号，而冲突的获益者(conflict entrepreneur/profiteer)则趁势强化这种积怨。(45)贝茨(Bates)在探究非洲为何频发冲突的深层社会根源时，也指出是先有秩序混乱才有内战。(46)冲突与冲突之间的关系也有十分必要的研究价值，为什么说冲突会引发新的冲突，但实证研究却发现一个国家如果近期发生过冲突，发生新冲突的风险反而要低；如何划分不同战争，究竟是一场新的内战还是过去战争的延续，“近期”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都要求将内战过程、内战与内战之间的联系进行动态有机地观察和分析。另一方面，全球政治转型也要求我们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不同时期发生的冲突，例如，威墨(Wimmer)和米恩(Min)提出帝国和民族国家的出现是人类现代历史上两次最重要的制度转型，而这两次转型都带来频繁的战争，包括内战。在民族国家建立后，会有着与以往不同的反叛动机，他们不否认佛尔伦和莱廷主张的国家能力观点以及科利尔和霍夫勒的经济动机观点，但认为这些机制都是通过宏观的国际政治结构变化发生作用的。(47)

从空间角度看，当前学者大多将视野聚焦国别研究，希望发现普适性规律，但在国家发展程度、类型和地缘政治影响下，内战发生的机制是多样的。由于对现实的关怀，对非洲尤其是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以及对中东地区的研究都在内战研究中占到了一席之地。(48)这些针对特定区域的研究，有些验证了内战分析中的普适性解释，例如苏尔里和其合作者的分析结果证实了中东地区发生的冲突基本上是符合内战解释的普遍性理论；(49)有些研究则发现，同一因素的对于内战的影响在不同区域是不同的，如克劳斯(Krause)和铃木(Suzuki)发现族群分化程度(ethnic fractionalization)在亚洲和非洲的案例中对内战的爆发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50)

按照冲突主体和诉求的差异，对内战的研究也被分为族群与非族群战争、宗教与非宗教战争、分离主义与非分离主义战争等不同类型。现实中可以观察到内战中绝大部分都凸显了不同族群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但大量经典定量分析的检验却否定了二者间的联系，塞班尼斯指出以族群战争为代表的认同战争与其他类型内战有着重要的不同，很大程度上都是政治积怨引起的，通过对161个国家1960年到1999年间的数据分析，他发现族群异质性与族群战争的爆发之间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验证了这一假设。(51)族群战争是对身份认同、边界和公民权有不同观念的族群之间就权力关系进行竞争而导致的冲突，但发动主体并不寻求对整个国家的权力，其诉求大多为控制相应区域，实现自治或独立，因而常常也是分离主义的冲突；于此对立的则是致力于实现整个国家政治体制转变的非认同战争，或者说革命。布豪格指出对于革命和分离主义冲突，政体的影响不同，民主制度对于革命的影响是非线性的，而对分离主义冲突的风险则有显著的正向作用。(52)一些研究也开始将关注点放在战争中的特定群体和不同角色上，包括女性参战者、(53)不同宗教信仰群体、(54)战争中的主体族群等。(55)例如，沙尔曼(Shallman)与其合作者以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为例，分析了多个不同政见群体是如何进行策略性互动从而影响战争的状态和结果。(56)

在时间、空间和冲突主体之外，还有很多其他重要的区分维度，例如内战解释因素中的资源禀赋，尽管在早期研究中是以初级产品出口量作为测量，但随着对资料进行收集和分析的技术不断提升，越来越多的研究对不同类型的资源进行了细化研究。考虑内战现象具有较高程度的因果异质性，未来的研究应该致力于清楚辨析这些解释因素在不同条件下的理论含义，促进抽象概念在实证测量中的效度，才能更加准确地、真实地揭示内战发生的因果机制。

通过以上对1995年到2014年间关于内战的研究进行梳理和分析，笔者得出内外部共十大类135个解释因素，这些因素构成了目前内战研究的基本图景，有助于我们提炼重要的基准模型。但内战现象是具有高度复杂性、动态性和异质性的社会现象，对其进行解释，仅利用大样本中存在的共变效应验证因果关系是不够的，无法解开解释因素是如何引发内战的机制。这也就是为什么综合来看现有研究会出现共识性解释因素较少的不足：共识程度低一方面体现在不同的实证检验中，同一因素对于内战的效应并不一致，另一方面则是对同一概念或是同一测量的理论解读存在较大差异。基于内战固有的特性和对现有实证研究方法的检讨，笔者强调内战研究中要加强对因果机制的探究，逐步拆解因素与内战风险之间的因果链条，提出了包括纠正测量层次偏差、更好结合理论和案例研究以及深入挖掘内战中不同维度的异质性，这三方面的方法论改进，以实现从因素出发、超越因素，解读内战因果机制的目标，以实现在政策层面上有的放矢，更好地评估和降低内战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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