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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
本文为岳麓书社“古典名著普及文库”《老子》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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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老子》
岳麓书社出版
老子，大约生于公元前581年（或前571年），卒年不详，姓李，名耳，字聃。司马迁说他是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今考苦县在春秋之时为陈国相县（即今安徽涡阳县），楚惠王六年（前483年）发兵灭陈，至此，陈归入楚，故老子实际上应是陈国相人。
老子曾在周王朝出任史官，为守藏史，掌管周王朝的典籍。其家世代为周王朝史官，古代巫史共业，且为家传，故当时或称为老氏家族。
周景王死后，周室曾一度发生了王位争夺战。公元前516年，王子朝失败，“奉周之典籍以奔楚”。老子所掌管的图书亦当被王子朝带走了，因之而归于陈国相县故里。在归乡途中，出周王朝王畿关口，守关长官尹喜为老子同道好友，知老子有归隐之意，故挽留老子在宫邸短栖，老子著《道德经》上、下篇，共五千余言而去。
出关之后，老子曾定居过鲁，游历过秦，又在沛县住过，行踪不定，故司马迁说不知所终。大约老子在故乡陈国相县定居时间最长，在这期间里，孔子曾多次向他请教过人生哲学、礼仪规范等学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状孔子见老子问学之后的崇拜心态道：“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可见孔子对老子还是十分尊敬的。
老子死时，其年寿亦不算高。庄子说，老子死时，长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由此推知老子可能非高寿之人。
老子后人的世系大约是这样：其子名曰宗，为魏国将领，曾受封于段干；宗之子曰注，注之子为宫，宫之后，具体世系不明。殆注、宫二人无功于当世。其远孙为假，假在孝文帝时做过官，假之子解又为胶西王卬的太傅，定居于齐地。司马迁之后，老子的家族世系不明。莫非因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道家思想在历代帝国政治中逐渐边缘化，而其创始人的家族世系亦渐次模糊。
依笔者之见，《老子》一书，大抵为老子总结其老氏家族累世之言编著而成。关于《老子》的成书年代问题，学术界亦有较激烈的争论。我们认为《老子》一书大抵为春秋末、战国初年的作品。从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老子》甲、乙本，1997年湖北荆门楚墓出土竹简本《老子》之后，老子与老学研究，以及由之而出现的先秦诸子学的流传、发展问题，又开辟出了新的天地。2009年，北京大学接受的一批汉简中有《老子》，共七十七章，章序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七十七章之数接近王弼本，虽然章序有别，然绝大多数章的内容与王弼本相同，表明八十一章王弼本《老子》并非空空来风。
帛书《老子》甲、乙本出土的意义，大抵可以归纳为以下两条：第一，可以帮助今人全面地认识《老子》的思想体系。今本《老子》分为八十一章，帛书《老子》甲、乙本均未分章，表明古本《老子》不分章，这样可以避免因分章而带来的字句分割、段落错乱的缺陷。如今本《老子》第二十二章与第二十四章，第四十章与第四十二章的文字，在帛书中均连在一起，中间无今本第二十三章、第四十一章文字。细读帛书《老子》，文意尤为连贯畅通，今本可能为段落错乱所致。
第二，可以根据帛书《老子》来校订今本《老子》的字句讹误。如今本《老子》第八章有“与（予）善仁”句，帛书《老子》乙本此句则作“予善天”，当以帛书乙本为优。今本第一章“常（或作“恒”，下同）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两句，历来断句皆有两种意见：一是读为“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一是读为“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语义皆完足通顺，难辨是非。帛书《老子》甲、乙本在两句“欲”字后皆有“也”字，故句读“常无欲也”“常有欲也”为正确读法。今本第六十八章末句“是谓配天，古之极。”帛书甲、乙两本“极”字后皆有“也”字，句义完足，优于今本。总之，帛书《老子》的出土为老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也解决了老学史上一些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它以历史文物的真实性推翻了《老子》一书为西汉初年作品的说法。
而郭店楚墓竹简本《老子》出土，更加充分地证明《老子》一书是先秦时代的作品，其间的战国文字，个别字句与今本和帛书甲、乙本不同，为进一步研究老子及先秦时期的文化提供了新的文献。而北大西汉简本的出土，表明八十一章王弼本《老子》其实也是是渊源有自，并非王弼本人故意为之。
《老子》一书，大抵以道论为理论基础，以德论为治世修身之根基，泛言政治、人生、社会与历史诸现象，其中包含有丰富而深邃的辩证法思想。其道论以自然无为而无不为为宗旨，其德论实即道论在人世社会、政治生活中之延伸，“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之“玄德”，实即“孔德之容，惟道是从”之“孔德”。其道德论多有暗合今人所珍视的遵循客观规律的认识论和放任、宽容的政治哲学思想。其政治论、人生论，皆以道论为其本体论，而实为德论之进一步延伸。政治论以损刑罚、减政令、泯灭差别、遵道而任民自主为宗旨，以富民弱智，安土重迁为策略，反对社会的商品交往，反对战争，尤其反对庆祝战争的胜利，要求人们以丧礼来对待战争，体现了博大的尊生情怀。其人生论以清心寡欲、无名自守为核心，重个体生命和自然而健康的日常生活，反对追逐名利、地位而戕身伐性。其辩证思维大抵揭示了事物变化发展的道理，事物内部包含有阴阳对立的因素，并告诫人们要善于从事物相反的一面入手，去获得所要追求的正面价值。这些思想与春秋时代同时期世界其他民族的思想相比，体现了中国辩证思维的发达程度。
老子实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位思想家，春秋及战国蜂起之诸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老子的思想影响。儒家创始人孔子曾求道问礼于老子。战国以降，学于老子的众弟子、再传弟子及其后学，渐渐形成了道家学派，而与儒、墨、法、名、阴阳等各家相抗衡。法家申、韩之辈皆从老子的哲学思想，尤其是从其政治思想吸收了部分的思想因素。战国中后期，在齐国稷下学宫，老子思想与传说中的黄帝思想合流，遂有稷下黄老道家。迨及秦与西汉之初，黄老道家一度成为显学，兵家与政治家皆言黄老，以求兵道与治道合一。武帝之后，儒学地位上升，老子思想稍受抑，但注《老子》者代不乏人。东汉一代，老子思想仍在各阶层传播，注《老子》者稍增多。自王充至仲长统，老子思想皆受到关注，时或称引老子为首的道家之言以批评儒家。桓帝亦曾多次入老子祠，祭老子。东汉末年，老子又逐渐演变为民间宗教——道教之宗主。魏晋南北朝时期，老子思想为“玄学”思想的基础之一，又与传入中国的佛教思想相互发明，获得发展。其间，道教亦有长足发展，老子愈被神化。隋唐以降，宋元明清各朝，注老释老乃为各朝大学者甚至帝王的重要事情，各朝注老释老著作，累计数以千种。
简洁地说，老学自西汉初期即开始，并曾一度为统治者所青睐。汉武帝之后，由于儒学被确立为官方学术，老子思想在社会中的影响大为减弱。尽管如此，西汉时期，治老学者亦不乏其人。《汉书·艺文志》记载四部研究老子的著作，如《老子邻氏经传》《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除《汉书》记载之外，还有西汉中晚期蜀人严遵的《老子注》和《老子指归》。这些书或已散佚，或仅存残卷。
西汉中后期，研究老子的人数虽然大为减少，但其影响力并未消失。大思想家董仲舒，其思想便有老子思想的痕迹。他虽然大讲儒家的一套君臣等级，但在论人主之道时，却大讲“无为”之道，如《春秋繁露·离合根》中云：“故为人主者，以无为为道，以不私为宝。立无为之位，而乘备具之官。”《保位权》又云：“为人君者，居无为之位，行不言之教，寂而无声，静而无形，执一无端，为国源泉。”
东汉时期，一些儒学经师亦兼通道家经典，经学大师马融就曾经注过老子。《后汉书》的《耿弇传》《范升传》《淳于恭传》《翟酺传》《逸民列传》《独行列传》《郑均传》《樊宏传》《酷吏列传》《方术列传》中，皆载有时人习研《老子》的文字。这些习研《老子》之人，一方面是性好“清静”，另一方面“亦有理国养人，施于为政”的政治企图。
即使是一些政治家，如光武帝、楚王英等人，亦好黄老养性之术。到东汉中后期，老子亦逐渐被神学化，汉桓帝四次亲祠老子。甚至在一些大臣的疏文中，老子与孔子并称，如东汉翟酺在一篇谏文中说道：“故孔子曰‘吐珠于泽，谁能不舍？’老子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而在一些思想家的言论中，老子思想成为言语的当与否的标准之一。如王充《论衡·自然》篇云：“从道不随事，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也。”东汉初年的大思想家扬雄，其哲学著作《太玄》亦可以说是深受老子思想的影响，其“玄”字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道”字的汉代表达。
魏晋南北朝时期，为《老子》作注的大体有三种人物类型：一是学富五车的大儒和魏晋名士，二是封建帝王，三是佛教徒中学贯儒释道的大师。《隋书·经籍志》载，其时注老释老著作共有四十一种。其中属于以上三类的代表著作有：王弼的《老子道德经注》二卷，羊祜的《老子道德经解释》二卷；梁武帝的《老子讲疏》，梁简文帝的《老子私记》；释惠琳的《老子道德经注》二卷，释惠严的《老子道德经注》二卷。
玄学的出现，老子的思想起了重大作用。王弼以“本末”论“无有”，为魏晋玄学奠定了本体论。佛教的格义阶段，借老子的“无”译“空”。至于竺叔兰、释道安、鸠摩罗什辈，皆曾借用老子以阐佛教教义，而僧肇虽反对以“无”译“空”，追溯“空”之本义为“不真”，但他对老子是深有研究的，《肇论》四篇中仍可见老子思想之影响，可看今存之《肇论》。
在人生哲学方面，老子的“清静无为”的避世思想，在当时亦被部分名士所接受，阮籍、嵇康等皆是代表。嵇康曾说：“老子、庄周，吾之师也。”
隋唐时期，注老释老者有儒家、道家、兵家，唐玄宗亦曾为《老子》作注。有唐一代注老释老之著作，共三十余家，百三十卷之多。一些学者援佛以注老，使老学思想朝着偏重于心、性、情和理等有关伦理学的方向发展。援佛教理论注《老子》一书的，有成玄英的《老子疏》（今佚），以儒家思想注《老子》的，有陆希声的《道德真经传》，而以兵家眼光注《老子》的，有王真的《道德经论兵要义述》。唐末杜光庭的《道德真经广圣义》，则主要从道教的养生、个人修养角度来注《老子》。除这些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注《老子》外，唐玄宗也曾著有《道德真经注》和《道德真经疏》，并从《老子》一书中吸取了一些统治策略。如唐玄宗在为《老子》第二十九章“是以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句下注曰：“是以理天下之圣人，睹行随之不常，知矜持之必失，故约己检身，割贪制欲，去造作之甚者，去服玩之奢者，去情欲之泰者。”早年的唐玄宗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带来了唐朝的“中兴”，是与他遵守老子治国思想有关的。
宋元之时，注老释老的各种著作，数量激增。仅有宋一代，就有七十八家之多，元代注老述老的亦有二十九家，合为百有七家。或以为有百三十余家。今日所能见到的宋代注老著作全本仅二十八家（含金代），元代到今日的全本只有十三家。今人严灵峰《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初编》《老子崇宁五注》《老子宋注丛残》等收录了宋元有关散佚之书的部分条文。
宋元时期老学研究，表现出多元并存的局面。从研究者的角度看，有儒学大师，有道教徒，有政治家，有帝王，亦有僧人、禅师、普通官吏，可见老子思想对世人的影响。从研究方法的角度看，或整理以往之研究，或分别从政治、养生的角度研究，或融会三教以求贯通。由于方法不同，角度各异，就导致了观点的多元化。宋元两代，老学又复归繁荣。
明清两代，老学研究在继承了宋元的老学特点之后，又开创了校订、考证的新思路，其中以毕沅的《老子道德经考异》、王念孙的《老子杂志》、陶鸿庆的《读老子札记》最为著名。总计明清两代注释《老子》之著作，达二百多种。
民国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老学研究逐步走上专业化、学术化的道路，注老释老考订《老子》者，多为学者。“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疑古思潮对老学研究的冲击甚大，对老子其人其书的真伪及其年代做了广泛地考证、辨伪。其主要问题集中在对《史记·老子韩非列传》中的老子与太史儋、老莱子的关系及老子与孔子孰先孰后，《老子》一书的著作年代的考辨上面。具体内容可见今人罗根泽主编的《古史辨》第四、第六两册。今人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一书对此阶段“疑老”思潮作了很好的总结。
20世纪50年代以来，关于老学的重要研究成果，除詹剑峰著作外，有王叔岷《老子剩义》、钱穆《庄老通辨》、张起钧《老子研究》、朱谦之《老子校释》、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笺》、吴康《老庄哲学》、任继愈《老子新译》、陈鼓应《老子今注今译及评介》、张松如《老子校读》等，以及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的《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甲本释文》《马王堆汉墓出土老子乙本释文》、许抗生《帛书老子注译与研究》、高明《帛书老子校注》等。近年丁四新的《郭店楚竹书〈老子〉校注》、刘笑敢的《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评析引论》，均是《老子》文本校勘方面的力著。
据初步研究，《老子》一书在世界流传甚广，大约于明中叶就开始流向东方各国，如日本等。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在日本就有了《老子讲义》。1645年就有日文注释的《老子讲话》，注释者为僧泽庵。1652年有日本《道春老子经抄》三卷在日本问世。从1550年至1949年，日本研究《老子》的各类著作，据不完全统计，多达257种。1949年以后的《老子》研究亦有56种。依史载，玄奘、蔡晃、成玄英等人曾将《老子》译为梵文。《补元史·艺文志》载1183年，女真文《老子》问世。1680年，韩国朴世堂曾用汉文著《新注道德经》一书，为韩国最早的《老子》注释本。1959年，越南严儹用越南文译注《老子道德经》。英国于1868年，便有研究《老子》的著作，其作者为．John Chalmers，其书名为The speculation on metaphysic，polity and morality of the old philosopher Lau-tsze（《古代哲学家老子关于道德、政治、形而上学的沉思》）。之后，到1949年，各类英文研究《老子》著作、文章，共有59种。1949年以后，亦有30多种。其中林语堂、陈荣捷皆是华人学者，他们用英文向欧美世界介绍《老子》一书的思想。法文最早的研究著作于1823年问世，德文最早的研究文章于1870年发表。欧洲许多国家，如意大利、瑞典、西班牙、苏联等，均有研究《老子》的文章（或著作）。而老子思想对于欧洲思想家的影响，将是一个值得人们研究的重要课题。老子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性思想家、哲学家。
△ “古典名著普及文库”《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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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典名著普及文库”
《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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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子实为中国思想史上第一位思想家，春秋及战国蜂起之诸子，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老子的思想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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