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博物馆藏银雀山竹简 山东博物馆/供图
1972年，银雀山汉简被发掘出土，海内外为之震惊。2015年，由中国遗产文化研究院与山东博物馆领衔的众多学术机构，重启“银雀山汉简保护、整理与研究”的重大工程。经过努力，以银雀山汉简研究为代表的出土简帛学成果蔚为大观。
偶然发现宝贵汉简
位于临沂故城南1公里的两座小山岗东西对峙，每年春夏之交，山岗上的灌木丛就开满形似飞雀的小花，东边的呈黄色，西边的呈白色。两座山岗因而得名金雀山、银雀山。1972年4月，蒙山沂水环抱的临沂故城春意微暖，此时的季节，城南山岗上的“小飞雀儿”还没有露头，在银雀山上正在开展的一场施工建设唤醒了山岗下沉睡2000年的国宝。建设部门在施工中发现了之后被命名为银雀山1、2号西汉墓的古代墓葬。迅速赶来的山东省博物馆（后更名为山东博物馆）与临沂文物组专家在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和竹简残片，和竹简一同出土的还有漆木器、陶器、铜器和钱币等随葬器物。“经文物专家发掘清理，共出土竹简7500余枚。”银雀山汉墓竹简博物馆副馆长彭梅告诉记者，经鉴定，这是两座西汉前期墓葬。1号墓出土竹简内容包括：《孙子兵法》13篇和佚文5篇，《孙膑兵法》16篇，《尉缭子》5篇，《晏子》16章，《六韬》14组，《守法》《守令》等13篇，论政、论兵文章50篇，另有阴阳、时令、占侯、相狗、作酱等杂书，其中一部分是现在还有传本的古书，而大部分为佚书。2号墓出土竹简32枚，篇名《七年视日》，学者研究认为其内容为汉武帝元光元年的干支历表。这是我国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
银雀山汉简的宝贵之处在于保存年代久、简体保存状态佳、竹简及其书写文字数量多。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研究所研究员吴九龙参加了发掘与第一次整理工作。1974年，他在《文物》杂志发表的《山东临沂西汉墓发现〈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等竹简的简报》中记录了竹简刚出土时的形态：“由于长期在泥水中浸泡，又受其他随葬器物的挤压，竹简已经散乱，表面呈深褐色，编缀竹简的绳索早已腐朽，在有的简上还可以看到一点痕迹，但用墨书写的字迹，除了个别文字漫漶难辨外，绝大部分很清晰。每简的字数多少不等，整简每枚多达40余字。”
“地下水的浸泡和良好的墓葬密封条件使得简牍以及其他有机物在相对密封饱水的状态下，埋藏了2000多年仍可以得到较好的保存。”山东博物馆馆员卫松涛分析说，较好的保存只是相对的，其实简牍里的纤维素已经所剩无几，像是煮烂的面条或者是糟朽的稻草，经不住大的扰动。现在见到的银雀山汉简有相当大比例为残简。
开启初步的保护与整理
为了保护和整理这批文物，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对其进行了科学的清理、保护与研究。卫松涛告诉记者，鉴于这批汉简的出土状态及当时竹木质文物保护技术水平，为了文物安全，选用了比较稳妥的保护手段，即对一小部分竹简进行了脱水试验，而对绝大部分竹简采用蒸馏水饱水保存法。
在进行初步的清理保护工作后，下一步就是对这些散乱的竹简进行系统整理，主要包括释文、临摹和缀连。不过，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由于汉简严重残断且字迹漫漶不清，使得恢复、整理任务相当艰巨。1974年，国家成立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组，史树青、孙贯文、朱德熙、裘锡圭、商承祚、曾宪通、傅熹年、李家浩、吴九龙等整理组成员都是当时考古、历史、文献、古文字等领域的知名专家，他们首先对《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两部兵书展开了整理和研究。
当年，作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实习生，骈宇骞和李均明跟随朱德熙、裘锡圭两位老师参加了银雀山汉简的部分整理工作，他们有幸从文物出版社所在的那幢“红楼”里开始了研习古文字和出土文献的学术生涯。“在那之前，我只是在书本上接触过有关简牍的一些知识，没有见过出土竹简的实物。”如今已是古稀老人的骈宇骞回忆说，“我第一次看到这些竹简时，已经是经过考古工作者精心清理后装在密封的玻璃管里的竹简了。这些竹简给我最初的印象是玻璃管子里装着一根根长条状的黑乎乎的东西，上面写着和现在通行汉字大不相同的汉代隶书，有的比较规整，有的比较潦草。”
在银雀山汉简出土前，还从未有过出土种数、字数如此之多的竹木简牍类考古发现，学界在这次的汉简整理过程中总结出丰富的经验。骈宇骞回忆说，一开始，整理组的专家们首先利用竹简照片从简的形制入手，把4000多枚竹简中的同一形制的竹简先分开，再把同一形制竹简中的不同书法风格的竹简分开，之后把文字内容相同或相近的竹简分开。这就是所谓的筛选法，或者叫排减法。
这套方法如同抽丝剥茧，需要极大的耐心。“在大的相同者中分出小的不同，在小的不同者中找出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再根据这些细微差别把它们一层一层地分开，最后把形制、内容、书法相同或相近的竹简归在一起。”骈宇骞向记者描述了整理过程的繁琐：“再下来就是根据每枚简的文字内容来确定它们的归属、排定它们的顺序，或对一些残简断简进行缀连。这就是当时整理出土竹简的基本过程。”事实上，直到现在，这套整理经验仍在被学界使用，并随着以后简帛的不断出土，得到不断地补充和完善。
在整理组里，骈宇骞负责竹简本《晏子》的整理和校注工作，李均明则负责整理《尉缭子》。骈宇骞说，“这也是当时老师布置给我们的实习作业。那时整理组的同志们都有分工，佚书和难整理的书籍由先生们来做，而我们整理的是有传世本可比勘的、比较容易做的工作。”
骈宇骞所承担的竹简本《晏子》校注工作，首先需要将传世本《晏子春秋》的各种版本和古今人对《晏子春秋》的考证、注释的相关书籍仔细“摸索”一遍。“搞清了这些情况后才开始按照简本的内容收集相关资料，搞了个初具规模的‘资料长编’，然后才进行逐句逐字的考证和注释工作。”骈宇骞回忆说。这份实习工作持续了大概一年时间。
早期整理成果影响巨大
回忆起这期间的收获，骈宇骞提到他当时一个有意思的发现，“在整理工作中，我发现马王堆帛书《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经法》中的‘巽’字和《孙膑兵法》2024号简上的‘選（选）’字里所从的‘巽’字的写法，与战国时期楚国货币‘鬼脸钱’上的某个文字写法极为相似”。由此，骈宇骞推测“鬼脸钱”上的那个字应该释为“巽”字。于是，他又查了很多同时代的字形。经过反复比对，在比较有把握时，他征求了朱德熙和裘锡圭的意见。就这样，骈宇骞写出了他学术生涯的第一篇古文字论文《试释楚国货币文字“巽”》，并于1986年发表于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出版的《中华文史论丛·语言文字研究专辑》中。
骈宇骞是众多投身于银雀山汉简整理工作的学人群像的一个缩影。事实上，自20世纪70年代起，以银雀山汉简整理工作为代表的学术研究在持续推进。
银雀山汉简被发现两年后，其中的兵书初步整理成果得以公之于世。1975年，“银雀山汉简整理小组”编纂出版了大字线装本《银雀山汉墓竹简[壹]》，其中收有《孙子兵法》《孙膑兵法》两部文献，同年还出版了《孙膑兵法》平装本；1976年，《孙子兵法》平装本出版；1985年，《银雀山汉墓竹简[壹]》精装本出版，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守法守令等十三篇》《晏子》《尉缭子》以及《六韬》；2010年，《银雀山汉墓竹简[贰]》精装本出版。
此外，1974—1985年，整理小组陆续在《文物》杂志发表《银雀山汉墓出土〈孙子兵法〉残简释文》《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孙膑兵法〉释文》《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王兵〉篇释文》《银雀山简本〈尉缭子〉释文（附校注）》《银雀山竹书〈守法〉、〈守令〉等十三篇》等论文。参与早期整理的罗福颐1974年作《临沂汉简概述》，1985年发表《临沂汉简分类考释序》《临沂汉简所见古籍概略》《临沂汉简通假字表》《读〈临沂出土汉初古历初探〉质疑》等5篇文章；吴九龙于1985年作《银雀山汉简释文》，这是迄今为止收简最多的著作。
谈到20世纪银雀山汉简的第一代整理研究者的贡献，复旦大学教授陈剑曾在题为“以银雀山汉简为例谈谈竹书整理的一些问题”的学术讲座中说，“原整理成果水平非常之高，释字精准（尤其是想想当时秦汉简帛文字资料出土尚少、有关秦汉文字变化的知识难以与今天相比的情况；整理小组讲字形往往仅能引汉印、汉碑文字为说），拼合编联令人惊叹，有关字词文句与古书的对读比较全面，在当时全靠手工翻检的条件下，更令人惊畏”。
这些早期整理成果与论著为后来学者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和参考。据卫松涛观察，1975—1979年，学界研究重点在于探讨《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等释文及其成书时代和作者情况，并对孙膑哲学、军事思想、齐国城邑制度等课题开展研究。《银雀山汉简释文》出版后，学界的研究范围和深度均有拓展。20世纪90年代后，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占书》《阴阳》等文献的研究，或是结合相关考古、传世资料开展相关对比研究。以2010年《银雀山汉墓竹简[贰]》的出版为起点，对银雀山汉简的综合研究进入新的阶段，5年时间内发表的论著多达90余篇（部），相关研究成果呈井喷之势。
守护国宝 传承学脉 揭开银雀山汉简神秘面纱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张清俐
声明：本文图片来源于“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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