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不循今不法古
商鞅的变法主要是战时变法。一些说商鞅“驭民五术”，“商鞅遗毒”害了中国几千年的说法实在是迂腐之见的。司马迁给商鞅作了个评价，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之人，意思就是商鞅天性就是个残忍少恩的人。司马迁这是儒家的天命观，完全有失客观公正。
此处引用商鞅的一句话就反驳掉了，商鞅说，不法古不循今。这是啥？与时俱进的思想呀，商鞅的认识在当时是先进的，运动发展观的思想后人多没有学习，倒是尽是静止的学习了他的一些思想，打成了教条，于是结合儒家，才形成外儒内法的社会形态。这完全不是商鞅本来的思想体系。
《商君书》也不完全是最初商鞅的思想体系，当然，内中应该是有商鞅的部分思想的，但后来的别的法家思想附会其中也是自然常事。既然能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与法相互排斥敌对到后来形成了表面独尊儒术，实质是儒包法的表儒里法的思想形态。商鞅法家思想也必然是随之变动的。这是必然。
说商鞅驭民五术毒害中国几千年，这是不合实际的。至少在商鞅那时代，如果商鞅真的完全是愚弄民众，在当时不是巨大的进步，对民众不是巨大的解放，秦国也是不可能强大的，不可能如秋风扫落叶般的一扫六国。
2、开阡陌废井田，法者所以爱民
仅仅从变法中的这么一条“废井田开阡陌”，就完全可以看出来，商鞅在当时他那个时代相对是爱惜广大民众的。当然与现代不可同日而语。
但是具体到那个东周末年诸侯混战的年代而言，要知道，在西周时，奴隶制度普遍存在的，井田制就是奴隶制度的基础，田地划成“井”字块，井田上被束缚的奴隶基本上是毫无人身自由的。而商鞅废除井田制，广泛开垦田地，使庶民人人得一块田地，这显然是巨大进步，是生产力的巨大解放。司马迁的《商君列传》字里行间虽然有些不以为然，不赞同商鞅的意思，借秦国贵族赵良的口数叨商鞅的错误，但司马迁却也不得不承认，商鞅变法赢得了广大庶民的欢迎支持。司马迁记载，
“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於公战，怯於私斗，乡邑大治。”
民不得利，何以会大悦？
按商鞅的原话说，“法者所以爱民”。愚民弱民，还爱民？同是商鞅的话为啥这么矛盾？看来只是曲解商鞅而已。商鞅之法理是“以刑去刑”、“至德复立”。奖罚不明，不能维护普遍的公正，私德存公德还会有嘛？
无论如何说，施行变法十年，民大悦，这足见，商鞅变法是广得民心的。商鞅进行土地改革，使庶民各得一块田地，广开荒地扩大耕地，这是秦国得以强大的根本原因所在。商鞅这一变法举动完全动摇了周朝以来的旧奴隶主制度，瓦解了封国诸侯旧奴隶制度的根基。当然也是因为如此，动了破落旧奴隶主旧贵族的奶酪，得罪了秦国少数的王公贵族的利益。这是商鞅被杀的原因所在。商鞅变法的成功同时就意味着商鞅必然得罪少数贵族奴隶主阶级利益的，注定他就存在着时刻被刺杀被诬陷杀害的危险。
3、商鞅变法是成功的，就是因为成功同时就存在着被陷害的危险，商鞅是死于少数旧贵族的反动报复
司马迁文中安排一个好心人赵良去点拨劝说商鞅，好像赵良多高见，看透功名似的谦谦君子，实是盖棺定论的朽腐论调。赵良算不得多高见的人，只是旧奴隶主阶级利益的代表人物而已。司马迁借赵良之口竟然说，商鞅得罪了秦国的广大庶民，仅此一句就看出了赵良口中之言多也是矛盾的，其形象多也是司马迁有意刻画的罢了。
商鞅之所以被杀，只是反动贵族的诬陷陷害而已。商鞅变法难免会得罪小部分的贵族利益，尤其是在强行推行变法革新的过程中，得罪了一些位高权重的秦国贵族功臣，他们必然忌恨商鞅，得机得势就伺机报复。按史记记载，好像主要是公子虔集团的诬陷，秦孝公去世后，公子虔集团就向刚上任的秦惠王诬陷商鞅谋反，也可能是商鞅功高盖主，让秦惠王担忧，于是秦惠王一时冲动借机除掉了商鞅。但总之，不论秦惠王是有意还是无意，商鞅是无罪而被杀的。属于被陷害。商鞅死了，商鞅的变法措施并未停止，秦惠王也是肯定和支持商鞅变法的，商鞅死后，又下令查实商鞅谋反的罪证而不得，然后就把诬陷商鞅的公子虔集团也连根铲出了。商鞅的变法是成功的，在当时和后来的历史上多数评价是认可的。
4、被后世一些迂腐之人曲解的商鞅思想
使井田上的奴隶各得一块田地，在当时这是愚民弱民？我不信。现在说它是愚民弱民，有那回事，我信，但这不符合发展观不尊重历史。
从毫无人身自由毫无田地的奴隶到得到相对的人身自由和私有田地，这在当时不是进步的表现？
儒家与法家在春秋战国时多是有些水火不容。为何后来法、儒能黏在一起共同为封建王朝效力，何也？我想原因恐怕还是当初的法家已是被经过修改适应了当下王朝社会的需要了。但是，我们得清楚，后来的那绝非春秋战国战乱时的法家的思想主张，就像春秋战国时代的儒家不完全是周朝的儒家，也不是后来的程朱理学的儒家，也不是王阳明发展的新儒家，虽然内里有些是一脉相连的，但是，内容上还是有巨大差别的，我们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商鞅法家思想亦是如此，商鞅全家被杀后，他的变法运动虽然被延续下来了，但是他的法家的思想貌似没有了完全的继承者。
无论如何说，只一句，“不法古不循今”这种与时俱进的发展的思想观，在商鞅去世后貌似就断代了，几千年的封建帝制无一有突破封建帝制制度的新思想的产生就是很好的证明，完全都是循今法古。尤其糟糕的是，儒家那一套多是述而不作，循古泥古，孟子往回找孔子，孔子往回找周公礼制，周公往回找尧舜禹。这完全没有商鞅“不法古循今”的变化发展的思想观念，也就注定了几千年封建王朝社会始终在一个窠臼内打滚。没有突破性的制度革新。
所以，有些人说，商鞅思想遗毒，什么驭民五术。我可以说这完全是曲解商鞅。要是商鞅的思想精髓真的延续发展了的话，我觉得不但不是遗毒，而且，可能我们的历史真的就不会是一下子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社会那样了。商鞅的思想的精髓就是具有革新性，具有发展观。这些要是被发展了，就不可能抱着《商君书》说这是商鞅的思想这是商鞅的遗毒，商鞅说，“不法古循今”，有人却偏偏抱着他的遗作，再也没有实质的发展的情况下说这就是商鞅的思想，这种看问题的世界观完全是不同于商鞅的世界观的，这是种静止的片面的思想观念。商鞅的恰是发展观。
商鞅变法是根据当时的具体客观环境所作的变法，当时是天下秩序混乱，征战不断，所以商鞅提出鼓励“耕战”的思想学说，这种战时思想难道在当时征伐不断的春秋时代不对嘛？一盘散沙，积贫积弱难道就好？商鞅的耕战、统一思想，行政规划、军功爵位制等变法措施，春秋战国混乱的战时那无疑是先进的制度。
但是到了太平时节，天下统一了，按商鞅“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的思想来看还会用战时的思想制度嘛？战时既已过去，已作古，商鞅说，不法古，所以，按商鞅思想的发展观念来看，真是商鞅没有被杀，商鞅的法家思想精髓真的延续发展了，完全不可能是汉朝董仲舒独尊儒术后形成的那种表儒里法的所谓法家思想。而所谓的商鞅遗毒，驭民五术也多是商鞅去世后，尤其是独尊儒术后，在表儒里法的社会形态下，静止的曲解的附会的等各种形式下继承的商鞅的思想，才有了商鞅的“驭民五术”。这完全是栽赃而已。商君书已非完全是当时商鞅的思想。战时的商鞅的思想又怎么能完全套用到太平时节？这本就不符合商鞅“不法古不循今”的发展的思想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