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4年,是武则天走向皇帝位置的关键一年。当年二月,武则天把唐中宗李显废了,给他弄了一个庐陵王的名头,先后将这个扶不上马的儿子贬到了均州、房州。立自己的小儿子睿宗李旦为皇帝,李旦很明白母亲的心思,甘愿当一个傀儡。这样,武则天就以皇太后的名义掌握天下大权(临朝称制)。时间到了九月,武则天进行了一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先把年号改成了光宅,再就是改变了旗帜的颜色,对管理机构进行了更名和职能调整,改东都为神都等等。武则天的这些行动已经明显地告诉天下,自己要当皇帝了。
就在这年的九月,以徐敬业为首的亲李集团举起了光复李唐的旗号,集结了十万人马发动了扬州叛乱。我们说,徐敬业的人马是临时搭建起来的散班子,在武则天的精心安排下,李孝逸率军平定,也就两个月时间,徐敬业的叛军队伍一败涂地,呼啦啦四处逃散,徐敬业人头落地。
但是这件事情给武则天敲响了警钟。虽然经过了多年的韬光养晦和苦心经营,武则天感到自己的反对力量仍然隐藏在自己看不见的地方,纵使自己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但是毕竟不可能掌握反对者的动向。
这是她的一块心病。
武则天决定要震慑他们。
怎么办?武则天使出了两个狠招。
一是大开告密之门。按照《资治通鉴》的说法,“乃盛开告密之门,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关键是对告密者,武则天规定“皆给驿马,供五品食。”有这么实惠的激励机制,一时间,告密者一波接着一波,啥货色都有。武则天一看见这阵势,要亲自接待每一个告密的人,实在有点招架不住。于是在686年的三月份改了一个办法,那就是在朝堂上设立了用铜浇铸而成的意见箱——铜匦。武则天还真是动了不少心思,她发明的这个铜匦,“其器共为一室,中有四隔,上各有窍,以受表疏,可入不可出”(《资治通鉴》)。说白了,铜匦就是一个检举箱。凡是对朝廷的建议、对官员的检举、对官德的评判等等都可以把材料塞入到铜匦中。收集到的建议书、检举信等只有武则天能看。
武则天鼓励告密,有人因此得到了好处、屡试不爽。
来俊臣(651—697)通过告密得到武则天的信任,还升了官职。这家伙尝到了告密的甜头后,还和奸诈的万国俊等联手编了《罗织经》。这本《罗织经》实际上就是一本专门教人“整人害人”的书籍。比如在这本书中,来俊臣给人传授怎么样捏造事实、编造故事、陷害无辜,来俊臣在构陷忠良时,策划、设局、构陷等各个环节都有一批人马,想给某人加罪,往往多人罗织罪状,造成证据互补的假象。有人说《罗织经》是“历史上第一部邪恶智慧之大成的诡计全书”。
武则天的第二个狠招就是用酷吏治吏。
比如有名的胡人索元礼,因为告密,受到了武则天的召见,并获得了游击将军的待遇。索元礼是一个残忍不堪的人物,在专掌制狱之后,他采用刑讯逼供的办法,十分狠毒。每次审讯,他都要求被审讯者供出几十个甚至上百个人,在他手里有数千人遭到了杀戮。就是这样一个狠如虎狼的人物,武则天多次召见赏赐。
一看这么干有好处,周兴、来俊臣等纷纷效仿索元礼。周兴在制狱时,“被其陷害者数千人。”来俊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每回都采用刑讯逼供的办法,“前后灭族千余家。”
在刑讯逼供中,索元礼、来俊臣们发明了十种大而重的刑具(大枷)。“定百脉、喘不得、突地吼、著即承、失魂胆、实同反、反是实、死猪愁、求即死、求破家,”光听听这些刑具的名字,就让人不寒而栗。
在逼审中,这些酷吏们还发明了极为残忍的刑罚手段。比如将人倒悬,以醋灌鼻;用铁圈箍首,加楔裂脑;置人于翁,大火烤炙;物绊人腰,向前引枷;竹签穿甲,逼食衣絮等等。
在武则天的酷吏政策下,朝野上下气氛恐怖,朝臣们人人自危,见面不敢说话,走路绕着走。官员们每天入朝前,都要告诉家人,不知道还能不能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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