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色残阳里，一队黑骑渐渐逼近，拉开了《长安十二时辰》的序幕。一时间，大厦云谲波诡，闻者惊魂动魄，他们是西域胡商，抑或是突厥狼卫？此行究竟目的何在？
答案正在逐步揭晓，案件始末也渐渐明晰，他们是心怀不轨阴谋的突厥狼卫。那么，历史上真正的西域胡商究竟是何面目，粟特商旅又与神秘的丝绸之路有何渊源？中国人民大学的四位青年学者为此展开了对话。
问：在网络剧《长安十二时辰》里，突厥狼卫假扮成粟特商人进入长安后，首先来到了西市。为什么他们会把西市作为进入长安的第一站呢？
刘喆（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研究生）：东市和西市是长安城的两大商业区。西市在长安城皇城外西南，里面有市署，长官就是西市令，能够“掌百族交易之事”。胡商来到长安之后，一般会先在西市集散货物。而且西市又有“金市”之称，经济比较繁荣，还有不少胡商经营的店铺，比如说波斯邸、酒肆等。李白诗《少年行》曰：“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可以为证。20世纪五六十年代，社科院考古所曾对长安西市遗址进行过发掘，出土遗物中有用金、珍珠、玛瑙、水晶等材料制成的装饰品，就可能是珠宝商的遗址。此外，西市中还有卖饮子的，号称“福医”，小说中提到永王喝的雪饮子，不知道是不是从这家店买的。
问：唐人尚胡风，“胡”究竟是指什么？
刘喆：“胡”最早是指北方游牧民族，《日知录》和《史记·匈奴列传》中均有提及：晋北有林胡、楼烦，燕北有东胡、山戎。盖必时人因此名戎为胡，是以二国之人而概北方之种，一时之号而蒙千载之呼也。盖北狄之名胡自此始。后来随着民族融合的进一步发展，“胡”的指称逐渐泛化，多指代北方或西方的外族，比如说中亚粟特人在我国史书中就被称为“九姓胡”“粟特胡”等。大唐文化本来就是兼收并蓄、博采众长的，所以出现崇尚胡风的情况并不奇怪。《旧唐书·舆服志》里面就讲，唐玄宗开元年间，“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可见胡人文化元素已经融入了唐人的日常生活。这在金银器、墓志、壁画等很多方面都能找到例证。
问：《长安十二时辰》曾多次提到胡饼、胡服、胡乐、胡旋舞等，为什么和“胡”有关的东西在唐朝特别受欢迎呢？
付承章（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博士研究生）：原因有很多，既有当时社会流行的风气，认为胡化即时尚，更有外来文化自身的“魅力”。比如其中提到了一家名为西府的金银器铺子，店主是一个籍贯康国的胡人老头，也就是一个来自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的粟特人。粟特人以善于经商著称，而金银器正是他们最重要的商品之一。在俄罗斯学者马尔沙克先生所著的《粟特银器》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造型独特、纹样精致且做工华丽的粟特金银器。有意思的是在这本书里，金器和银器的比例是1:49。为什么金比银贵重，粟特人反倒更喜欢银器呢？我认为更大的可能是当时的粟特地区受伊朗萨珊王朝的文化影响很大，而萨珊银器是皇室用具，用银象征着权力和威望。所以粟特人可能是出于对萨珊文化的推崇，也喜欢用银器来表达一种自身的优越感。
《粟特银器》中译本封面
粟特银灯
问：《长安十二时辰》里，曹破延与一众突厥狼卫假扮粟特商人潜入西市，突厥人与粟特人非常相像吗？我们应该如何从外貌上加以辨别？
吴忧（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学硕士）：相貌上，虽然粟特人和突厥人都是深目高鼻，但从中亚壁画上的突厥人、粟特人形象推测，突厥人一般颊骨较高，鼻子突出。而粟特人鼻子相对笔直，嘴巴较小且多须髯，黑色长发通常束起，并顺着脸颊两侧垂至胸前。着装上突厥人喜欢穿皮毛长袍，而粟特人则喜欢穿窄袖短袍。当然，着装上的差别是最不明显的，不能作为主要的判断依据。最容易辨认的是发型，粟特人一般为卷发或短发，戴虚帽，而突厥人多为长发披肩或束发披肩。在西安安伽墓出土的屏风上，左侧的长发人物就是突厥人，而右侧的短发人物为粟特人。因此在《长安十二时辰》里，束发披肩的突厥狼卫曹破延在假扮粟特人时才会头戴尖角虚帽。
安伽墓正面屏风图像（局部）
甘肃所出粟特舞者铜像
问：历史上，粟特人与突厥人的关系怎么样？
吴忧：粟特本土位于中亚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河谷绿洲，此间分布着许多大小不同的城邦国家，如康国、安国、曹国、史国、石国等，俗称“昭武九姓”，有时候也不止九个城邦。历史上的粟特人从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帝国，因此长期受其周边强大的外族势力控制。
公元563—658年是突厥统治粟特本土的时期，《隋书·康国传》载“婚姻丧制，与突厥同”，表明突厥和粟特的礼制都受到了对方的浸染和影响。粟特的商队在行进路途中也会吸纳其他民族（比如突厥人），并在丝绸之路上一些便于贸易和居住的地方定居下来，建立自己的聚落。突厥领土内也有不少粟特移民，公元8世纪末9世纪初，粟特人逐渐舍弃了本土的语言和文字，西域天山的移民改说突厥语。因此数百年间，粟特人和突厥人分分合合，上演了一幕幕的悲欢离合。但从安伽等入华粟特人墓葬中的图像判断，他们之间更像是盟友——大多数情况下关系比较融洽，一同饮酒欢娱、吹弹歌舞。正如粟特文明专家马尔沙克先生所说，虽然粟特人重贸厚利，突厥人更在意开疆拓土，两者结盟目的迥异，但结盟之后，粟特商队在丝路上的奔走获得了突厥强有力的保护，在广袤的突厥草原上也建造起了许多粟特移民的城池；同时突厥人在粟特人引导下创造了文字，铸造了钱币，镌刻了记功碑铭，营建了城池，在文明上跨出了一大步。
问：在《长安十二时辰》中有一个情节：张小敬追赶突厥狼卫到怀远坊的祆教祠，跟祆正发生了冲突，其中还描述了祆教徒们拜火的仪式。唐朝的祆教大体情况是怎样的呢？
牟学林（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唐代长安城的外来宗教主要是三夷教，即祆教、摩尼教和景教，三夷教的兴盛是唐代文化交流的重要表现。祆教也被称为拜火教，即琐罗亚斯德教，它是公元前6世纪前后由琐罗亚斯德创立，其教义主张善恶二元论，最终善神会战胜恶神。它在4世纪传入中国，传播过程中粟特人起了主要作用，祆教也是传入中国后才有的称呼。
据考证，目前可确知长安城有五座祆祠，此外在洛阳城还有四座。长安城的祆祠分别在布政、醴泉、普宁、崇化、靖恭五坊之中。贞观五年（631），唐太宗下令在崇化坊修建祆祠。因祆教的信奉者多是粟特或其他胡人，故除靖恭坊的祆教祠在城东万年县外，其余四座均在西域人较多的城西长安县。小说中说祆教祠坐落在怀远坊，尽管怀远坊与崇化坊相毗邻，但严格而言方位并不准确。
祆教之所以被又称为火祆，是与其奉祀火神相关。唐代史料笔记《朝野佥载》卷三中曾有祆教每岁祭祀情景的描写。《长安十二时辰》中描写教众聚拢火堆拜祭火神，是有历史依据的。
唐武宗会昌灭佛时，也一并禁止了祆教，后来虽然禁令松弛，但五代、宋以后，祆教基本绝迹。
问：《长安十二时辰》后半部分涉及到了景教的相关内容，尤其伊斯执事，是推动后半部分情节的重要人物。唐朝景教的真实状况如何？
牟学林：景教是唐代三夷教中的另一种。它属于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唐初经中亚传入中国，被认为是最早传入中国的基督教派。景的意思是大和光明，景教是唐代教徒的自称。
贞观九年（635），主教阿罗本到达长安，受到唐太宗的接见，这是景教传入中国的最早记载。三年以后，唐太宗下令在义宁坊建景教寺，并承认了正式的景教徒21人。《长安十二时辰》中将景寺设置于义宁坊，是对历史记载有所借鉴的。但小说又说“长安城内，上规模的景寺有十几座……”这一点恐怕不符合历史事实。景教在唐两京都有寺院，但从目前史料来看，所有教徒都是波斯或其他胡人，尚未发现汉人信仰的记录，所以规模不至于如此庞大。
天宝四年（745），唐玄宗下诏将原先波斯寺改名为大秦寺。因为尽管景教由波斯传入，但其发源地却是大秦（古罗马地区）。《长安十二时辰》设定的时间背景为天宝三年（744），且小说中伊斯又屡次强调景寺是大秦寺而非波斯寺，是暗暗呼应于历史事实的，作者对此也是有所考虑。另外，伊斯执事也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根据被誉为“中国第一景教文献”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的记载，伊斯曾跟随汾阳王郭子仪参与平定安史之乱，获封金紫光禄大夫、同朔方节度副使、试殿中监，并获赐紫袈裟。并且在平乱之后继续布道行善。正是为了直接纪念他，景净等方才在唐德宗建中二年（781）撰刻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这一段历史也被《长安十二时辰》所借鉴。
由于统治者的开放包容，景教在唐前期200余年间一直有较宽松的发展环境。唐武宗灭佛时景教亦受殃及，它与祆教一样，从此一蹶不振。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
问：在《长安十二时辰》中，有没有一些值得回味的细节能够反映唐代的中西文化交流，尤其是涉及器物方面？
付承章：这部小说中提到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器物，比如说有一个斜靠在毡毯上的胡人胖子，左手拿着高足杯。这个动作是比较还原历史情景的，因为在西安安伽墓的石屏甚至在中亚出土的壁画上都可以看到手持高足杯的人物形象。这种器物在隋唐时期的中国、突厥人的领地甚至乌克兰都有出现，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希腊—罗马的器物上。可见高足杯在当时很多地方是非常受欢迎的，出现在长安更是不足为奇。
安伽墓正面屏风图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