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书是中国古代对论述兵法的著作的称谓，后成为军事著作的通称。中国古代十大兵书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吴子、六韬、尉缭子、司马法、太白阴经、虎钤经、纪效新书、练兵实纪十大兵书。

中国古代十大兵书

1、《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

《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

《孙子兵法》被奉为兵家经典。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竹简1972年出土在临沂。

《孙子兵法》

2、《孙膑兵法》

《孙膑兵法》是中国古代的最著名中原军事著作之一，也是《孙子兵法》后“孙子学派”的又一力作，是反映战国时期兵家思想的代表作之一。《孙膑兵法》古称《齐孙子》，作者为孙膑，先秦天下十豪之一。

最早明确记载孙膑有兵法的是《史记》，《汉书·艺文志》把它与《吴孙子兵法》并列，著录《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据考证，《孙膑兵法》的散失大概在唐代以前。因为《魏武帝注孙子》提到了“孙膑曰：兵恐不投之于死地也”，唐朝赵蕤《长短经》卷九也提到过“孙膑曰：兵恐不可救”，杜佑所著《通典》卷一四九有“孙膑曰：用骑有十利”一段，但从《隋书·经籍志》以后就不见记载了。

1972年2月，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出土了竹简本的《孙膑兵法》，这使失传已久的古书得以重见天日。竹简本《孙膑兵法》经过认真整理，分为上、下两编，上编可以确定属于《齐孙子》的十五篇，包括《禽庞涓》、《见威王》、《威王问》和《陈忌问垒》等；下编是还不能确定属于《齐孙子》的论兵之作。竹简本篇数大大少于《艺文志》著录本，也不是完善的版本。

《孙膑兵法》

3、《吴子》

《吴子兵法》，中国古代著名军事著作，《武经七书》之一。相传战国初期吴起所著，战国末年即已流传。《汉书·艺文志》称“吴起四十八篇”，《隋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均载为一卷。今有《续古逸丛书》影宋本及明、清刊本，今存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六篇，分上下两卷。

《吴子兵法》主要论述了战争观问题。该篇既反对持众好战，也反对重修德而废弛武备。它认为只有内修文德，外治武备才能使国家强盛。《图国》篇讲述“内修文德，外治武备”的战争论。《料敌》篇主要讲述如何判断敌情，因敌制胜的问题。《治兵》篇主要论述如何治军，指出战争的胜负不是取决与军队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与军队是否法令严明，赏罚必信，打不散，拖不垮。《论将》篇主要论述将帅的重要和对将帅素质的要求，将帅为全军的统帅，必须刚柔兼备；将帅必须依靠金鼓，旗帜和禁令，刑罚来治军和指挥作战。《应变》篇阐述了在不同的情况下的应变之术和作战方法。《励士》篇主要讲述如何激励士气。

《吴子》是在封建制度确立后，战争和军事思想有了显著发展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这时，军队成分的改变，铁兵器和弩的广泛使用以及骑兵的出现，引起了作战方式的明显变化。它反映了新兴地主阶级的战争理论、军队建设和作战指导方面的观点。

《吴子兵法》

4、《六韬》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太公兵法》，是中国古代先秦时期著名的黄老道家典籍《太公》的兵法部分。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最早明确收录此书的是《隋书·经籍志》，题为“周文王师姜望撰”。姜望即姜太公吕望。但是自宋代以来，就不断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从此书的内容，文风及近年出土文物资料等分析，可大致断定《六韬》是战国时期黄老道家典籍。全书有六卷，共六十篇。《六韬》的内容十分广泛，对有关战争和各方面问题，几乎都涉及到了。其中最精彩的部分是它的战略论和战术论。

《六韬》为周初太公望（即吕尚、姜子牙）所著，全书以太公与文王、武王对话的方式编成。西汉国家藏书目录《汉书·艺文志》道家类曾有著录曰：“《太公》237篇，其中《谋》81篇，《言》71篇，《兵》85篇。”班固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清沈钦韩说：《谋》者即太公之《阴谋》，《言》者即太公之《金匮》，《兵》者即《太公兵法》。但从南宋开始，《太公六韬》一直被怀疑为伪书，特别是清代，更被确定为伪书，但是1972年4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发现了大批竹简，其中就有《太公》的五十多枚，这就证明《太公》至少在西汉时已广泛流传了，伪书之说也就不攻自破了。一般认为此书成于战国时代。

《六韬》

5、《尉缭子》

《尉缭子》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的兵书，中国古典军事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过去疑古派一直认为《尉缭子》是伪书，《尉缭子》也被长时期的冷落，自1972年银雀山汉墓出土文献证明 《尉缭子》并非伪书。

《尉缭子》一书，对于它的作者、成书年代以及性质归属历代都颇有争议。一说《尉缭子》的作者是魏惠王时的隐士，一说为秦始皇时的大梁人尉缭。一般署名是尉缭子。最早著录于《汉书·艺文志》，书中杂家类著录《尉缭》29篇，兵形势家类著录《尉缭》31篇。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了《尉缭子》残简，说明此书在西汉已流行，一般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

《尉缭子》从人性论的视角考察了人的心理，提出了不少精辟治国思想，如“民非乐死而恶生也”，“委积不多则士不行;赏禄不厚则民不劝;武士不选则众不强;器用不便则力不壮;刑罚不中则众不畏”，后一句话可以作为尉缭子经国治军思想的总纲领。《尉缭子》受到《六韬》或者当时其他黄老道家治国理论的影响，提出治国应当使人无欲，无欲则没有争夺，没有争斗就没有犯罪和战争，那么天下就太平了，即“反本缘理，出乎一道，则欲心去，争夺止，图图空”。

《尉缭子》

6、《司马法》

《司马法》，是重要的春秋时期军事著作之一。据唐朝宰相李靖所说，《司马法》本出自姜太公之手，商周秦汉的大司马可以理解为现代的国防部长，司马法从字面上解释就是国防部颁发的作战条例，而姜太公曾担任周文王的大司马，故有周之司马法出自姜太公之说。而后世司马穰苴所写兵书名为《司马穰苴书》，并非《司马法》。

司马迁的《史记·太史公自序》记载：“《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 王子（成父）能绍而明之”。由此可见，《司马法》并非一人所撰，周朝开国之初的《司马法》是由姜太公所撰，姜太公死后，又有数人重新编撰，成为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司马法》。

《司马法》是现存最古老的军事思想，比大名鼎鼎的《孙子兵法》还要古老。它保存着春秋前期的一些非常古典的作战原则，有浓郁的贵族色彩，如“逐奔不过百步"，"纵绥不过三舍”。此书讲军礼的地方甚至超过兵法的部分，典型的三代兵法的化石。

《司马法》

7、《太白阴经》

《神机制敌太白阴经》又称《太白阴经》，是中国古代的一部综合性的道家军事著作。中国古人认为太白星主杀伐，因此多用来比喻军事，《太白阴经》的名称由此而来。作者为唐朝的李筌。

唐代宗时河东节度使都虞候李筌籍未详，《集仙传》道其仕至荆南节度副使、仙州刺史等。《太白阴经》全书10卷。现存《墨海金壶》、平津馆影宋抄本等。

该书内容较为丰富。它强调战争胜败决定于人谋而不靠阴阳鬼神；士兵之勇怯取决于刑赏；战争的胜利取决于君主的“仁义”以及国家的富强。在论述将帅用兵时，指出要考虑从政治上制胜敌人，团结内部，预有谋划，选拔各种人材，要利用地形，创造主动有利的态势。对军仪典礼、各类攻防战具、驻防行军等各项准备事宜、战阵队形、公文程式和人马医护、物象观测等，也分别作了具体论述。这些内容，基本上是综合前代兵书典籍及有关著作写成，且有所阐发，其中存录了不少有价值的军事资料。因此，杜佑《通典-兵典》取该书内容颇多，亦为后世兵家所重。书中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但风角杂占、奇门遁甲等则有不科学的内容。

《太白阴经》

8、《虎钤经》

中国宋代著名兵书。北宋吴郡（今江苏吴县）人许洞,历四年于景德元年(1004)撰成，凡20卷，210篇，共论210个问题。许洞曾任雄武军推官、 均州参军等职。该书现存明嘉靖刊本及清《四库全书》等刊刻本。

《虎钤经》以上言人谋，中言地利，下言天时为主旨，兼及风角占候、人马医护等内容。许洞认为天、地、人三者的关系应是“先以人，次以地，次以天”（《虎钤经》，明刊本，下同），重视人（主要是将帅）在战争中的作用。要求将帅应“观彼动静”而灵活用兵，做到“以虚含变应敌”。尽管天时有吉凶，地形有险易，战势有利害,如能吉中见凶、凶中见吉,易中见险、险中见易，利中见害、害中见利，就能用兵尽其变。他还认为，要取胜须“以粮储为本，谋略为器”。未战之前要“先谋”：欲谋用兵，先谋安民；欲谋攻敌，先谋通粮；欲谋疏陈，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人和；欲谋守据，先谋储蓄；欲谋强兵，先谋赏罚等。既战之后，一要善于“夺恃”：夺气、夺隘、夺勇等；二要善于“袭虚”：以佯动、诱敌击其虚；三要“任势”：乘机击敌懈怠，设伏击敌不意，乘胜扩张战果等。还强调“逆用古法”，“利在变通之机”。该书在体例上,分类编排，按类阐述,汇集的与军事有关的天文、历法、记时及识别方位等知识，有许多为过去兵书所少有。此外，还汇集了不少阵法，并创造了诸如飞鹗、长虹等阵。但书中天人感应等荒诞迷信之谈，则不可取。

《虎钤经》

9、《纪效新书》

《纪效新书》是明代军事著作，属于戚继光在东南沿海平倭战争期间练兵和治军经验的总结。他在《自序）中说：“数年间，予承乏浙东，乃知孙武之法，纲领精微莫加矣。第于下手详细节目，则无一及焉。犹禅家所谓上乘之教也，下学者何由以措。于是乃集所练士卒条目，自选亩民丁以至号令、战法、行营、武艺、守哨、水战，间择其实用有效者，分别教练，先后次第之，各为一卷，以海诸三军俾习焉。顾苦于缮写之难也，爱授粹人。客为题曰：《纪效新书》。

《纪效新书》（十八卷本）总序中的“公移”紧密结合东南沿海的地形、我情与倭情，论述了练兵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练兵理论和计划。《纪效或问》则对重要问题，尤其是最急需解决的事情进行申明和论辨，以防疑惑不解，他自注说：“柬伍既有成法，必信于众，则令可申。苟一字之种疑，则百法之是废，故历述所急与可辨者，为或问以明之。”正文十八卷详细而又具体他讲述了兵员的选拔和编伍、水陆训练、作战和阵图、各种律令和赏罚规走、诸种军诫兵器及火药的制造和使用、烽堠报警和旗语信号等建军作战的各个方面，并有大量形象逼真的兵器、旗帜、阵法、习艺姿势等插图。书中还详细记述了戚继光发明的鸳鸯阵，即一种以牌为前导，筅与长枪，长枪与短兵互防互救，双双成对的阵法。以及鸳鸯阵的变体“三才阵”。该阵法组成人数更少，用于冲锋时追歼敌军。

《纪效新书》是明代著名兵书。它出于抗倭名将之手，所述内容具体实用，既是抗倭中练兵实战的经验总结，又反映了明代训练和作战的特点，尤其是反映了火器发展一定阶段上作战形式的变化。成为明朝军队热兵器化的佐证。具有较高的军事学术价值。该书在明朝万历壬辰战争时期传入朝鲜，被奉为军事科学经典大量刊印。但是，《纪效新书》作为一部当时实用的兵书，随着军事技术的发展，许多条款早已不适用了，同时里面也夹杂着一些糟粕，如用所谓“相法”选士，“忌凶死之形，重福气之相”；认为士卒是愚人等，这是我们在肯定它的价值的时候特别需要指出的。

《纪效新书》

10、《练兵实纪》

《练兵实纪》 是戚继光在蓟镇练兵时撰写。此书正集9卷，附杂集6卷。它和《纪效新书》称为戚氏兵书姐妹篇。九卷九篇共二百六十四条，具体篇目是：练伍法第一、练胆气第二、练耳目第三、练手足第四、练营阵第五（场操）、练营阵第六（行营）、练营阵第七（野营）、练营阵第八（战约）、练将第九。后附杂集六卷六篇：储练通论（上下篇）、将官到任宝鉴、登坛口授（李超、胡守仁辑）、军器解、车步骑营阵解。书前还冠有“凡例”即“分给教习次第”共十五条，记述了将、卒各自应学习的内容、标准，教材发放办法，督促学习的措施等。

《练兵实纪》内容广泛，涉及兵员选拔、部伍编制、旗帜金鼓、武器装备、将帅修养、军礼军法、车步骑兵的编成保结及其同训练等建军、训练和作战的各个方面。正文一至四卷侧重单兵训练；五至八卷和“杂集”的《军器解》、《车步骑营阵解》讲营阵训练；正文第九卷和“杂集”中的《储练通论（上下篇）》、《将官到任宝鉴》和《登坛口授》等篇记述了将帅的选拔培养、应具备的条件等。

《练兵实纪》写于《纪效新书》之后，起笔于1568年。它既注意吸收南方练兵的经验，又结合北方练兵的实际，其练兵思想在《纪效新书》的基础上又有了新的发展。

《练兵实纪》是戚继光练兵中编写的各种教材和条规的汇编。《练兵实纪公移》说：“譬如遴选营阵行伍号令旌旗之色，金鼓之音，车营、车步骑合营、野营、行营、野战、战胜、教养、晓喻之类，一切未备者，本府逐渐拟定。教练已经二年，各路与入卫将士，虽以台工未及详举，而标兵六营，耳提面命，颇皆堪阅。今将先后给与将士教习过条约，通集成帙，计八卷，一卷大约数十条，又附以练将一卷，乃听将官自习，不系士伍程督，计共九卷。”这就是《练兵实纪》正文九卷的成书情况。

《练兵实纪》

原创作品，未经允许，不得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