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5年(天宝十四年)爆发的安史之乱,将唐朝历史拦腰斩为两段。这两部分的差距之大,几乎可以当成是两个朝代看。
初唐、盛唐时期,唐蕃的战争格局总体上处于僵持阶段,虽曾有大非川、青海之败,但随着玄宗朝国力鼎盛,已逐渐在河西九曲、西域占据上风。
“渔阳颦鼓动地来”后,内有藩镇割据,外有敌国寇边,唐朝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下蹒跚而行。
虽然此后“天子九逃、国都六陷”,但唐朝却是中原王朝中少有的,韧性十足的帝国。
在最危急的时刻,名臣名将层出不穷。内有第五琦、刘晏、杨炎、杜佑、陆贽这样的改革家主政,外有李晟、浑瑊、马燧、段秀实、李元谅、韦皋嗜血搏命,东挡西杀。
硬生生,将一个国破山河在的唐朝又撑了150余年。
而在这些名臣之中,李泌是最耀眼的一个。
他一手构建的贞元之盟(也可称为“困蕃之策”),是中唐对外政策的基石,为中晚唐对吐蕃的战略指明了方向。
之前,两篇(《从小狐狸到老江湖,李泌的长安十二时辰》、《最顶级的战略家,用一招为唐朝续命百年》),我们分别讲述了李泌历经四朝的一生,以及他构建贞元之盟的曲折经历。
但上述两篇还是以讲故事为主,今天这篇则完全是策论。
从唐蕃战争态势入手,着重分析李泌“西联大食、北和回纥、南结南诏”战略思想的构成和效果,及之后唐朝边疆政策的变化。
一、唐德宗时期的困局
短短七年的安史之乱,不但让唐朝损失了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还形成了大量割据的藩镇。
这些藩镇子承父业、任命官吏、自行收税,基本就是国中之国,所谓“爵禄、废置、杀生、予夺,皆不出于上而出于下”。
而吐蕃则趁河陇精兵东调平叛之机,在河陇、剑南、安西三个战略方向大举进攻。
综合各种唐史的记载,至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已豪取兰州(甘肃兰州)、廓州(青海化隆西南)、河州(甘肃东乡)、鄯州(青海乐都)、洮州(甘肃临潭)、岷州(甘肃岷县)、秦州(甘肃秦安)、成州(甘肃西和)、渭州(甘肃陇西)等数十州,自凤翔(陕西省凤翔县)以西、邠州(陕西彬县)以北,皆为左衽。
从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年)到唐德宗贞元二十一年(805年)短短的50年间,唐蕃间爆发的战争多达69次。
肃宗时期(756—762年)4次,西北地区3次、关中腹地1次;
代宗时期(763—779年)32次,西北地区14次、西域3次、关中腹地12次(763年,吐蕃联合吐谷浑、党项、氏、羌二十万军队攻入长安)、
剑南7次;
德宗时期(780一805年)33次,西北地区10次、西域9次、剑南14次。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安史之乱后唐蕃战争的频次和烈度急剧上升。
另外,战争爆发地域也越来越接近关中心腹之地。
唐朝前期,两军主要在河西地区交手,高宗时的大非川之役,玄宗时的石堡城之战,都发生在青海附近。
但肃、代、德三朝,唐蕃两军基本是围绕着陇山(六盘山)防线争夺,并时不时突破陇山,威胁凤翔。
这说明,唐军已从玄宗时期的占据上风外推疆界,变成了苦苦防守,已无还手之力。
就是在这种战争状态下,彷徨无计的唐德宗想起了李泌。
而此时,李泌已是个63岁的老人了。
二、李泌贞元之盟的构建基础
李泌回朝后,必须在解决东面藩镇和西面边患中选择一个。
还好,他没选择“攘外必先内”。
因为,东面割据的藩镇虽然占据了唐朝超过20%的领土,但他们还是没能力灭亡大唐的。
河东唐军虽无力削藩,但守住潼关天险尚绰绰有余。
而西部陇山一线,早已被吐蕃捅得全是漏洞。如果全力以赴在东部用兵,一旦西部防线失手,唐朝将遭受灭顶之灾。
另外,吐蕃王朝是一个披着游牧外衣的农耕政权。
在这点上,和突厥、回纥纯游牧政权迥然不同。
纯游牧政权因为手工业品不能自给自足,天然对中原王朝存在需求。
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妥协、可以苟合,甚至可以收买。
但吐蕃王朝与唐朝是赤裸裸的国家结构性矛盾,是争夺生存空间你死我活的关系,根本不存在可以妥协的基础。
因此,李泌在“攘外”和“安内”之间,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攘外”。
但在“攘外”之前,“安内”的工作还是要做。
李泌做了三件事,来巩固“攘外”的基础。
第一件是彻底断了,德宗割让安西、北庭给吐蕃的念头。
建中四年(783年)十月,泾原唐军兵变,德宗仓皇逃出长安。
为了能够尽快平息叛乱,德宗以割让安西(治所在新疆库车)、北庭(新疆奇台西)以及泾(甘肃泾川县)、灵(宁夏灵武)四州之地为代价,换取蕃军参与平叛。
但吐蕃军队行动迟缓,还在沿途不断劫掠唐朝百姓。
公元784年(兴元元年)五月,吐蕃军队协助浑瑊在武亭川,大败朱泚叛兵,斩首万余级。
但随后,蕃军便以天气炎热,疫病横行为由撤军。
此时,长安尚未收复,德宗还在梁州(陕西汉中)流浪。
虽然对蕃军表现倍感失望,但吐蕃大相尚结赞前来索要酬劳时,李适还是准备履约,要把安西、北庭划给吐蕃。
他命陆贽起草了《慰问四镇北庭将吏敕书》:“已共西蕃定议,兼立誓约,应在彼(四镇、北庭)将士、官吏、僧道、老,耄寿百姓等,并放归汉界……,然俊以土地隶属西蕃。”
李泌听说后,当时就炸了,对德宗说:“安西、北庭控扼西域五十七国及十姓突厥,以分吐蕃之势,使之不能东侵,奈何拱手与之!且两镇将士,在河西走廊断绝后,困守孤城二十年忠心不改,现国无褒奖,却弃之而去,天下何守?!更何况,吐蕃观望不进,阴持两端,大掠武功等地,受赂而去,何功之有!”--《资治通览》。
李泌否决此事,其实是断了德宗“联蕃抗回”的战略思想。
李适在做太子时(762年),曾以天下兵马大元帅的身份,入回纥大营见牟羽可汗。
但被牟羽可汗逼着行“拜舞”大礼,李适的侍臣据理力争,被回纥君臣当场打死。
德宗为此耿耿于怀,以为奇耻大辱。
所以,在德宗朝初期,对外政策一直以“偏向吐蕃,疏远回纥”为轴心。
李泌否决了割地之事不久,“平凉劫盟”事件爆发。(《60余名唐使被扣,1000余人被俘,吐蕃导演的“平凉劫盟”》)
唐蕃关系瞬间跌入冰点,此后三十余年,李适“不谈合盟、不见蕃使、不接国书”。
第二件是稳定朝中政治关系。
当时唐朝最著名的两位老将李晟、马燧,都因为平凉劫盟事件受到了德宗的猜忌。
李泌亲自带着两位老臣上朝,对德宗说:“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闻有谗之者,望陛下坦然待之,使其自保无虞”。
李适亲手扶起两位老将,“卿所言实为国家之大计。朕当书绅,二大臣亦当共保之”。
感动得两位老将嚎啕大哭,有效的稳定了军心,缓解了君臣间的紧张关系。
另外,他还以全族百口性命力保大臣韩滉。
兴元元年(784年),谣传称镇抚江东的大臣韩滉有谋反意图。
李泌对德宗说,韩滉驻镇江东多年,为官清明。但德宗仍然不信,“(李泌)请以百口保滉”。
德宗闻言,“卿父比有谤言,联今知其所以,释然不复信矣”。
韩滉为此感激涕零,“即日,自临水滨发米百万斛,冒风涛而遣之。”
江南的陈少游,听说韩滉贡米之事,也通过漕运上贡米20万斛。
当时,关中缺粮已达到令人瞠目的程度。就连卫戍京师的禁军,都吃不饱饭。
禁军将士曾当街脱盔高呼:“拘我等于京师,而不予粮,囚乎?”
当韩滉的首批三万斛粮米运至陕州,李适与太子相对而泣,“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因为缺粮,宫中早已禁止酿酒。李适为了庆祝,专门派人去市场买酒。又派宦官召谕神策军,神策军军士高呼万岁。
由于长期缺粮,长安兵民皆饿得黑瘦。粮食运到后,久饿乍饱,胀死者达五分之一。
三、缓解边疆的财政压力。
陇山防线大量驻军防御吐蕃,早已让唐朝财政捉襟见肘。
李适为此愁得坐卧不宁,他向李泌问计。
李泌说道:“今年秋防征发了十七万人戍于京西,每年吃粟二百万斛,折钱三百余万缗。国家连年遭受饥荒,经费不足,即使有钱,亦无粟可买。臣有一策,可以不减戍卒,不扰百姓,粮食皆足。”
李适一听,顿时来了精神,忙问计从何出。
李泌不慌不忙的说道:“现在吐蕃居原州、兰州之间,以牛运粮,粮尽而牛无所用。请以府库将积年劣缯染成彩缬,通过党项,以彩缬向吐蕃易牛,三匹缯换一头牛,可换吐蕃六万头牛。
再以麦种分赐沿边军镇,召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好明年麦熟只还一倍粮种;其所余者按照时价加五分之一的价格,官署尽买之。
关中土地肥沃,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将多。戍卒因屯田致富,必安于其土,不再思归。
按旧制,戍卒三年一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其所开田为永业田;不过数年,则戍卒皆为土著,即以府兵之法理之。如此则可以变关中疲弊为富强。”
这样用府库沉积的劣缯,通过白手套向吐蕃换取耕牛。再以麦种为贷款,官方赎买农作物的方式,鼓励边疆将士屯田自耕。
既缓解了政府长途运粮的承重负担和消耗,又安定了戍边将士的人心,使其安心在边镇定居。
此一石三鸟之计推行后,戍卒应募愿屯田者占大半,士卒之心皆安,关中军势稍振。
上诉三点春风化雨之术,看似毫不起眼。
但却迅速稳定了,德宗朝因连续遭受“泾原兵变”、“四王二帝之乱”、“平凉劫盟”打击后,岌岌可危的局面。
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内部政治环境,什么治国安邦之计,不过都是玩笑而已。
三、“困蕃之策”的关键节点。
在李泌“西联大食、北和回纥、南结南诏”的战略构想中,“北和回纥”是关键所在。
但因为李适和回纥有旧仇,虽然25年过去了,依旧耿耿于心。
君臣二人为“北和回纥”掰扯了15次。
李适放出狠话,我活着这事就别想。(“北合回纥之事,还是等朕的子孙再做吧!朕当朝之时,断不可为!”)
被逼急了的李泌,以“不玩儿”相威胁。(“陛下既然不答应联合回纥之事,那放老臣回家吧!”)
最后,总算以回纥对唐称臣、称子等五项条件,扳回了李适这头犟牛。(详细经过见《李泌——政坛老狐狸的智商压制,构建“困蕃之策”的曲折经历》)
李泌之所以要硬逼着德宗答应与回纥和亲,是因为他很清楚,从地缘政治上讲:
大食远在西域万里之外,只能起到牵制吐蕃的作用;
剑南虽近,但川、滇地形崇山峻岭,宜守不宜攻,也只有牵制作用;
唯独北方的回纥汗国,控弦者数十万,早有南下扩展之心。
如果能将其矛头引向吐蕃,既可以极大缓解陇右唐军的防御压力,又可以将屯驻灵州(宁夏灵武)防御回纥的朔方军解放出来。
反之,如联合回纥无果,则陇山防线的压力就无法缓解;
陇山防线大量驻军,唐朝经济的伤口就无法愈合;
伤口持续流血,德宗推行的“榷盐法”、“两税法”改革,迟早要崩盘;
另外,唐朝必须牢牢拉住回纥,决不能使其与吐蕃联手,否则大唐必将万劫不复。
而回纥的咄禄可汗,忙三火四的答应唐朝和亲的苛刻条件。也反证了,他政权不稳的现状。
要知道,这位合骨咄禄可汗,就是上任牟羽可汗的宰相顿莫贺合。
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他干掉了牟羽可汗,自立为汗。
对于,他杀牟羽可汗的原因。
《新唐书•回纥传》里记载为,二人在如何处理对唐关系上意见相左。
但对外关系意见相左,就能杀了汗王自己干。那估计,没一个汗王能安全活到死。
因此,新唐书的记载极有可能不实。
而在《九姓回纥毗伽可汗碑》上,则却记载另一种可能性。
据此碑刻记载,牟羽可汗出兵助唐平乱,期间接触到了摩尼教(拜火教),并把摩尼教带回了回纥。
当摩尼教开始在回纥传播,触动了信仰佛教贵族的利益,而顿莫贺应该就是回纥国内佛教信仰的代言人。
这也能和他杀死牟羽可汗后,又“屠其支党及九姓二千人”的记录印证,而且合骨咄禄可汗在位十二年,回纥史料突然再无摩尼教的记录。
这似乎从侧面说明,合骨咄禄干掉老大自己来,除了政治斗争,也可能源于宗教信仰之争。
不管回纥内部究竟有何种争端,当贞元四年(公元788年)十月,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赶到长安迎娶咸安公主(德宗第八女)时。
合骨咄禄可汗给德宗的上奏,确实口气非常谦恭:“昔为兄弟,今为子婿,半子也。若吐蕃为患,子当为父除之!”(《资治通鉴》卷二三三)
“咱们以前是兄弟,现在我娶了您女儿,就是您半拉儿子。吐蕃那小子,要是以后再敢揍您,我踢死他!”
和好回鹘(娶咸安公主后,改称回鹘)之后,德宗问李泌:“回纥已经和好了,招云南、大食、天竺之事,怎么办呢?”
李泌答道:“联合了回纥,吐蕃就不敢轻易犯境了,再招抚南诏,便是断去吐蕃的右臂。大食在西域实力最为强大,自葱岭尽西海,地半天下,与天竺皆慕中国,代与吐蕃为仇,臣知道一定可以招抚成功”。
四、贞元之盟的得失分析。
关于贞元之盟的成就,曾被李泌所救的韩滉,有段话很精辟,“吐蕃盗有河湟,为日已久。大历(唐代宗年号)已前,中国多难,所以肆其侵轶。臣闻其近岁已来,兵众寝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回鹘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五六万而已。”
也就是说,自从贞元四年唐回和亲后,吐蕃“西迫大食、北病回鹘、东防南诏”,在河陇能保持的兵力只剩下五六万了。
正是这个原因,从此前被动挨打的局面缓解出来。
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复筑连云堡、良原故城(今灵台梁原)、新筑崇信城。
贞元七年(791年),筑平凉城(今甘肃平凉),扼弹筝峡口(三关口),筑彰信堡(东距平凉三十里)。
贞元九年(公元793年),复筑盐州城(陕西定边)与木波堡(今甘肃环县东南)成掎角之势。
白居易在《城盐州》里欣然写下,“自筑盐州十馀载,左衽毡裘不犯塞”。
随着,唐军不断挤压吐蕃控制区,陇山防线压力得以缓解,唐朝的财政也因之恢复。
这些都为德宗之后,宪宗朝的元和中兴奠定了基础。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这么诡谲,吐蕃把唐朝打得满地找牙时,两国关系跌入了谷底。
等吐蕃啃不动唐军防线了,两国关系反倒变好了。
贞元十七年(公元801年),具有转折点意义的维州之战爆发。
唐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指挥九路唐军齐头并进,在川西诸羌和南诏的配合下,唐军川西群山间纵横穿插。
“转战千里,凡拔城七,军镇五,焚堡百五十,斩首万余级,捕虏六千,降户三千,遂围维州及昆明城”——《资治通鉴》)
而后,他又用刀“犒劳”了,从朔方千里驰援的吐蕃军队,十万蕃军半数被歼,生擒大相论莽热“献俘阙下”。
贞元十九年(803年),吐蕃遣其臣论颊热入朝。
打了胜战,脸上有光的李适,也不执行“对蕃三不政策”了。遣右龙武大将军薛还出使吐蕃,唐蕃之间开始逐渐恢复友好。
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战略,即便李泌目光之锐,快赶上穿越者了。但他的贞元之盟依旧存在战略盲点。
贞元之盟所失之处有两点:
1、对安西、北庭的战争态势判断不明。
当时,吐蕃截断河西走廊已有20余年,关中对西域战况知之甚少,只能将全部希望寄托于回鹘。
这导致,贞元六年回鹘与吐蕃交战不利,吐蕃急攻北庭。
节度使杨袭古帐下,沙陀酋长朱邪尽忠等人,苦于回鹘勒索无度,率部投降吐蕃。
势单力孤的杨袭古,只能率二千人逃奔西州,北庭陷落。
2、对南诏国政治动向估计不足。
南诏国曾在唐蕃之间反复游移,吐蕃曾斥之为“两头蛮”。
贞元九年(793年),再度归唐后,唐朝未能设计有效的调控政策,也未对合作可能再度破裂制定相应预案。
这导致,南诏国主异牟寻死后,南诏对唐地的掠夺变本加厉。
晚唐时期,南诏国两陷安南、邕州(广西南宁),一破黔中(重庆彭水),四盗西川,“天下骚动,十有五年,其间租赋大半不入京师,朝廷内库亦显虚竭。”
因此,贞元之盟的“南结南诏”成了养虎之患。
《新唐书》在分析唐朝灭亡的原因时,将南诏之患作为了一个主因,“及其亡也,以南诏。”(《新唐书·南蛮传》)
五、李泌能成功的原因。
不论贞元之盟有何瑕疵,作为唐朝中后期对外政策的最后一个大战略,都值得被人们记住。
至少这一战略计划,自贞元四年(788年)实施后,至贞元十八年(802年),唐蕃战争格局已经改变。
吐蕃再也无力攻破陇山一线,更遑论饮马长安。
作为一个防御性的战略,李泌的贞元之盟是一条借助盟友的“困蕃之计”。
因此,指望它迅速击垮吐蕃自然是不现实的。它只是通过减少自身流血的方式,来拖垮对手。
而这恰恰成了之后,唐朝对蕃战争的最终策略。
公元842年,一度强横无匹的吐蕃王朝,在内外交困中轰然崩塌。
李泌“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如此,则吐蕃自困”的战略目标彻底达成。
此时,李泌已经故去了,整整53年。
纵观中国历史,常常出现国家安危系于一身的情况。
李泌作为一个大臣,如何敢别着皇帝的意思,硬要联合回纥?
首先,我们在上一篇里说过了,李适是好人(是不是好皇帝另说)。
他性格很宽厚,并且愿意为国家拧巴自己。
这是一切的基础。
再有,李泌历经四朝、两度拜相的分量够重。
所以,他威胁“不玩了”,李适也懵圈。
如果换个人来,“不玩了?!我弄死你!”
对于这一点,德宗自己都说的很清楚,“……联问难往复,卿辞理不屈,又无好胜之志,直使联中怀已尽屈服而不能不从,此联新以私喜于得卿也。”
泌曰:“陛下能用相尚多,今皆不论,何也?”
上曰:“彼皆非所谓相也。凡相者,必委以政事,如玄宗时牛仙客、陈希烈,可以谓之相乎?如肃宗、代宗之任卿,虽不受其名,乃真相耳。”——《资治通鉴》
这段话的意思是,德宗对李泌说:“我经常反复责难你,但你总是直言不讳,说得我不得不听从你的意见。我心里经常窃喜,能得到你的辅佐。”
李泌问道:“朝中可用的宰相很多呀,您怎么能忽略他们呢?”
李适说:“宰相和宰相不一样,做宰相必须能让君主放心的委以重任,
像牛仙客、陈希烈这样的能算宰相吗?(二人皆依附李林甫,唯唯诺诺,毫无作为)
而你不一样,肃宗、代宗两朝任用你,虽然没有宰相之名,但你才是真正的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