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关条约》签约现场，唐景崧（前左一）。资料图
“二战”时期，中国远征军两次出征缅甸(1942年至1945年)，经过3年艰苦卓绝的战争，以极其惨烈的代价击败日军，取得了胜利。近年来，关于中国远征军的文献大量问世，世人对这场战争的了解也越来越多。这种了解不只是档案上持重的叙述，还有着不同层次、倾向的私人记忆，那些迷散在阴暗潮湿森林里的各种细节一一复活。
其中，最惊心动魄的是穆旦的诗：“在阴暗的树下，在急流的水边，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无人的山间，你们的身体还挣扎着想要回返，而无名的野花已在头上开满。”(《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某种意义上，葬身在缅甸胡康河上的英灵，因穆旦的祭歌得以永生，因为他们从不被遗忘。
而在中国远征军出征缅甸反击日军的60年前，中国军人还有一场同样残酷卓绝、绝境惨胜的西南远征，如今仍然知者寥寥。
晚清“中国远征军”入越南
1883年至1885年，中法战争爆发，一面是清政府与法政府之间的谈判不休，一面是彼此战场上的试探、进攻、防守和血战。中法战争实际上分为两大战场，一在中国东南沿海，一在中越边界。大家熟悉的或为东南海战，或是冯子材领导的谅山大捷，对于深入密林之中的西南远征则近乎无知。
事实上，中法战争爆发及结束之地都在中越边界。为保卫越南和中国，中国军人远征越南、抗击法国侵略者，付出惨重代价取胜。虽然，中法战争最终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的结局收场，但是这已经是近代史上中国难能可贵的一场胜利。
晚清之际，“中国远征军”入越南，这一段历史少为人知，但英灵岂能不念、壮烈需为人知：好在还有唐景崧的《请缨日记》。
唐景崧(1841年-1903年)，字维卿，广西灌阳人，同治四年(1865 年)进士，授吏部候补主事，可这一候补就是16年。直到光绪八年(1882年)，法国对越南的侵略加剧，唐景崧向光绪皇帝提交了长达两千字的奏折，痛陈对法越形势的看法，自请赴越南联络中越边境的黑旗军首领刘永福，共同对抗法军。
此时的唐景崧已41岁，居京16载，无升迁无资历无声望，是再普通不过、甚至可以说是毫不出彩的一名京官。正由于此，万里请缨出关这一行为才充满奇异色彩。正如古辛先生言：“(唐)做出了一件无论从当时还是后世都足以对其刮目相看的事来——请缨。”这一请缨远征颇有先秦纵横家的风采，将唐景崧从碌碌无为的京官生涯中解放出来。
时任台湾巡抚的唐景崧。资料图
唐景崧奉旨赴越后，先到越南境内勘察情况，发现“君臣昏愚萎靡，战守绝无经营，即议和也毫无条理”，上下贪污腐化，缺乏抗法意志，且对侵略者心存幻想，“而于中国转多疑忌之心”，只有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是抗法中坚力量。
刘永福，字渊亭，广西钦州人，原为反清将领，抗清失败后避入越南，辅助越南官军平叛及抗法，英勇善战，成长为越军的重要力量。于是，唐景崧前往越南保胜，会见刘永福，成功说服他内附，成为清政府与刘永福沟通的重要人物。
中法战争爆发后，张之洞又令唐景崧募勇，编成四营，号景军，赴越参战。战争结束后，他率军回国，以功“除福建台湾道”，光绪十七年(1891年)迁布政使，二十年署理台湾巡抚。在台期间，他据原有日记，补充了部分回忆及其他文件，汇成《请缨日记》印行于世。
惨烈的战争实录
《请缨日记》不是完全的一手资料，部分内容是事后追忆的，有的日记也有所删削，但大体内容属实，特别是唐景崧对越南战场的实际情况并不讳言，对清军内部的腐败倾轧和管理混乱也能如实披露。当时清军，一方面是欠饷太多，士兵“群起索饷”，引发骚乱，屡见不鲜；另一方面，是将领虚报人头，冒领饷银，不给又不行。有的将领家丁，索贿不成，甚至恶意延误军机。个别士兵违法乱纪，扰乱平民之事，也时有发生，《请缨日记》就有“勇丁拆毁民房，就地正法”的记载。
还有些清军将士因长期驻扎于中越边境，娶妻生子，丧失了战争意志，“临阵仍多顾恋”，还有的不法之徒甚至抢掠边境妇女入营，以致唐景崧不得不做如此建议：“传饰各营，自营官以至勇丁，凡有家室者，准其开呈清单，给以护票，派人送置关内，其新掠者未改装服，一望即知，概付越官收回，似为情法两得。自此以后，再有军中携带妇女者，即按军法从事。”
但是，《请缨日记》最有价值之处，是翔实记录了清军(和黑旗军)在越南战场上的奋不顾身与艰苦卓绝，所记录的作战之惨烈，今日读来仍令人惊心动魄。它是晚清“中国远征军”的实录。
中越边界战场的自然环境，跟后来中国远征军挺进的缅甸北部类似，“陆路则岩谷一线，蕉竹弥满，藤萝纠纷，不睹天日，阴魅逼人”“豺虎队出，夜噬人马，山蛭啮肤，野蜂成阵”“叶上飞蛭簌簌啮人，两头能跃，细如发，入肉壮如箸，流血被体，俗呼山马蝗”……在此环境中，将士非常容易患上各种热带疾病，特别是疟疾。
“二战”时期的中国远征军即使有现代医疗条件，仍有大批士兵死于饥饿与疾病，早其60年的清军就更为艰苦了。唐景崧自己就患了疟疾：“身热足痛，坐卧不得，以盂接雨吸之，呻吟竟夕不成寐。”将领尚且如此，士兵更不用说，《请缨日记》就记载了景军这一支的病疫情况，“水土恶毒，军中患病将四百人，又无医药，左右呻吟不绝”。
此外，因战场主要发生于边境地区，地瘠民穷，粮食供给严重不足，清军后勤补给极为困难。据唐景崧记载，“市商渐集，而价极翔贵；银二十两买米百斤，银七钱换豚肉一斤，鲜蔬绝少，日食盐菜而已”，将士们都“枯槁无人色”。而且，法军拥有火器优势，足以压制清军，导致“战士伏城下送饭尝被击，每以布裹饭递掷面前。后因粮少食粥，不能掷，辄饿竟日”。
但比环境和后勤更可怕的，是法军的凶悍。当时法国，虽因1870年普法战争惨败给德国，元气大伤，仍具有清军所不能匹敌的军事优势。反之，中国军队虽有兵员优势，但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弗如远甚，经常处于被动挨打、伤亡惨重的处境。
《请缨日记》中多有记载，诸如：“堤狭弹密，敌避堤下，两军仅隔五尺堤，蹲伏对枪，昂头即死。而船炮俯击营中，开花如雨，水陆受敌。”“十八日黎明，法大队骤攻，据山击炮，营毁勇溃，郎青(将领)驰前督战，枪中左右，死数人，不肯退，实不支乃退，十营全弃，大败，丧军火无数。”
最为惨烈的是法军进攻越南山西城之役。双方展开激战，“细弹雨落，洒遍内城，余寓左右炮弹着地开花，不知所避，厨下盂盘粉碎，满空鸮鸣……西门炮最烈，城崩楼毁，军无立地”。此役，清军最后战败，唐景崧被迫仓皇逃亡，“火光烛天，兵民男女以万计，纷走田野”。
《请缨日记》里的将士
虽有种种艰难困苦，清军将士仍然表现出了高昂的战斗意志。黑旗军将领杨著恩，在激战中被击中双腿，“亲兵掖退，不肯，强起，弹折右腕，坐地乱开十六响手枪，倒十数人，至十三响，飞弹洞胸，阵亡”。
景军将领谈克昌，“气豪迈，议屯，议战，辄请当先”，战前与同乡慷慨陈词：“明日战必恶，不幸死，汝乡人也，其负吾骨归。吾无妻子，死不足忧！”次日激战，腿部中弹，坐地不退，后“被炸弹轰裂胯下，殁于阵”。又有亲兵姚纪昌，战斗失利之时，战友要求撤出战斗，他答曰：“统领有言，城不克，毋来见，何敢归营！”最后战死战壕中。
强攻法军困守的宣光城一役，清军发动突袭，“猛抢登城，死二十四人，生还六人”，后用地雷炸开缺口，“法虏死拒缺口，我军再进再却，有已登城而坠陨者，有喋血于城下者，后队人密，城枪乱下，被伤尤众……队长四人，亡三伤一，勇丁更不计其数。顿足痛憾，洒泪归营”。
正因诸多将士的用命，中法战争最后成了晚清对外战争中唯一的惨胜。
《请缨日记》中记载了诸多有名或无名的兵士，他们的一生并不像唐景崧那般大起大落，他们从头至尾都是一员普通的“兵”。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踏上远征之途后，就再也没能返回故国故乡，如现代诗人穆旦悼念中国远征军的《森林之魅——祭胡康河上的白骨》所云，他们只是“静静的，在那被遗忘的山坡上，还下着密雨，还吹着细风，没有人知道历史曾在此走过，留下了英灵化入树干而滋生”。
（刊发于2017年4月6日《法治周末》历史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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