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知道 唐太宗绝对算的上中国历史上的明君,甚至被称为 千古一帝 都不为过,因为唐朝在他的带领下,逐步开始走向强盛,甚至为之后的 开元盛世打下坚实的基础,正是由于他的励精图治,任人唯贤,经过一系列的努力,终于使得社会安定、经济恢复并稳定发展,对外武功显赫,统一全国,使得国家更加富强,繁荣昌盛。那么他的为政举措又是怎样的,能够在短时间内使得唐朝国力,影响力不得扩大,甚至能够达到 四夷臣服,万国来朝的景象的呢,我们从以下几个层面来解析:
首先,我们都知道一个成功的领导者,手底下肯定有一大帮人才在为他积极的处理好各种大小事情。唐太宗也不例外,李世民即帝位不久,按秦王府文学馆的模式,新设弘文馆,进一步储备天下文才。李世民知人善任,用人唯贤,不问出身,初期延揽房玄龄、杜如晦,后期任用长孙无忌、杨师道、褚遂良等,皆为忠直廉洁之士;其他如李勣、李靖等,亦为一代名将。此外,李世民亦不计前嫌,重用建成旧部魏徵、王圭,降将尉迟恭、秦琼等,人才济济。又命高士廉、令狐德棻等人重修《氏族志》,着重立德﹑立言﹑立功,以功臣代替世胄;又通过科举,吸纳有才干的庶族士人,用科举代替门第。从而,寒门子弟入仕机会大增,为政坛带来新气象。此外,更接纳封德彝之议,命宗室出任官吏,以革除其坐享富贵的恶习。
经济上,李世民在经济上实行均田制和租庸调制,使农民有可能安定生产,耕作有时,促进了经济的发展。重视农业,减轻农民赋税劳役。“戒奢从简”,节制自己的享受欲望;革除“民少吏多”的弊政,利于减轻人民的负担。同时,贞观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不歧视商业的王朝,不但不歧视,还给商业发展提供了许多便利条件,这进一步地体现了李世民将眼光放到很远。在李世民政府的倡导下,贞观王朝的商业经济有了迅速和长足地进展,新兴的商业城市像雨后春笋般地兴起。当时世界出名的商业城市,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除了沿海的交州、广州、明州、福州外,还有内陆的洪州(江西南昌)、扬州、益州(成都)和西北的沙州、凉州。首都长安和陪都洛阳则是世界性的大都会。
军事上,贞观二年四月二十六壬寅日(628年6月3日),朔方人梁洛仁杀夏州割据势力首领梁师都,归降唐朝,唐朝统一全国。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令李靖出师塞北,挑战东突厥在东亚的霸主地位。唐军在李靖的调遣下,灭亡东突厥,李世民因此被西域诸国尊为“天可汗”。贞观十九年(645年),薛延陀首领多弥可汗拔灼开始和唐朝大军作战。次年,唐军反击并打败拔灼后,薛延陀的附庸回纥出兵,将他杀死。拔灼的堂兄伊特勿失可汗咄摩支向唐军投降,薛延陀灭亡。
那么唐太宗对内,又是处理好君臣关系的呢?唐太宗充分吸收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艺术地处理君臣关系,堪称典范。他有一些前人所没有或不明确的政治思想,他把君臣关系的主导面转移到君这一边,也就是说,君臣这一对矛盾,其主导面在君,而不是总是臣下不好。在唐太宗看来,“天下安危”与人臣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臣是君的“耳目股耾”。要想国家安定,政权稳固,君臣应该“义均一体”,“同心协力”。为了建立这种新型的君臣关系,唐太宗多次强调“正主任邪臣,不能致理,正臣事邪主,亦不能致理。惟君臣相遇,有同鱼水,则海内可安”。又说:“君臣本同治乱,共安危,若主纳忠谏,臣进直言,斯故君臣合契,古来所重。若君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亡不可得也。君失其国,臣亦不能独全其家。”据此,我们可以看出,君臣两者的利益是完全一致的。只有君臣契合,义均一体,才能创造出一个富有强大生命力的朝气蓬勃的新王朝。而他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提出了君臣“共为治”的思想。
国内的民族问题上:唐王朝是疆域空前辽阔的国家,唐太宗作为这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奠基者,深受各族人民的爱戴,他们尊其为“天至尊”、“天可汗”。成为各族人民的共主。唐太宗认为他作为奉天承运的天下共主,应该君临天下,建立华夷一统的天下秩序。他在少数民族中的崇高声望,是与他开放的民族政策分不开的。在他的努力下,唐朝的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出现了历史上难得的民族关系融洽、各族和睦共处的黄金时期。
总而言之,唐太宗的治国思想是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虽然在贞观十年(636)以后他的治国思想发生了蜕变,对民众和君臣关系的认识出现了偏差。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唐太宗毕竟是封建时代的政治家,是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治国思想也就有其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所以我们不能用今天的标准去苛求古人。我们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我们就可以发现,唐太宗的治国思想至今仍有其重要的存在价值和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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