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题壁》
清 . 谭嗣同
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狱中题壁》是近代维新派政治家,思想家谭嗣同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在狱中所作的一首七言绝句。这首诗的前两句运用张俭和杜根的典故,揭露顽固派的狠毒,表达了对维新派人士的思念和期待。后两句抒发作者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雄心壮志。这首诗格调悲壮激越,风格刚健道劲。
光绪二十四年(1898)是农历的戊戌年,是年六月,光绪皇帝实行变法,八月,谭嗣同奉诏进京,参预新政。九月中旬,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帝,并开始大肆捕杀维新党人。康有为、梁启超避往海外。许多人劝谭尽快离开,但他却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来”,决心留下来营救光绪帝。几位日本友人力请他东渡日本,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以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乏,请自嗣同始。”9月21日,他与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杨锐、林旭等五人同时被捕。这首诗即是他在狱中所作。
作品鉴赏:
这首诗表达了对避祸出亡的变法领袖的褒扬祝福,对阻挠变法的顽固势力的憎恶蔑视,同时也抒发了诗人愿为自己的理想而献身的壮烈情怀。
“望门投止思张俭止”这一句,是身处囹圄的谭嗣同记挂、牵念仓促出逃的康有为等人的安危,借典述怀。私心祈告:他们大概也会像张俭一样,得到拥护变法的人们的接纳和保护。
“忍死须臾待杜根”,是用东汉诤臣义士的故事,微言大义。通过运用张俭的典故,以邓太后影射慈禧,事体如出一辙,既有对镇压变法志士残暴行径的痛斥,也有对变法者东山再起的深情希冀。这一句主要是说,戊戌维新运动虽然眼下遭到重创,但作为锐意除旧布新的志士仁人,应该志存高远,忍死求生。等待时机,以期再展宏图。
“我自横刀向天笑”是承接上两句而来:如若康、梁诸君能安然脱险,枕戈待旦,那么,我谭某区区一命岂足惜哉,自当从容地面对带血的屠刀,冲天大笑。“让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对于死,诗人谭嗣同早有准备。当政变发生时,同志们曾再三苦劝他避居日本使馆,他断然拒绝,正是由于他抱定了必死的决心,所以才能处变不惊,视死如归。
“去留肝胆两昆仑”,对于去留问题,谭嗣同有自己的定见。在政变的第二天,谭氏待捕不至,遂往日本使馆见梁启超,劝其东游日本。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今南海(康有为)之生死未可卜,程婴、杵臼、月照、西乡,吾与足下分任之。”他出于“道”(变法大业、国家利益),也出于“义”(君臣之义、同志之义),甘愿效法《赵氏孤儿》中的公孙杵臼和日本德川幕府末期月照和尚的好友西乡的行节,以个人的牺牲来成全心目中的神圣事业,以自己的挺身赴难来酬报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同时,他也期望自己的一腔热血能够惊觉苟且偷安的芸芸众生,激发起变法图强的革命狂澜。在他看来,这伟大的身后事业,就全靠出奔在逃的康、梁们的推动和领导。基于这种认知,他对分任去留两职的同仁同志,给予了崇高的肯定性评价:去者,留者。路途虽殊,目标则同,价值同高,正像昆仑山的两座奇峰一样,比肩并秀,各领千秋风骚。
艺术特点:
其一:巧于用典,寄意深永。短短二十八字,连用两个典故,其学力之深富、史籍之纯熟,可见一斑。尤其是,这两个典故用于此情此景,确当精切,二箭而三雕:一是剖露了对出亡诸君的深心祈祷,传达了对身处逆境中的同道者的谆谆叮嘱;二是表明了对未来的坚定信念和殷切希望,相信变法者会有出头之日;三是直接影射着慈禧专权的畸形政治,暗含着对其残暴行径的愤慨与蔑视。
其二:气势宏大,笔走风雷。面对人头落地的血的现实,诗人没有颤栗,没有悲伤,有的只是人格上的凛然难犯,心灵上的无比坦然;于是,他从容不迫,昂首向天,临危不惧,纵声大笑。这笑,既是强者的笑、英雄的笑,也是冷峻的笑、轻蔑的笑,还是轻松的笑、快慰的笑;这笑。不仅内涵丰富,而且使一首主题沉重的“死亡之诗”顿时有了让人荡气回肠的生命活力,在艺术上堪称破“滞”妙笔。
全诗用典贴切精妙,出语铿锵顿挫,气势雄健迫人。诗中寄托深广,多处运用比喻手法,使胸中意气奈情的表达兼具含蓄特色。
谭嗣同(1865年--1898年),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官江苏候补知府、军机章京。能文章,好任侠,善剑术,积极参与新政,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与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六人为清廷所杀,史称“戊戌六君子”。工于诗文,其诗情辞激越,笔力道劲,具有强烈爱国情怀。作有诗文等,后人编为《谭嗣同全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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