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往事系列21】
1908至1910年间同盟会内部发生的一系列风潮，宋教仁参与不深。
然而，冷眼旁观，看到小弟们尚且干劲十足，身为同盟会大佬之一的宋教仁，此时还年未而立，难免有好胜之心，自然也就不甘后人。
经过了两年的养精蓄锐，到1910年的时候，无论从政治的任何一方面而言，宋教仁都已经成长为当时第一流的人物。
此时，他的性格更为沉稳，意志更为坚韧，考虑问题也更为周全了。
然而，即使这样，1910年初的时候，宋教仁还是一度产生了消极的思想，“拟避人避世，遁迹烟霞”。
原因则是数次风潮之后，同盟会组织形同涣散，1910年初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又屡受挫折。如2月，黄兴在广州运动新军失败，消息传回东京，使得党人们一片悲观，同盟会事务几乎无人参与，实际负责东京本部事务的宋教仁，不免深受刺激。
4月，汪精卫在京城刺杀摄政王未遂而被捕下狱，消息传来，也令人沮丧。
就在宋教仁再度趋于消沉之际，参与广州新军起义的谭人凤，于此役失败后返回东京，与宋教仁进行了几次推心置腹的长谈。
受到年届半百的老革命党谭人凤的感染和劝勉，宋教仁很快摆脱了有些颓丧的心态，决心振作起来，重整党务。
同年6月，孙文一度秘密返回日本，与黄兴、赵声等密商后续起义事宜。
乘此机会，宋教仁主动拜晤孙文，商量改组党务事宜。
然而，此时孙文还记恨着不久前陶、章等人对他的“攻击”，因此拒绝道：“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潜台词：你们想干嘛就干嘛，别扯上我！我不和你们玩了！）
这对宋教仁无异于是冷水泼头。
不过，此时的宋教仁已经不是三年前的那位有些冲动的宋教仁，因此，他按捺住不快，平静地向孙文询问原因。
孙文愤愤地回答：“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潜台词：要和我一起玩，就得听我的！）
听了孙文的一席话，宋教仁十分失望：孙总理的心胸，还是如此狭隘啊！
不过，宋教仁明白，自己与孙文的私交不深，无论如何劝说，对方都不会接受的，甚至很有可能还会起到相反的效果。
既然话不投机半句多，宋教仁也就没有再说什么，告辞离去。
出来之后，他折返到谭人凤寓所，把情况转告给他。
谭人凤听后的反应，用他自己的话说：“余颇愤。”（也就是“我很生气！”）
谭人凤可不同于宋教仁，心中不愉快还只能压抑在心里，他可是有资格当面批评孙文的人物。果然，第二天，他就拉着宋教仁，到孙文寓所去“兴师问罪”了。
叙述到这里，你也许要问，谭人凤是何许人物，竟有如此能耐？
那么，请先看看下面有关谭人凤的简单介绍。
谭人凤，字石屏，湖南新化县人，1860年出生，因留有一口长髯，习称谭胡子。
他16岁中秀才，之后屡试不中，遂在村内义学任塾师，同时与地方会党有联系，威信渐著。庚子拳变之后，开始参与反清活动。
1904年，他加入黄兴等人组织的华兴会，并参与策划长沙起义。事败，为避免官府追捕，不得已于1906年冬流亡日本，旋即经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
在日本期间，以年近半百之年，仍设法进入法政学校，努力学习新知识。同时，他还积极参与、策划同盟会发动的历次起义，是一位十分活跃的人物。
介绍完毕。
假如只看上面的介绍，你也许仍然会一头雾水，在同盟会内部并未担任特别重要职务的谭人凤，何德何能，竟敢当面指责孙总理，后者还只能“颔首受教”？
关键其实隐含在了上面的介绍里。
无它，谭人凤年长而已。
虽然，1910年时，谭人凤也才50岁，这个年纪放在今日，要是搞学问的还会厚颜自称“青年学者”，但在当时的革命党人中，这个年纪的谭人凤可是名副其实的“老爷子”。
不妨再看看其他革命党重要成员在这一年的年纪（以下按周岁算，括号内为出生年份）。
孙文，44岁（1866）；章太炎，41岁（1869）；黄兴，36岁（1874）；宋教仁，28岁（1882）；赵声，29岁（1881）；陶成章，32岁（1878）；李燮和，37岁（1873）；胡汉民，31岁（1879）；汪精卫，27岁（1883）；焦达峰，24岁（1886）……
所以，有这样一个“形象”的说法（其实不太准确），辛亥革命就是一个60后的卢瑟（即loser，指孙文），忽悠了一位70后的带头大哥（黄兴），领着一帮80后、90后的小弟，东一榔头，西一榔头，突然之间就搞成功了。
凡此都说明了年长的谭人凤，在当时活跃的革命党人中，确确实实是一位“稀罕人物”。
也正因此，谭人凤在当时的革命党内特别受尊敬（与中国敬老的传统也有关），即使孙文、黄兴，对他也不称名字，而敬称他为“老先生”。
于是，就在孙文对宋教仁宣布“同盟会已取消矣”的第二天，谭“老先生”带着宋教仁，再次找上门来了。
一开始，孙文余怒未息，还是坚持前一天的说法。
谭“老先生”原本还想“有话好好说”，但孙文如此固执，他不禁也十分光火，很不客气地驳斥孙文道：“同盟会由全国志士结合组织，何得一人言取消？总理无处罚党员之规条；陶成章所持理由，东京亦无人附和，何得怪党人？款项系直接运动，然用公家名义筹来，有所开销，应使全体与知，何云不得过问？”
孙文无言以对，只好答应说：“容日约各分会长再议。”
至于孙文这一说法到底是缓兵之计呢，还是确实接受了谭、宋两人改组党务的建议，由于不久之后，他就因日本当局的压力而仓促离境，所以我们已不得而知。
但是，谭人凤却因此对孙文再无好感，他说孙文是“暗地而来者，又暗地而去”，讥讽之意，露于言表。他并不知道孙文离境其实是另有隐情。
后来，在各省代表（17人）选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孙文只得了16票，时任湖南代表的谭人凤，就没有选他，而写上了黄兴的名字。
言归正传。
孙文离去之后，谭、宋两人并未气馁，在他们看来，虽然孙文放弃了总理的责任，但革命运动，并非离了谁就真的不行。
此后，他们积极联络各省同盟会分会长，于1910年10月，在宋教仁寓所寒香园，正式召开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宋教仁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事实上基本改变了今后同盟会的战略方向。（按：孙文本人则并未放弃原先的方针，黄花岗之役是黄兴遵循孙文革命方略的最后一搏。）
在此之前，孙文只注重南部一隅的战略方针，屡遭失败，各省同志越来越有怨言，因而都急于求变。
宋教仁于是提出三个方案让大家讨论：
上策是中央革命，联络北方军队，以东北为后援，一举攻占北京，号令全国；（事实上，“士官三杰”吴禄贞等人即持此主张，详后。）
中策是在长江流域各省同时起义，首义地点以湖北武汉最佳，先成立政府，然后北伐；
下策是边地革命，在云南、两广或东北等边远省份起事，占据一隅后，再向内地徐图进取。
上述三个方案，宋教仁本人自然属意“中策”。
此外，宋教仁还提出了“革命三原则”：革命地点宜居中，不宜偏僻（避免列强趁火打劫）；革命时期应缩短，不可延长；战争地域应狭小，不可扩大（减少破坏）。
大家讨论后，认为：“上策运动稍难，下策已行之而败，且足引起干涉酿分裂之祸，故决采用中策。”
方案有了，也就给今后的同盟会指明了战略方向。
但是，如今同盟会的组织涣散，并不足以承担执行这一方案的重任。
于是，宋教仁力主成立一个专门负责长江流域的革命机关——中部同盟会。
宋教仁的这项提议事先已得到谭人凤等一些人的赞同，会上更是受到绝大多数与会者的支持。
就是黄兴也表示没有意见，只要有经费即可。
只有孙文的亲信胡汉民（时任同盟会南洋支部长），不以为然，并且出语嘲笑。
胡汉民此举，使得谭人凤“老先生”旧恨未去，新恨又生。
他立即站起来大声批评孙总理行踪不定，从不过问同盟会总部的事，是“总于何有？理于何有？”
他又当面斥责胡汉民：“汝等以同盟会名义，掣骗华侨巨款，设一事务所，住几个闲散人，办一机关办，吹几句牛皮，遂算本事冲天而敢藐视一切耶！”
发生了这一插曲后，宋教仁的建议再无人阻挠。
决议已定，此后的事情，就是设法筹集活动经费了。
但由于经费问题，一时无法解决，中部同盟会的组织计划，也只得暂时搁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