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的性格、身世与环境 文/张灏

要了解谭嗣同的思想，他的主观性格和禀赋固然重要，客观环境也同样不容忽视。与许多人一样，谭嗣同的思想大部分来自他对所处环境所作的回应。所谓环境是指三个因素。首先是他的社会背景，特别是他的家世。这个因素对他的影响至少有三方面。他出身仕宦之家，因此受到极良好的传统教育。父亲的游宦，加上他本人南北奔走应试，使他有许多旅行游览的机会。谭嗣同在《三十自纪》一文中，对自己的旅行之广，特别引以为傲，他曾计算他的旅行“合数都八万余里，引而长之，堪绕地球一周”。这些旅行自然增广了他的交游与见识，开阔了他的眼界，例如他在26岁时，曾随他的父亲赴湖北巡抚任所——武昌。武昌也是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的驻节所在，张的幕府中人才济济，如汪康年、缪荃荪、徐建寅与黄绍箕等，都是当时有学问、有新思想的士大夫。谭嗣同在武昌有机会与他们结识来往，对他的眼界和学识自然极有增益。

谭嗣同的家世不但给他一个良好的学识环境，也给他带来很多问题和困扰，对他的精神产生相当的刺激。他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官僚，有妻有妾。谭嗣同是嫡出，但母亲死得很早，在家里很受庶母的歧视，和父亲的感情也有隔阂。谭嗣同后来在其《仁学·自叙》里曾提及他的家庭：“吾少至壮，遍遭纲伦之厄，涵泳其苦，殆非生人所能忍受，濒死累矣。”可见家庭给他带来的痛苦。

其次，要了解环境如何影响了谭嗣同的思想，我们不能只注意他的家世背景，我们也得注意他一生中的各种处境。所谓“处境”是指个人生命过程中所自觉其重要性的一些事实或情况。就了解谭嗣同这种知识分子的思想而言，有两种处境特别值得重视。一种是所谓“生命的处境”。这种处境是指生命中不可避免的一些情况和遭遇，例如死亡、恋爱、疾病、衰老和个人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逆境和重大变迁。

另一种可称之为“历史的处境”。这种处境是指国家社会所经历的重大变迁。谭嗣同生长于19世纪的最后40年，正是中国文化思想开始巨变的时代。外力的震荡已由文化的边缘渐渐波及文化的中心。这种巨变，是传统宇宙观的动摇。这里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传统儒家的宇宙观，因为它是当时一般士大夫主要信仰之所在。这种儒家宇宙观的核心当然是“天人之际”的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天人之际的思想在传统儒家是由一些形而上学概念如阴阳、气化、五行、四时、天、道、性、命等构成的。对于这些观念和天人之际的思想来说，19世纪末叶输入的西学，特别是当时的科学宇宙观和基督教创世观，当然都是一种挑战。

传统宇宙观和价值秩序的动摇，象征着近代中国思想危机的序幕。这就是当时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历史处境的重要特征。以谭嗣同的禀赋、学识和眼界，他当然要比当时一般的知识分子对这种历史处境来得更为敏感。因此，历史处境和谭嗣同个人的生命处境一样，是影响谭嗣同思想的一个重要因素。

谭嗣同出身士大夫阶层，自然对他的时代的思潮与学风有强烈的感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因素一方面可以像社会背景一样造成一种文化氛围，使人浸沉于其中，受其潜移默化。另一方面，它们的影响往往是透过对处境的自觉而造成的，一个人面对各种生命和历史的处境，自然发生问题，产生困惑和焦虑，从而希望能在他的时代的思想和学术潮流中寻求解答。

谭嗣同生长在19世纪下半叶。这个时期正是西学由沿海通商口岸渐渐渗入内陆城市，形成晚清学术界一个日益重要的新潮流的时期。晚清思想的演变不仅是对西学冲击的回应，我们必须同时正视传统对当时思想的影响。这里必须指出的是，谭嗣同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接触西学时，大多已接近成年，在此之前，由于旧式教育的影响，传统已在他们的人格和思想上留下了很深的痕迹。

谭嗣同是浏阳人，浏阳当地的学风对他当然不无影响。他在30岁前后所写的札记中，曾经透露，浏阳的思想界在19世纪晚期仍有朱学与王学之分。我们现在虽无从考知谭嗣同在当时对两派争论所持之立场，但他对两派的论点甚为熟悉，应可推知：宋明儒学，透过浏阳的学风，构成谭嗣同思想背景的一环。

谭嗣同虽是浏阳人，但他经常出外访学应试，周游各处。因此，晚清儒家学风的主要发展和演变，对他的影响自然更为重要。晚清儒家思想最大的转变，毫无疑问是致用精神之复苏。这种思想的转变，始于乾嘉末年，远在鸦片战争以前，故其开始与西方的冲击并无关系。它的兴起主要还是由于乾嘉汉学在儒家传统内造成的思想反激。

这种反激，就当时的环境而言，是很可以理解的。汉学以训诂考据为主要内容，与现实社会人生脱节，有违儒家之基本入世精神。乾嘉末期，清朝社会内部开始溃烂，儒家学者受时代环境的刺激，开始对汉学之缺乏政治社会意识作自觉的反省，深感有重振儒家致用精神的必要。所谓致用精神就是指儒家以修身经世为本的中心思想。这种精神在当时士大夫圈子里散布，乃有19世纪初叶的经世学派的出现。但是儒家致用精神的流传，绝不限于所谓的经世学派，几乎当时儒家的各个流派都受到了感染。例如当时的宋学和其附庸——桐城学派，在唐鉴、曾国藩的领导之下，多与致用精神相呼应。乃至汉学中的扬州学派之出现与汉宋合流的趋势，也都多多少少和这种致用精神的发酵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