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浏阳谭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家学渊源加上恩师欧阳中鹄的影响，让谭嗣同极为推崇“经世致用”的船山文化。谭嗣同既是湘学的杰出代表，又促进了湘学的近代转型。
同样是湖南人，同样是书生救国，稍早的曾国藩选择了传统的“修齐治平”道路，而谭嗣同却以一种舍身殉道的悲壮终结了“经世致用”精神在传统道路上的努力，同时开创了湖湘志士新的救国之路。
谭嗣同到底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能够让他在近代的湖湘学派中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他又是如何用自己波澜壮阔的人生谱写一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
（接上期）
出身名门 经世致用
谭嗣同，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所著的《仁学》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重要著作。
浏阳谭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明朝时期谭氏先祖立下赫赫战功，被封为“新宁伯”。
在此后的两百年里，谭氏家族因武功而封侯封伯的多达十人，这是谭氏最辉煌的时期，谭氏祖先也正是在这个时期迁居到湖南浏阳。
传到谭嗣同祖父这一代时，谭氏家道中落，露出颓势。但是，家学渊源的余韵在其父身上得以传承，浏阳谭家这一支开始由武转文。
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天资聪颖、攻读刻苦，高中进士后一路升迁，再次通过科举改变了家族的命运。
光绪三年（1877），由谭钟麟（民国湖南王谭延闿的父亲）向左宗棠推荐，谭继洵京官外放授甘肃巩秦道，后逐步擢升为甘肃按察使（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甘肃省委常委兼政法委书记）、布政使（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甘肃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兼组织部长）等职。
谭继洵不断升迁并任职各地，也就连带着谭嗣同需要不停地奔波。在京城、江南、西北等地的生活客观上开阔了谭嗣同的眼界，对他少年时期的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谭嗣同自小生性敏捷，爱好习武，精通剑术和技击，擅长骑马射箭。史书记载：“嗣同颇喜技击，身手敏捷，尤其乐于纵马驰骋，颇似少年豪侠。”
此时的谭嗣同向往的生活方式是“仗剑行侠、慷慨高歌、漫游天下”，后来他干脆给自己起了个字号叫“壮飞”，意思是他要波澜壮阔地飞翔，驰骋于天地之间。
讲真，这是许多少年人的梦想——骑最快的马，喝最烈的酒，路见不平，行侠天下。呃，怎么有点古龙的味道？不过这就是谭嗣同的人生理想。
谭嗣同曾经单人独马七天七夜驰骋于峰峦叠谷和大漠黄沙的人迹罕至之处，把其他人吓得胆战心惊，他却引以为豪。
这种豪迈浪漫中带着放浪而坚强的性格对他后来的许多行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谭嗣同的祖上是以军功闻名，到了湖南浏阳后谭氏才开始由武向文的转变，但是谭嗣同从父辈的口中获知先祖的赫赫武功，也同时立志自己要成为文武双全的人。
他鄙视科举考试，对儒家学说持有一定的保留意见，不愿做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腐儒。
相反，谭嗣同却崇尚墨家的理念，他对墨子的为人和思想产生了巨大兴趣。后来谭嗣同把自己最重要的著作取名为《仁学》，正是他对墨家学派极为推崇的体现。
同治十三年（1874），谭继洵的好友、浏阳著名学者欧阳中鹄进京参加会试，住在谭嗣同的家中。
欧阳中鹄与谭家的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所以在会试落第之后他就答应谭继洵的聘请，留下来做谭嗣同兄弟的授业老师。
欧阳中鹄有着深厚的儒学功底并对各种学问都大有研究，作为籍贯湖南的名士，他尤其推崇船山先生王夫之的“经世致用”之学。
他认为“船山学说”能够起到匡扶人心、救治时弊、教化世人的作用。正因为对王夫之的崇拜，欧阳中鹄按照王夫之的号“姜斋”而自号为“瓣姜”，寓意即为“船山传人”，并以此在学界扬名。
欧阳中鹄生活在危机四伏的晚清，亲眼看到国家腐败、外敌入侵，世道人心如江河日下，他的内心充满着深切的忧国忧民之情。因此，他在学问上反对虚浮夸谈，追求经世致用、挽救时弊。
欧阳中鹄对湖南的先贤陶澍、胡林翼、曾国藩等人极为推崇，认为他们这些知识分子能够把学问运用于现实，不仅自身具备很高的道德修养，还能够成就很大的事业，是湖湘士人的楷模。
他一直想效法他们并加入“经世派”的队伍，奈何科举蹉跎、久试不第，导致欧阳中鹄一直无法实现自己经世济民的抱负。
谭嗣同作为欧阳中鹄最得意的弟子之一，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对老师非常崇拜。恩师的这些思想通过潜移默化的教导深深地影响了谭嗣同，虽然他此时身处京城，却依然为这些湖南前辈乡党们的丰功伟业所倾倒。
此后，欧阳中鹄还收了另一个得意弟子唐才常。唐才常与谭嗣同交情很深，在长沙时务学堂就学时两人就并称为“浏阳双杰”。他后来也成为了近代史上很有影响的人物，此为后话。
欧阳中鹄在讲学中不断引用王船山、陶澍、胡林翼、曾国藩等人的言论和事例，激励自己的弟子要沿着“经世致用”的道路前行，这更加深了谭嗣同对王船山、陶澍、胡林翼等人的浓厚兴趣。
惊天秘密 锦棠传道
光绪十年（1884），清政府在新疆设立行省，左宗棠的首席干将刘锦棠因在收复新疆的过程在屡立战功，同时善后工作卓有成效，在左宗棠的大力推荐下，刘锦棠成为清朝的首任新疆巡抚（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政府主席兼大军区司令）。
此时年方20岁的谭嗣同仗剑游学，通过湖南乡党的推荐，来到新疆巡抚刘锦棠的幕府任职。
让人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个时间短暂的任职，改变了谭嗣同的人生方向。
刘锦棠通过与谭嗣同的不断接触，认为这个年轻人能力和性格都很不错，再加上湖南乡党的渊源，所以他对谭嗣同很赏识。
刘锦棠在空闲时间经常跟谭嗣同闲聊，点拨他一些行军作战、政坛掌故等各个方面的学问。
有一天，刘锦棠又把谭嗣同等幕僚召集到一起喝茶，畅谈古今英雄。
刘锦棠在茶室中随意地坐下，拿起茶杯喝了一口，淡淡地说道：“复生啊，今天我要跟你们谈的是一段跟你们切身相关但又极为隐秘的事情，也好让你们开开眼界。你们大家都知道‘经世学派’和文毅公陶澍吗？”
谭嗣同此时年轻气盛，分外受不得激，于是马上抢答说道：“抚台大人，我知道。‘经世学派’是船山学说的继承者，秉承船山先生‘经世致用’的学说。我的恩师欧阳中鹄对这个观点就极为推崇，认为这是救国济民的大学问。
而文毅公陶澍是我们湖湘的学界前辈，是安化有史以来的第一位进士。学识渊博，为官清廉，官至两江总督，入祀贤良祠，是一位受人景仰的道德楷模。”
刘锦棠不置可否，又问了其他幕僚的看法，都是大同小异、泛泛而谈。刘锦棠站了起来，在茶室中缓步慢行，良久之后，才庄重地说道：“今天在座的都是我们湖湘的精英，是我亲信的人。但是，对于‘经世派’，对于文毅公陶澍，可以说你们只是知道一些皮毛，而这个正是我今天要跟你们说的东西。”
刘锦棠扫了大家一眼，接着说道：“船山先生是我们湖湘敬仰的大思想家，‘经世派’也确实脱胎于‘船山学派’，以‘经世致用’为宗旨。
但是，真正把‘经世派’发扬光大的却是文毅公（陶澍）。当年文毅公和西涯先生（贺长龄）、良图先生（魏源）成立‘经世派’有两个目的。
第一，朝廷积弊日益严重，文恬武嬉，民不聊生，一些有识之士希望以‘经世致用’为号召团结一批士林精英，摒弃空谈，务实为学，经世济民，以挽救时局、实现个人抱负。
第二，凝聚湖湘力量，实现湖湘地域性崛起。众所周知，我们湖南自古以来一直英才不显，相比其他核心省份远远不如。文毅公（陶澍）有感于此，希望团结一批有志的湖湘士子，为湖南的地域性崛起奠基。
当然，这个目的是隐藏在‘经世致用’的号召之下的，除了极少数湖湘籍的核心人员，不可为外人道也。
因此，文毅公（陶澍）和西涯先生（贺长龄）、良图先生（魏源）打造了第一代‘湘军铁三角’，为我们湖湘崛起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然后，润公（胡林翼）接住了湖南崛起的第二棒，与涤公（曾国藩）、季公（左宗棠）利用太平天国造反的契机打响了湘军的赫赫威名，打造了第二代‘湘军铁三角’。
想不到润公（胡林翼）英年早逝，涤公（曾国藩）就接下了这个重担，虽然后来湘军得以发扬光大，但是第二代‘湘军铁三角’也因此缺了一环，导致之后出了一些问题。这些都是季公（左宗棠）跟我说的。
后来，随着湘军的名满天下，天下督抚半数出于湘军门下，我们湖南人的影响也开始渗透到整个国家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你们现在都是享受了这个余荫的。
现在润公（胡林翼）和涤公（曾国藩）先后仙逝，季公（左宗棠）也垂垂老矣，湖湘崛起这项伟大的事业将面临后继无人的局面。如之奈何？
这件事涉及几代人，影响深远，即使在湖湘人士中也只有少部分人知道。我现在也渐渐年老，所以要把这些先贤们做过的大事告诉你们，免得你们这些后辈遗忘。”
随后，刘锦棠又把陶澍、贺长龄、魏源、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等人的谋篇布局和丰功伟绩大概叙述了一遍，直接夕阳西下、红烛燃起才止住话题。
在座的谭嗣同等人第一次听到这些湖南先贤们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和深谋远虑的人生规划，第一次知道原来湖湘崛起这件大事看上去水到渠成，想不到后面却有这么多的人在暗中谋篇布局，有这么多的人在前仆后继。
谭嗣同瞬间感到热血沸腾、壮怀激烈，他越发觉得自己以前的人生理想和所谓的壮举实在是格局太小。
与这些湖湘先贤的人生布局相比，自己的行动简直像是小孩们的玩闹——既没有汇集到大时代的洪流中去，也没有与重大的历史命题和个人抱负深切相关。
谭嗣同情不自禁地站起来对刘锦棠深深地鞠了一躬，郑重地说道：“抚台大人，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嗣同谨受教！
后学晚辈虽才疏学浅，亦不敢让湖湘崛起之火熄灭。即使不自量力，螳臂当车，也要把这股湖湘的‘经世致用’精神流传下去。从今天开始，我谭嗣同洗心革面，再世为人。”
在座的另一位幕僚——钱粮师爷毛简臣（敲黑板了，注意他的籍贯为湖南湘潭韶山）也感慨地说道：“文毅公（陶澍）等湖湘前辈的深谋远虑和伟大功绩真是令人敬佩！我们可能无法像他们一样成就这些大事，但是这股信念一定要传承给后人。
既然先贤们已经做了这么好的开局，那么这项湖南崛起的伟大事业就一定不能断在我们手里，我们湖南人的这股前仆后继的精神一定不能灭。这关系到我们每个湖湘的子民，所以大家都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此次谈话过后，谭嗣同树立了自己新的人生志向——那就是扛起“湖湘崛起”的第四棒大旗。从此，他开始了十年的游学生涯，为未来实现伟大抱负储备见识和能力。
在这艰苦而漫长的游学中，谭嗣同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的十几个省份，通过游学他交到了许多的良师益友，并在与他们的交流碰撞中让自己的学识逐渐渊博，而思想也逐渐深刻。
同时，通过与底层社会的接触，让谭嗣同更加近距离地体会到民间的疾苦和官吏的腐败，加深了他对现状的不满和思考，为他未来推动“戊戌变法”奠定了现实基础。
当然，按照传统的说法，谭嗣同的游学是为了到各地参加科举考试，实际上这是他为了应付父亲的科举期望而做出的逃避行为。
公车上书 变法理论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中日海战中北洋水师惨败，这使得整个中国社会受到巨大的震动。
大清帝国的一败涂地不仅使自己颜面尽失、民不聊生，更重要的是让许多有识之士进一步看清了朝廷腐败和虚弱的本质。有识之士逐渐形成了基本的共识——再不变法图强，就真正要亡国灭种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清廷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广东举人康有为趁着会试应试的机会，联合各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请愿，史称“公车上书”。
康有为上书皇帝请求“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等改良派的救国纲领，并旗帜鲜明地提出“富国六法、养民四法，教民二法（分立学堂、开设报馆）”。
这些观点让谭嗣同广受震动的同时深受启发。这是康有为的第二次上书，也是改良派正式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幕。在此，南山君稍稍插述康有为的简介。
康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故又世称“康南海”。他曾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收徒讲学，梁启超等人俱出于此。
此时康有为虽然已经开始讲学，但是说句实在话，他的观点都是只言片语，偶尔能够让人眼前一亮，但是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核心思想的缺乏让康有为的体系打造过程极为艰难。
康有为捋了一下思路后决定转型，于是他给一个朋友、著名学者沈曾植（学贯中西，交游广阔，曾国藩、王国维等人的老师）写了一封信说道：“我无土地，无人民，无事权，为之奈何？或者托于教乎？”
意思就是说“我目前资源很少，几乎一无所有，如果要成大事，难道要成立一个教派？那我也没有核心思想啊。”
沈曾植看到康有为空有一腔壮志却没找到合适的路，感到他有点可怜，于是就把王闿运的弟子廖平所著的《今古学考》这本书借给他参考，希望他可以从中提炼出自己的思想。
四川人廖平天资聪颖，才华很高，当年受到四川学政（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四川省教育厅长）张之洞的赏识，在成都“尊经学院”着力栽培。
后来，王闿运继任“尊经书院”的院长，继续详加点拨廖平的为学求知历程，为他打下了扎实的学识功底。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廖平是张之洞和王闿运的双料弟子。
康有为看到廖平的书后如获至宝，马上千里迢迢地上门向廖平请教，诉说自己对他的崇拜之情。
廖平的这本书到底有什么来头呢？这就涉及到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源远流长的学派争议——“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
古代因为战火频仍，典籍保护不易，往往损毁严重，在汉代就兴起了“今文学派”和“古文学派”之争。
今文学派是孔子的徒子徒孙们通过口口相传汇集的典籍，他们认为《六经》皆为孔子所作，汉代五经均为全本。
而古文学派是通过战火残余找到的一些春秋战国时期的书籍，他们认为六经是古代史科，五经传述多不可靠。
这两派的争论延续了上千年，是涉及到谁为正统的大是大非问题，其斗争的激烈性一点都不亚于当代的“姓社还是姓资之争”。
廖平通读先贤的著作，把今文学家的观点发挥到极致。他在书中深度质疑了古文学派的很多观点，并且标新立异地提出了自己的质疑观点。
康有为与廖平交流之后，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理论的巨大价值。于是，他一脸真诚地劝说廖平，语重心长地说道：“四益先生（廖平），您的书中充满真知灼见，让我受益匪浅。
但是，这些观点毕竟有些标新立异，如果为世人所知，有些愚蠢颟顸之徒不能理解您的思想，反而可能大加攻讦，这样会为您招来大祸。因此，学生建议为先生的个人安全计算，最好是焚毁书稿以全名声。”
廖平不置可否，毕竟这是他多年的心血，并未马上答应。他说要考虑考虑，康有为见状就告辞而去。
康有为回到广东的第一件事就是闭关思索，用了半年时间深度参考了廖平的观点，按照廖平的思路写出了两本“巨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同时，康有为以今文学家的灵活性与时俱进，把当时流行的“民主、宪政、婚姻自由”等近代思想全部移花接木地塞进了《春秋》中，这种标新立异至少让第一眼看到这个理论的人耳目一新。
康有为以此两本书作为变法改革的理论基础，大力进行造势。把自己的号改为“长素”——寓意是水平在素王（孔子）之上；弟子麦孟华改号为“驾孟”——凌驾于孟子之上；弟子梁启超改号为“轶赐”——超越端木赐（子贡）；弟子韩文举改号“乘参”——意味着把曾参当马骑等等。
通过包装，康有为的整个团队在名号上全面超越了孔子的团队，并以此吹响了改革变法的号角。
康有为进一步开展“造神运动”，在万木草堂向自己的学生们忆往昔峥嵘岁月——说自己的人生理想不是教书匠，而是去巴西经营殖民地、建立新中国。
他提出的改造后的儒学理论才是万世不易的真理，自己才是真正的圣人——“吾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世界及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
同时，康有为殚精竭虑地为自己的改革思想从儒家学说中寻找合法的依据，并以耶稣的弟子死于传教来勉励弟子们要不怕牺牲，勇往直前，夺取最后的改革胜利。
而谭嗣同也认为改革变法是迫在眉睫的，湖湘学派的“经世致用”让他迫切地想应用于实际。他此时的思想还未形成，看到康有为的改革思想，觉得有些新意，可能有合作的价值。
但是，此时的湖北巡抚（地位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湖北省省长）谭继洵对儿子谭嗣同的科举之路开始感到失望，他发现谭嗣同很厌倦科举，这条路已经走不通。
身为父亲，谭继洵不得不帮儿子谭嗣同花钱捐了一个候补知府头衔，希望他用另一种方式进入官场成为统治阶层，同时也为谭嗣同戴上紧箍咒。
就在谭嗣同在南京候补知府的时候，他认识了一生中的重要人物梁启超。
（篇幅所限，留待后述）
下期导读：
谭嗣同是如何在湖南推动维新运动？他又是如何说服张之洞把铁路的站点坐落于湖南境内？
请看下期文章《星火燎原，文武双全的变法先锋谭嗣同（中）》。
鉴于往事，资以治道。这里是南山煮酒，欢迎你的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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