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烈士
宋教仁，字得尊，号敦初，后改作钝初，亦作遁初，别号渔父，笔名犟斋。祖籍江西南昌府属丰城县，后迁至湖南桃源落籍。1882年4月5日生于湖南省桃源县上坊村湘冲(今八字路乡渔父村)一个破落地主家庭。他6岁入宋氏家塾读书，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自幼以文名于乡里。10岁时，其父宋宗泮不幸病逝，赖母亲万氏抚孤苦读。
1899年春，宋教仁进入桃源漳江书院，他在前任书院山长黄彝寿和时任书院山长瞿方梅的督教下，认真钻研过明末清初大思想家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著述，阅读过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开始萌发反清革命思想。他经常与同窗好友文骏、瞿方书、胡瑛、覃振等夜登院前漳江阁，纵论天下大势，谈得十分投机，遂成莫逆之交。覃振、胡瑛与宋教仁一起，被人赞誉为辛亥革命时期的“桃源三杰”。尽管宋教仁后来奉母命去应过童子试，并考中秀才，但他并没有继续走上科举仕途。
1902年秋，宋教仁怀着追求真理的热望，来到武昌报考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的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于翌年春入学。这年8月，黄兴由日本回国经由上海抵达武昌，在两湖书院发表反清革命演说，与顽固派辩论终日，终使全场一致叹服。宋教仁听了黄兴精彩的讲演，十分倾慕，即与黄兴结识，从此两人在共同的革命道路上成为志同道合的亲密战友。黄兴因反清革命演说遭清廷嫉恨，张之洞责令梁鼎芬悬示驱逐出境。宋教仁在学堂的激烈反清言行也引起了地方当局的嫉恨，打算将他逮捕归案。学监纪钷维非常赏识他的才华，便暗中示意他逃走。
1903年秋，宋教仁返回桃源故里。他来到漳江书院，看望原书院山长黄寿彝，恰巧差役送来一封湖北巡抚发来缉拿他的公文，黄掩护他从书院后门逃脱。宋教仁拟经常德、益阳赴长沙，然而在出逃途中，他的行踪被清吏发觉，只好星夜抄小路逃走。
他来到水流湍急的沅江边，前面无路可走，后面的灯火眼看越来越近。正在这危急时刻，突然江边出现一只小渔船，渔船上仅一位老人。老人见他着急，问明来由，果断地说：“快上船吧!”
宋教仁匆忙地上了船。等到追捕的兵丁赶到江边，渔船早已消失在浩淼烟波中。后来，宋教仁为感谢这位渔翁的救命之恩，用笔名“渔父”，发表了大量政论文章。这样，桃源“渔父”宋教仁的名字就在社会上广为流传!
同年11月4日，黄兴在长沙筹备成立华兴会，宋教仁应邀参加，是筹备会12名成员之一。1904年2月15日，宋教仁又参加了华兴会正式成立大会，他和刘揆一均被推举为华兴会副会长。华兴会成立后，宋教仁、胡瑛奉命去湖北，在武昌成立华兴会湖北支部。
1905年华兴会部分领导人在日本留影，前左一为黄兴，左四为宋教仁
7月3日，他们和湖北进步学生吕大森、刘静庵、曹亚伯等组织正式成立科学补习所，吕大森被推为所长，胡瑛为总干事，宋教仁则担任文书。1904年春，黄兴、刘揆一、马福益三人在湘潭茶园铺会晤，议定于11月16日(农历10月10日清西太后70岁生日)在长沙起义，浏阳、岳州(今岳阳)、常德、宝庆(今邵阳)、衡阳五路同时响应，宋教仁具体负责常德一路的发动和组织工作。11月5日，宋教仁来到长沙秘密机关接头，路遇曹亚伯，方知起义事泄，清吏正在追捕他，遂于11月7日离长沙赴武昌。
他在武昌会晤了曾毅等原文普通中学堂的昔日同窗，才得知科学补习所早已于10月28日被封闭，胡瑛和他自己已被原文普通中学堂开除学籍。在武昌无法立足，只得于11月18日离武昌赴上海。
21日到达上海。宋教仁找到上海新马路余庆里机关时，只见印度巡捕凶神恶煞般地把守门户，经过打听，始知受皖人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件的牵连，上海革命机关已遭破坏，黄兴等13人已在他到上海的前一天被捕下狱。宋教仁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在友人的资助下，迎着凛冽的寒风，踏上赴日本的海轮，去谋求革命的新出路。
宋教仁来到东京，先学习日语，后入法政大学，学习法学和政治经济学等科目。他和田桐等首先发起、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自任总庶务兼撰述。经过艰苦努力，该杂志于1905年6月24日正式出版，内有他的6篇“时评”和《汉族侵略史·叙例》等文，他的文章约占整个杂志篇幅的1/4。同年7月，孙中山从欧洲到达日本，由宫崎滔天介绍，先与黄兴晤面。28日，孙中山又通过程家柽特约宋教仁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晤。
宋教仁在日本发表的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
7月30日，宋教仁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筹备会议，正式办理了入盟手续。8月13日，他又和《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同仁发起在麴町区富士见楼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宋教仁主持大会，并致欢迎词。到会者达1300多人。8月20日，中国同盟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宋教仁被推为司法部检事长，成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经黄兴提议，大会一致通过接收《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的机关刊物，因该刊第2期刊有《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被日本政府强行没收，遂改为《民报》另行出版。宋教仁继续任撰述。
同盟会成立不久，孙中山、黄兴先后离日，宋教仁曾一度代替黄兴执行部庶务职衔。成为东京同盟会本部工作的实际主持人。
宋教仁亲笔撰写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
宋教仁、黄兴、陈天华等同盟会部分成员在日本的合影
1905年11月2日，日本政府文部省正式颁布《关于许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规程》，俗称“取缔规则”。对中国留学生的集会、结社、言论、通信等横加干涉，激起留日学生的强烈反对，很快发展成为全体留学生的总罢课运动。面对这场复杂的斗争，同盟会内部分成两派，一派以宋教仁、胡瑛为代表，组织联合会，主张全体退学归国，以示抗议；另一派以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组织维持会，主张忍辱负重，以便继续在日本留学。两派相持不下。宋教仁一方面对这次自发的斗争进行统一领导，发布自我约束规则，并筹划留学生归国以后的安排问题；另一方面，又适时复课，争取斗争的主动权。在反对“取缔规则”时期，日本《朝日新闻》公然诋毁中国留日学生“放纵卑劣”。陈天华忧心如焚，愤懑难消，留下《绝命书》，在日本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杀，以一死警醒国人。宋教仁亲往大森湾警署认领陈的遗体，并于12月25日作《陈星台先生〈绝命书〉跋》一文，翌年1月22日又作《烈士陈星台小传》，均刊于《民报》。语言沉痛，打动人心。
陈天华蹈海自沉前著《警世钟》
1906年2月1日，宋教仁入早稻田大学预科学习，课余坚持写作和翻译，在此期间，他翻译了《一千九百○五年露国之革命》、《英国制度要览》、《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各国警察制度》、《国际私法讲义》等10多部有关国家制度和法律的著作，从而增进了他对资本主义各国政治制度和宪法的了解，使他成为革命党人中研究欧美近代政治制度方面屈指可数的理论家，被视为宪法的化身，也为他后来绘制中国政治蓝图打下了基础。
宋教仁在从事理论和政治制度探索的同时，丝毫没有放松实际的革命运动。在孙中山、黄兴策动东南沿海会党起义的时候，他把目光投向了中国东北地区的“马侠”。1907年3月1日，他将代理庶务之职移交给刘揆一。4月1日，遂偕白逾桓及日本人古川清一行抵达辽宁安东(今丹东)县，与大孤山“马侠”首领李逢春等人取得联系，并联络在东北的革命党人建立了同盟会辽东支部，作为领导东北地区活动的领导核心。由于清廷侦探密布，辽东支部图谋起义的计划很快败露，白逾桓被捕，宋教仁因救援无效，便潜入吉林夹皮沟，与在那里以武力对抗清政府的韩登举接上了关系。此时，他从韩处得悉日本“长白山会”正制造所谓“间岛问题”，企图侵占我国延边一带领土。宋教仁认为此事非同小可，他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决心挫败日本侵略者的阴谋。恰巧日本友人片山潜来到延吉，通过他的帮助，宋教仁乔装成日本人，改名贞村，打入“长白山会”，冒着生命危险，摄取了该会制造的关于延边属于日本保护国朝鲜的一切假证据。他还先后到汉城图书馆和日本帝国大学图书馆查阅了大量资料，于1908年写成长达6万多字的《间岛问题》一书，用确凿的事实证明延边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初稿写成后，由清驻日公使誊正转交清外务部，该书在中日交涉中起了重要作用。袁世凯电令驻日公使，特致意宋教仁来京予以擢用，宋教仁说：“我是通缉有案的人，怎能归国?”
袁世凯得公使馆报告后复电，允请西太后取消通缉，并赏四品京堂官衔，遭到宋的拒绝。后来，袁世凯通知驻日公使馈赠酬金2000元，宋教仁不接受，驻日公使坚持要给，宋教仁就把这些钱散发给留学生中的困乏者；并且说，我著此书是为了中国一块土，不是为个人赚几文钱。
革命党人在东南沿海起义的迭次失败，使宋教仁、谭人凤等人深感忧虑，他们在总结历次起义失败教训的基础上，酝酿重新部署革命力量，拟将战略重点转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地区。他们征得赵声的同意，召集在东京的部分革命党人在宋教仁寓所开会，讨论革命进行方略。宋教仁提出了著名的“革命三策”，即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通过讨论，大家认为“下策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应以中策为宜。1910年秋，由谭人凤出面，在东京小石区陈犹龙寓所召开11省区同盟会分会长会议，宋教仁进一步提出“分步作法，从长江结合，以次推行河北，为严密之组织，期以三年，养丰毛羽，然后实行，庶几一举可期成功。”赵声认为三年为期过于“迂缓”，与会同志“咸主激进”，最后通过了由谭人凤提出的“事权统一，责任分担，不限时期为原则”的修正方案。宋教仁根据同盟会成立之初，本有东、西、南、北、中五部之分，主张设立中部同盟会，“以谋长江革命”，获得大家的一致赞同，只是由于经费无着，组织机构尚未正式设立，此事暂时被搁置下来。
这一时期，东京同盟会本部经济异常拮据，宋教仁负债累累，一筹莫展。他于1910年12月31日离开东京，启程回沪。适值于右任正在上海办报，便请宋教仁担任《民立报》主笔。他在担任该报主笔期间，曾以犀利的笔锋发表了大量的政论文章，揭露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本质，抨击清政府的专制与腐败，宣传三民主义，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1911年4月中旬，宋教仁秘密来到香港，参加筹备即将举行的黄花岗起义。统筹部请他接替陈炯明担任编制课课长，负责草拟文告、约法及各种制度，成三巨册，以便在革命成功后实施。但当他于4月28日凌晨从香港赶到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他只得重返上海，继续主《民立报》笔政。
宋教仁任《民立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宣传革命的文章
同年7月31日，宋教仁和谭人凤、陈其美等各省代表29人，齐集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校，召开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简称中部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中部同盟会设会长1人，虚位以待贤者，宋教仁当选为总务干事，分掌文事部，管理参谋、立案、编辑及其他事务，成为中部同盟会的主要负责人。中部同盟会根据宋教仁谋“长江革命”的方略，决定首先在武昌发难。并在湖北、湖南、安徽、四川等省设立分会，以便届时组织响应。
四川保路运动的发展使革命时机日臻成熟。为镇压四川保路运动，清政府从湖北调动军队入川，使武汉腹地空虚，湖北革命党人决定乘机发难，于9月25日，派代表居正、杨玉如两人去上海购置枪械，并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速来武昌主持起义。黄兴当时远在香港，谭人凤因病住院，宋教仁准备就绪，正拟赴武昌，恰巧又收到前押在武昌监狱中的胡瑛派岑伟生送来的一封信，信中谈到武昌形势险恶，近期不可能发难，劝阻宋教仁暂缓来鄂，宋教仁对此犹疑不决，未敢断然西行。
10月11日，宋教仁获悉武昌首义的消息，深受鼓舞，但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正式成立，推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都督，又使他极为悔恨。10月28日，他随黄兴同船抵达武汉，试图扭转革命形势。为此，他召集田桐、居正、胡瑛等人开会，欲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使革命领导权掌握在同盟会员手中，但遭到湖北革命党人吴兆麟等人的反对。黄兴被推举为战时总司令，宋教仁则协助胡瑛办理对外交涉事宜。宋教仁看到黎元洪地位已经巩固，自己的政略难以在武昌推行，便于11月13日乘船东下，去筹建革命党人控制的中央政权。
11月15日，宋教仁以湖南都督府代表的身份参加了由沪督陈其美发起，在上海召开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他与陈其美策动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于12月4日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遭到黎元洪的反对，后又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黄代行大元帅职权，到南京组织中央政府。黄兴听说孙中山即将归国，表示谦让，迟迟不肯赴南京就职。
12月25日，孙中山从海外归国到达上海，次日晚，同盟会主要领导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陈其美、胡汉民、汪精卫等人在孙中山寓所开会，讨论成立临时政府问题，大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但在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还是法国式的内阁制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孙中山主张总统制，宋教仁主张内阁制，后经黄兴调解，“询众议，多数赞成总统制”，宋教仁的主张被否决。12月29日，17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孙中山以16票当选。1912年元旦，孙中山宣誓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因有人怀疑宋教仁想当内阁总理，对他意见很大，连孙中山提名宋教仁为国务院九部之一的内务总长的建议也没有通过，只给了他一个“法制院总裁”的头衔。
孙中山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很快为袁世凯所窃取，1912年2月12日，清帝被迫宣布退位。次日，孙中山提出辞职，荐袁世凯代替，并提出定都南京、新总统到南京就职和遵守《临时约法》三个条件。18日，孙中山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专使偕宋教仁等八人离上海北上，赴北京迎接袁世凯到南京就职。袁世凯玩弄阴谋手段，策动北京兵变，南京政府只好同意袁世凯于3月10日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次日，孙中山在南京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又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用以限制袁世凯的专权。据此，袁世凯任命唐绍仪为第一任总理，宋教仁为农林总长。但袁氏根本不愿受《临时约法》的约束，不到三个月，唐绍仪内阁即宣告垮台。
面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宋教仁在同盟会已无军事实力与袁世凯进行较量，他另辟蹊径，大力倡导“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与袁世凯继续进行斗争。1912年8月25日，他征得孙中山、黄兴同意，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合并，正式成立国民党，孙中山任理事长，宋教仁当选为理事，嗣又被孙中山委任为代理理事长。
10月18日，宋教仁离开北京南下，去南方各省宣传他的政治主张。袁世凯企图收买他，馈赠交通银行支票50万元，并向他表示，欲介绍一位有文化、又漂亮的亲戚充当宋的内助，以代替宋据说不太漂亮的妻子，宋不为所动。
次日，宋教仁写信并派专人呈袁，信中说：“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赐五十万元，笑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如，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
袁接到宋教仁退回的支票，冷笑道：“他藐视我了，他显然地表示着要和我做对头。”当袁世凯听到宋教仁出京的消息后，怒道：“辞也不来辞，太藐视我了，我容不下。”袁世凯知他“非高官厚禄所能收买”，乃萌杀机，一场卑鄙的暗杀阴谋正在酝酿之中。
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与英、美、德、比等国公使合影
从1913年元月开始，宋教仁在长沙、武汉、黄冈、九江、上海、杭州、南京等地发表竞选演说，对北京临时政府进行猛烈抨击，对袁世凯的阴险奸诈无情揭露，极力宣扬“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宋教仁的言论风采倾动一时，深深赢得了人心。2月4日，第一届国会在北京召开，参、众两院复选，国民党获392席，而共和、统一、民主三党仅得223席，国民党取得了占绝对多数的胜利。宋教仁为此而欢欣鼓舞，他满怀信心地说：“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一定可以成功”，并且表示即将绕道沪宁返京，准备组织第一届责任内阁。并想在此基础上，与他党提携，通过民主的手段，选举“最为愚呆脆弱的黎元洪”为总统，以便控制，抛开专横跋扈的袁世凯，使国家大权牢牢掌握在革命派手中。
国民党在选举上所赢得的胜利使袁世凯坐卧不宁。视权力如生命的袁世凯把宋教仁作为自己最主要的政敌，指示大小喽匿名投稿各家报刊，并以所谓“救国团”的名义通电全国，对宋教仁极尽污蔑攻击之能事。对此，宋教仁严正驳斥，他在回答某当局者讥讽他运动总理时说：“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人苟可以自信，则不妨当仁不让”，“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则不可耳。”袁世凯曾派人去日本购求宋教仁在日的所谓“劣史”，编印成册，在社会上广为散发，借以达到毁坏宋教仁名誉的目的，但收效甚微。尽管袁世凯采用种种卑劣手段对付宋教仁，但都无济于事。袁世凯在斗不过、压不垮、中不伤、拉不拢的情况下，图穷匕首见，悍然使用暗杀手段，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宋教仁血案。
1913年3月18日，袁世凯正式下达了暗杀宋教仁的指令。密令心腹——时任内阁总理的赵秉钧组织实施，赵又委托内务部秘书洪述祖主其事，洪则下令上海流氓头子应桂馨负责执行，应指使手下一个名叫武士英的市井无赖充当杀手。
宋教仁对袁世凯的卑劣行径早有觉察，但他完全被国民党的选举胜利所陶醉，对袁世凯的罪恶行径未作必要的防范。早在武汉时，谭人凤就听到“将有意外之事发生”的消息，劝其“稍加戒备”。他回答：“戒备之说，前在湖南亦有以此言相勖者，实则蛇影杯弓之事也，请毋虑。”宋教仁乘船到黄冈时，田桐又以此言相戒，宋表示：“暗杀的事，防之不胜防，怕也怕不了，只有处之泰然。我在这个时期，生有生的关系，死有死的关系。我若真被暗杀，或足以激励同志们的奋斗，而缩短袁氏的政治生命，也未可知。”宋教仁早已置个人生死于度外，他一心想到的是如何尽快实施其政治理想。袁世凯催他进京议事，他便决定于20日晚乘火车北上。临行前，他到《民立报》社和友人告别，该报记者徐血儿再提醒他：“慎重防卫”。宋教仁仍不以为意，回答道：“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3月20日晚，宋教仁偕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人取道沪宁、津浦路北上，拟赴北京。10时45分，当进入上海车站站台时，被预伏在那里的杀手武士英持枪击中腰部，于右任等人立即将他送往车站附近的铁路医院抢救。宋教仁痛极，自知伤重不起，握着于右任的手低声说道：“吾痛甚，殆将不起，今以三事奉告：(一)所有上海、北京、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二)我本家寒，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三)诸公皆当勉力进行，勿以我为念而放弃责任心。”他万万没有想到，向他开枪的主谋者竟是袁世凯，在医院里他还不忘让黄兴代笔给袁世凯拍发了一封电报，其中有云：“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一毫权利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时哀言，尚祈鉴纳。”延至22日凌晨，终因伤势过重，不幸逝世。年仅31岁。
宋教仁遗像
宋教仁逝世，给人们留下了无穷的哀思。国民党及各界人士在上海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从沪宁医院到湖南会馆的10多里路途中，数以万计的青年学生、士兵、巡警都加入到了送殡的行列。人们把宋教仁视为“共和国之国魂”，视为“自由之神”，大声疾呼：“国魂不死!”“自由不死!”他们断言：“滔滔天下，恐自此而复起绝大之危潮。”果然，宋案之后不久，在革命党人的共同努力下，终于揭开了“二次革命”的序幕。
上海市闸北公园内的宋教仁墓
章太炎手书的“渔父”碑文
宋教仁死后，孙中山曾亲致诔词：“作民权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谭人凤亲自办理丧事，他在上海市闸北区共和新路洛川路口(原象仪巷乡间即宝山县境)，购地100余亩，修建“宋园”，将宋教仁墓置于其中，墓前立有于右任题写的“宋教仁之墓”的石碑，墓之右侧铸有宋教仁铜像一尊，座右正面篆刻有章太炎手书的“渔父”二字，背面刻有于右任撰写的碑铭。
编辑：小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