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人并没有现代人所说的“青铜器”的概念，在古代，“青铜器”被称为“金”或“吉金”。据现代科学分析，青铜是红铜与其他化学元素锡、铅等的合金，铜锈呈青绿色，故得名。青铜器无论在哪个国家、哪个朝代，都是一种文明的象征，许多青铜鼎、尊被视为国之重器。当我们在博物馆、特别是在故宫博物院参观时，那一件件布满饕餮纹或者夔龙纹的青铜器，足以令每一个人为中华文明而震撼感慨。而故宫博物院里收藏的、一件来自战国时期的青铜壶则尤其突出，整个壶身绘满了人物，俨然一幅战国时期的青铜“连环画”，向我们讲述2500年前的文明小史。
这只青铜壶现代取名为“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是大约公元前476至前221年间的战国时期制品，国宝级文物。关于这只青铜壶还有一段失而复得的传奇。1945年抗战胜利后，重庆成立“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简称“清损会”）对战争时期损失的文物进行追查索赔。战争期间，有许多青铜器、瓷器、古代名画被日本人和德国人或强取豪李，或廉价收购。根据明察暗访，“清损会”了解到沦陷时期出土于河南等地的重要青铜器，几乎都被一个德国人买走了，这个德国人取了一个汉语名字叫“杨宁史”。目前，“杨宁史”已经去了平津地区。
正当“清损会”就要展开进一步调查工作时，“杨宁史”却向当时北平警察局报案，声称自己在天津仓库的一批青铜器被人抢走了，并诬告“清损会”负责人王世襄有嫌疑。王世襄向警方说明了自己的身份之后，北平警察局才放过了他。由此，“清损会”更加确定“杨宁史”手中有大量的中国青铜器。随后，“清损会”直扑这个德国人经营的“禅臣洋行”，并及时在洋行里搜出一份英文的文物目录，“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就在目录中。王世襄带领“清损会”成员在天津找到“杨宁史”，然而这个狡猾德国人却说这批文物被国民九十四军化装成盗匪抢走了。
“清损会”又风风火火地通过当时的国民政府行政院联系到九十四军，最后才证实“杨宁史”所说是一派胡言。愤怒的九十四军立即配合“清损会”对杨宁史在天津和北平的仓库展开了大搜查，最后在一艘商船上找到了这批青铜器，并驱逐了这个德国古董奸商。正是王世襄带领的“清损会”成员的坚持，才保护了包括“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在内的一批珍贵古代青铜器，使它们不至于流失海外，成为千古遗憾。国宝一旦流失，就再难重归故土，即使联合国对掠夺文物有协议，原则上应该无条件归还，但这个协议并没有多大的约束力。
“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壶高31.6厘米，口径10.9厘米，腹颈21.5厘米，侈口，斜肩，鼓腹，矮圈足，肩上有二兽首衔环耳。花纹从口至圈足分段分区分布，以双铺首环耳为中心，前后中线为界，分为两部分，形成完全对称的相同画面。
自壶口以下至圈足，被五条斜角云纹带划分为四区：第一区在壶颈部，上下两层，左右分为两组，主要表现采桑、射礼活动。采桑组树上下共有采桑和运桑者五人，采桑妇女的形象，可能表现的是后妃所行的蚕桑之礼。画中男子束装佩剑，似在选取弓材。习射组四人在一座建筑物下依次较射，描绘的应是古时举行射礼的场景。
第二区在壶的上腹部，也分为两组画面。左面一组为宴享乐舞的场面，七人在亭榭上敬酒如仪，二奴仆正在旁边服侍。下面是乐舞部分，图中三人敲钟，一人击馨，一人持二桴（鼓槌）击鼓，还有一人持号角状的吹奏乐器在演奏，表现了载歌载舞的热闹场面。右面一组为射猎的场景，鸟兽鱼鳖，或飞、或立、或游，四人仰身立于船上，作持弓射箭状。
第三区为水陆攻战的场面，位于壶的下腹部，界面宽，图中人物也最多。攻城、守城者，沿云梯上行者，短兵相接，战斗激烈到白热化程度。参加水战的战船，各立有旌旗和羽旗，阵线分明，鼓噪而进。船上人物多使用适于水战的长兵器，正在进行白刃战，双方都有蛙人潜入水中活动。战斗情景虽具体而微，然而刻画生动。作者以极其丰富的想象力，准确地抓住每一人瞬间的具有特征的动作，构成了一幅惊心动魄的战争场面。
第四区在壶的最下部，采用了垂叶纹装饰，用来衬托上面各组人物画面，给人以敦厚而稳重的感觉。
“宴乐渔猎攻战纹青铜壶”的整个纹饰中，人物近百个，却没有一个重复的姿态，造型极其优美，比例合理准确，构图严谨。画面中人物、动物、植物及其他器物有机结合，浑然一体，疏密得当，使得整个画面气氛热烈、生动活泼，再现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通过对采桑、射猎、乐舞、战争的刻画，为后人研究战国时期的生活提供了形象的依据，被专家们赞誉为一幅壮丽的战国史诗画卷，像一本中华文明的青铜“连环画”，开创了秦汉时期画像砖、画像石艺术的先河，是中华文明中具有代表性的青铜礼器，更是中国工艺美术史上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