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个朝代，皇帝除了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外，没一个说得过去的，可以说是黄鼠狼下崽，一窝不如一窝。明朝自始至终，外有边患，强邻压境，蒙古、瓦剌、女真相继而起，战事纷纷；内有奸宦，政治黑暗，官匪横行，孳生出刘瑾、魏忠贤等相继把持朝政的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奸佞之臣，又有阉党与朝党争权夺利的内斗，使国家内耗不歇，可谓内外交困。到崇祯帝即位时，明朝已是风雨飘摇，奄奄一息了。成祖朱棣担心儿孙及国家前途，秉承着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的的理念从安逸的金陵迁都到条件艰苦的北京，本想着日后子孙万代能够守土有责，直面北方强敌，时刻警醒，励精图治治理大明帝国，可最后也没有逃过亡国的结局。
最后亡国的崇祯皇帝朱由检，现在却有不少人说他的好话，说他多么励精图治，多么勤俭节约，多么勤政爱民，他亡了国只是明朝气数已尽，刚好让他赶上了。现在我们回顾朱由检的所作所为，不否认他想挽救衰弱的明朝，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明朝灭亡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再看他的一些政令绝对是个昏君，他既生性多疑又刚愎自用，既贪婪吝啬，动不动滥杀一气，又要把自己打扮得多么宽仁，明明把百姓剥削到脱裤子，却口口声声一句一个“爱民”他是一个神经质到极点的人。这样的人越励精图治，对国家和人民的祸害其实就越大，反而比那些不理朝政贪图享乐的昏君更糟糕。在古代历史中国家的兴亡往往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帝王个人能力素质，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
诛灭魏忠贤
朱由检生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正月，是当时的太子朱常洛的儿子。5岁时，他母亲死了。当时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固，万历皇帝曾想废掉他改立郑贵妃之子。后来，朱常洛历尽坎坷而位尊九五，但在即位的当年就因纵欲过度病死了，皇位传到朱由检的哥哥朱由校身上。朱由校对治理天下根本没有兴趣，将朝政大权一股脑儿地交给了自己的奶妈客氏和太监魏忠贤。
魏忠贤很快结成了几乎包括大多数宰相和政府官员的“阉党”，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五虎以兵部尚书崔呈秀为首，五彪以锦衣卫都督田尔耕为首。而魏忠贤要打击的是东林党以及反对阉党的人物。他采用特务手段，以皇帝的名义随便抓人，然后拷打至死，包括左都御史杨涟、都给事中魏大中等人都死于非命。当杨涟的尸体被家属领出时，全身已经溃烂，胸前有一个压死他时用的土囊，耳朵里还有一根横穿脑部的巨大铁钉。魏大中的尸体则一直到生蛆之后，才被拖出来。
阉党一面血腥镇压，一面命各地官员为魏忠贤建立祠堂。浙江巡抚潘汝祯，于天启六年（1626）第一个建立魏忠贤的生祠，魏忠贤对这个无耻之徒大为欣赏。各地纷纷跟进，生祠遍布天下。阉党到处贪污纳贿，鱼肉百姓，搞得天怒人怨，民不聊生。如果不是天启皇帝朱由校在位才7年就死了，阉党一定会把明朝闹亡。
天启七年（1627）八月二十一日，朱由校驾崩，遗诏由他弟弟信王朱由检继位。当时朝廷内外自内阁、六部乃至四方总督、巡抚，遍布魏忠贤的死党。魏忠贤不敢公然加害朱由检，但是暗中的毒害还是有可能的。所以，17岁的朱由检在八月二十三日入宫当天，一夜未眠，取来巡视太监身上的佩剑以防身，又牢记皇嫂张皇后的告诫，不吃宫中的食物，只吃袖中私藏的麦饼。登基之后的朱由检，深知要除去魏忠贤，必须先稳固自己的地位并保证自己的安全。他一面像他的哥哥朱由校一样，优待魏忠贤和客氏，一面将信王府中的侍奉太监和宫女逐渐带到了宫中，以保证自己的安全。
魏忠贤对于朱由检，始终无法揣透他的心意。他的策略，就是送一些美女给朱由检。崇祯帝将送来的4名绝色女子照单全收，但很仔细地搜了身。结果，4名女子的裙带顶端都系着一颗细小的药丸，宫中称为“迷魂香”，实际上是一种能自然挥发的春药。朱由检命4人将药丸毁去。魏忠贤一计不成，另生一计，派一个小太监坐在宫中的复壁内，手持“迷魂香”，使室中自然氤氲着一种奇异的幽香，以达到催情的效果。这一招，同样被朱由检识破，并大发感叹说：“皇考、皇兄皆为此误矣！”
这时，一些无耻的臣工们仍然不停地上疏为魏忠贤大唱颂歌，朱由检读这些奏疏的时候，总是“且阅且笑”。他还不断地嘉奖魏忠贤、王体乾、崔呈秀等人。但当时朝廷中的大臣们有的看出端倪，都在寻思保全自己的良策，最先倒魏的竟然是魏忠贤的党羽。十月十三日，御史杨维垣上疏弹劾崔呈秀，于是，朱由检免除崔呈秀的兵部尚书一职，令他回乡守制。敏锐的官员们觉察到政治局势的动向，揭发和弹劾魏忠贤的奏疏开始接二连三地出现。朱由检一直不动声色，任由着臣工们攻击魏忠贤的高潮一浪胜过一浪，中间还得面对魏忠贤的哭诉，依然无动于衷。十月二十六日，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攻击魏忠贤十大罪状：一，并帝；二，蔑后；三，弄兵；四，无二祖列宗；五，克削藩封；六，无圣；七，滥爵；八，掩边攻；九，伤民财；十，亵名器。应当说，钱嘉征此疏并不是空洞的议论，十条罪名大都可以坐实。于是，朱由检召魏忠贤，命令太监宣读了钱嘉征的奏疏。次日，魏忠贤请求引疾辞爵，得到朱由检的允许，后又下诏将他贬往中都凤阳祖陵司香。
然而，魏忠贤是过惯了有权有势生活的人，出京的时候竟然还带着卫兵1000人、40余辆大车浩浩荡荡地向南去了。一个戴罪的太监竟然还敢如此跋扈，无疑进一步刺激了朱由检敏感的神经。于是，朱由检命锦衣卫旗校将魏忠贤缉拿回京。十一月初六日，得到消息的魏忠贤在旅馆中绕房疾走，自缢而亡。他死后，朱由检下令将其磔尸于河间，同时客氏也被赐死。此后，朱由检将阉党260余人，或处死，或遣戍，或禁锢终身，气焰嚣张的阉党一举被铲除。同时，平反冤狱，起用天启年间被罢黜的官员。他全面考核官员，禁止大臣结交朋党，力戒廷臣交结太监。还整饬边政，以袁崇焕为兵部尚书，赐尚方剑，托付其收复全辽重任。
这一系列有胆有识的举措，使得朝野上下精神为之一振，人们仿佛看到了明朝中兴的希望。这位年仅17岁的小皇帝，在清除阉党中表现出的老练成熟，的确应该给人们这样的期待。但不幸的是，朱由检随后却又因对外廷大臣不满，又重用了王承恩等另一批太监，还给予太监行使监军和提督京营大权。大批太监被派往地方重镇，凌驾于地方督抚之上，甚至派太监总理户、工二部，而将户、工部尚书搁置一旁，致使太监权力日益膨胀，朝臣越来越寒心。明朝重用太监放任太监干政也是历朝历代中较为突出的。
错杀袁崇焕
到崇祯帝即位时，在关外的东北，后金贵族早已崛起，努尔哈赤的子孙正虎视眈眈觊觎着关内的大明朝。从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萨尔浒之战后，在明军与后金军队的力量对比中，后金军队明显占据优势。所以朱由检登极伊始，就起用了抗辽名臣袁崇焕。
之所以称袁崇焕为“名臣”而不是“名将”，是因为袁崇焕其实是科举出身的文人，并没有武功，但他的确很有军事指挥才能。天启六年（1626），他就做上了肩负东北防务重任的辽东巡抚。宁远一战，袁崇焕用新式武器红衣大炮打了一次胜仗，使辽东战局出现转机。但是，他很快被魏忠贤罢免。朱由检即位，在处理完魏忠贤后，便全力应付辽东战局。十一月，重新召还了袁崇焕。次年（1628）元月，任命袁崇焕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等于是将辽东的防务全部委托给了袁崇焕。
袁崇焕在辽东宁远、锦州一线的防卫布置得很好，但后金军队选择进攻的路线是绕过宁远、锦州一线，从蓟门南下，进逼京师。崇祯二年（1629）十月下旬，后金军队10万到达遵化城下，距京师不过二三百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师戒严。袁崇焕立即命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增援，自己也于十一月初五日率兵入关。按照当时总督京城防卫的大学士孙承宗的意见，明军应当拒敌于顺义、蓟州、三河一线，而不应退守通州、昌平。但是，袁崇焕先是没有设法阻截后金军队，接着又退守京城。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焕的大军到达京师广渠门外。这样，袁崇焕无异于纵敌深入，而京城内外的官民都受到骚扰。一时间，谣言四起，说袁崇焕与后金有密约在先，是故意引后金军队入关的。皇太极及其谋臣范文程策动了除去袁崇焕的反间计，也许正是受当时谣言的启发。
袁崇焕在崇祯元年（1628）七月接受皇帝召对时，夸下“五年平辽”的海口。在当时明朝与后金的对抗中，明军能在辽东抑制住后金军队的进攻已属不易，“五年平辽”无异梦呓。袁崇焕这么说，据他自己讲，不过是为了暂时宽慰宽慰皇帝而已，却引起了朱由检无端的猜忌。另外，他曾擅杀大将毛文龙，也让朱由检不安。而后金皇帝皇太极效仿《三国演义》中周瑜利用蒋干盗书的模式，让被俘的太监杨某偷听到“袁经略有密约”的对谈，再放杨某逃跑。杨某一回京城向皇帝汇报，朱由检对于袁崇焕的容忍与信任也荡然无存了。
十一月二十日，满桂在德胜门，袁崇焕在广渠门，同时与后金军队开战。满桂退守德胜门之瓮城，而袁崇焕身先士卒，将皇太极逼退。二十三日，袁崇焕入城晋见皇帝，请求像满桂一样，让士兵入城休整。遭到朱由检的断然拒绝。二十七日，袁崇焕击退了皇太极的军队，京师外围局势趋于平静。
十二月初一日，朱由检在平台召见了袁崇焕、祖大寿、满桂三人，着锦衣卫拿下袁崇焕监禁起来。祖大寿是袁崇焕部将，奉命节制辽兵，率部东返。袁崇焕别囚禁后，他唇亡齿寒，不太听朝廷号令。后来还是靠着狱中袁崇焕的亲笔书信，才将祖大寿及守辽军队召还，并收复永平、遵化一带。但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想利用袁崇焕来整倒内阁辅臣钱龙锡，说钱龙锡与袁崇焕两人早就密议与后金议和。此论一出，袁崇焕算是死定了。崇祯三年（1630）三月十六日，崇祯帝命将袁崇焕凌迟处死，妻妾兄弟流放到福建。
袁崇焕千里迢迢率领将士冒着极度严寒前来保卫京城，经过浴血厮杀才击退强敌，最后却落得这样的下场，明朝将士怎能不与崇祯帝离心离德？袁崇焕一死，辽东的战局更无人可以收拾。因此，当崇祯三年（1630）农民起义声势明显壮大后，明王朝便陷入内忧外患的双重困境之中。但是，在此之后，朱由检还曾密令孙传庭在崇祯十五年（1642）杀了李自成的同乡贺人龙，等于杀了一名在镇压农民起义中颇为悍勇的将领。贺人龙被杀后，农民起义军酌酒相庆：“贺疯子死，取关中如拾芥矣！”崇祯帝的多疑、擅杀，无异于自毁长城。
多疑与擅杀
袁崇焕只是个开头，频繁地更换和滥杀大臣，是崇祯朝的特点之一。崇祯一朝17年，设内阁大学士如弈棋一般，轮换了50人，变换之快，让人目瞪口呆。其中任期较长的两人，分别是温体仁和周延儒。
温体仁是一个城府极深之人。崇祯元年（1628），他通过攻击钱谦益在主持会试中有舞弊嫌疑而得到崇祯帝的赏识。次年（1629），御史任赞化攻击温体仁娶娼受贿，反而被崇祯帝以为是钱谦益党羽而罢免。崇祯帝有鉴于万历、天启朝的党争，对于大臣结党最为反感。他对于温体仁的欣赏，是因为温体仁孤立无党。崇祯三年（1630）六月，温体仁入阁为大学士，此后一直当了8年。周延儒比温体仁早一年入阁，两人在内阁中并不相让，相互倾轧。崇祯六年（1633）六月，周延儒被温体仁逐出京城，温体仁把持了内阁，于是民间遂有民谣说“内阁翻成妓馆，乌归王巴篾片，总是遭瘟”。这是指当时内阁中的三位大臣：温体仁、王应熊和吴宗达。温，乌程籍，归安人；王，巴县人；吴，因无所作为，人称“篾片”。一时间，这首民谣在京城街头成为笑谈。堂堂内阁大学士被人如此讥笑，可见其人品之劣。就是这么一个温体仁，却一直执政8年，直到崇祯十年（1637）才被罢免。之后，周延儒复入阁。但是，崇祯十六年（1643），周延儒被勒令自尽。
在周延儒之前，内阁大学士薛国观也被崇祯帝处死。总共17年间，被杀的大学士有两人，被谴戍的大学士也有两人，即钱龙锡、刘鸿训。作为皇帝最亲信的大臣，内阁大学士轻易落到这样的下场，实在令大臣们寒心。在六部尚书中，刑部尚书换了17人，这17人中，薛贞被处死，韩继思、郑三俊、刘之凤、李觉斯、徐石麒等先后下狱，狱中瘐死2人，大部分不得善终。兵部尚书中，王洽因崇祯二年（1629）清兵入关而下狱瘐死，陈新甲因泄漏议和之事而被处死。在地方督抚中，总督中被诛者7人：郑崇俭、袁崇焕、刘策、杨一鹏、熊文灿、范志完、赵光忭；巡抚被戮者11人：蓟镇王应豸、山西耿如杞、宣府李养冲、登莱孙元化、大同张翼明、顺天陈祖苞、保定张其平、山东颜继祖、四川邵捷春、永平马成名、顺天潘永图，另外还有河南巡抚李仙凤被逮自杀。这些大臣，都是应对辽东战事和平息农民起义的将领，他们动辄遭罪被杀，也就很容易说明崇祯朝军事上的大溃败了。
到了崇祯朝后期，随着局势的日益严峻，朱由检的滥杀也日趋严重。一个城市沦陷，就把守城的将领杀掉，一个地方沦陷，就把守地的首长杀掉。陕西省华亭县（今甘肃华亭）县令徐兆麟，到任只七天，照样依法处斩。朱由检对饥饿的武装群众恨入骨髓，坚决地指控只是一撮奸邪份子煽动起来的，有人向他提及饥懂和官员乡绅贪暴，他就发怒，发怒的原因是他无法解决，所以他不愿听到。他不断地宣布“避殿”、“减膳”、“撤乐”，不断地声言流寇也是他最亲爱的赤子，不断地下令政府官员自我检讨。有一次还把宰相们请到金銮宝殿上，向他们作揖行礼，说：“谢谢各位先生，帮助我治理国家。”然而不久就大发雷霆，把被他谢谢的“各位先生”杀掉。朱由检的急躁性格，使他迫不及待地追求奇迹，并且认为重刑是促使他部下创造奇迹的动力。但有才干的部下又使他如芒刺在背，他其实只能用恭谨无能之辈，在这种人面前，他才心情愉快。朱由检经常叹息他无缘得到岳飞那样的将领，其实，恰恰相反，他已得到了一位岳飞，那就是袁崇焕，结果却用冤狱酷刑对待他。就像一个勤快的笨蛋总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的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样，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远要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明末农民大暴动
为了支持对后金的战争，崇祯帝不得不大幅增加赋税，名曰“三饷”——辽饷、剿饷和练饷。三饷是赋役征收之外的掠夺性的财政措施，依军需决定征收额，其加派额直线上升，结果造成“旧征未完，新饷已催，额内难缓，额外复急，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燐，夜夜常闻鬼哭”，从而引起广泛的社会不满，起义不断。
也就是在错杀袁崇焕的崇祯三年（1630），农民起义军的声势壮大起来。当时陕西连年发生可怕的旱灾和蝗灾。老百姓先是争着采食山中的蓬草，蓬草吃完，就剥树皮吃，树皮吃完，就挖掘山中的石块来吃，最后腹胀而死。幼年人或独行人，一出城外，便告失踪。以后见城外的贫民用人的骨头当木柴烧，烹煮人肉，才知道失踪的人都被饥民吃掉了。一些不甘愿饿死的人就集结起来当强盗。另一些稍有积蓄的家庭，被抢劫一空，也变成饥饿的群众。武装群众的领袖中，以安塞的张献忠和米脂的高迎样最为著名，高迎祥称“闯王”后被明军生擒送到北京，用酷刑磔死，他的外甥李自成被推举继任闯王。
李自成攻城掠地，每遇顽抗，都要大肆杀戮，对方坚守一两天，城破以后要杀十之三四；坚守五六天，城破以后差不多要斩尽杀绝，还要毁平城墙。每破一城他就弃之不顾，继续向前进攻。他曾三度围攻开封城不下，最后挖开黄河大堤，淹死沿岸兵民数十万人。后来他的队伍中加进了河南杞县举人李岩、举人牛金星、算命先生宋献策等人作谋士，建议他停止报复性的屠杀，发出“迎闯王，不纳粮”的政治号召，才逐渐得到民众的拥护。
崇祯帝用两种传统的老方法对付起义军，一是讨伐，一是招降。讨伐是军事行动，但腐败的明政府军队所到之处，大肆奸淫烧杀。山西总兵张应昌兵团所杀的，一半以上是逃难的乡民，用他们的人头冒功领赏。民间有一首歌谣：“盗贼（饥民）好像梳子，军官好橡蓖子，士兵好像剃刀。”
勤政无功，反贪可笑
面对危机四伏的政局，崇祯帝求治心切，很想有所作为。每逢经筵，恭听阐释经典，毫无倦意，经常召对廷臣，探求治国方策。勤于政务，事必躬亲。他对朝务的勤勉和生活上的简朴在中国几千年皇帝史上都是罕见的。他总是鸡鸣就起床，深夜都不睡觉，往往焦劳成疾。他节俭自律，不近女色，宫里从来没有宴乐之事。”崇祯十五年（1642）七月初九，他因为“偶感微恙”而临时传免早朝，遭到了内阁辅臣的批评。崇祯帝既感激又羞愧，特亲笔写了手敕，对辅臣进行褒奖，对自己进行批抨。
崇祯帝曾把宫中万历时所储藏的上等辽参在集市上卖掉，换回数万两银子聊补国用。某日听讲官给他讲书时，所穿内衣袖子已破损，留在外面很不雅观，不时把它塞进去遮掩。崇祯帝的这种节俭，有时发展到吝啬的地步了。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尽管身为帝王，他无法随意出入于民间，但为了节约起见，常派人到宫外去从民间采买物品，然后仔细地询问价格。但同当时“竭泽而渔”的沉重税收相比，皇帝个人的这些小节约对人民生活毫无帮助，甚至还是有害的。
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帝国开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因为他认为驿站的存在，既使来往的官员揩了国家的油，同时还得养大量的驿卒。裁撤的结果是导致大批因失业而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在这些默默无闻的驿卒中，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祯帝裁撤驿站，据统计，所节约的开支仅仅为30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皇宫一个月的支出。
明朝官员薪水之低是历朝罕见的，一个知县的月薪是7．5石，约折价10两银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书，也只不过区区61石，还不到100两银子，一个官员要想维持正常的开支（远远不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这点薪水连杯水车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万历年间，他为其母作寿时，只能买两斤猪肉而已，连总督胡宪宗听了也觉得甚是不忍。等到海瑞晚年东山再起，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
在这种超级低薪的前提下，官员们如果不集体贪污受贿，绝对无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本身对一定程度的受贿是默许的。如地方官员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员出差时成了惯例的打秋风等等均被视作正常。因而在明代，各个州县在征收上交国家的正税以外，还得向百姓多征不少钱粮，一个下级地方官每年应该向上司进几次贡，每次的数额大约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惯例可循，这本身也已成为明代官僚体制的一部份。
崇祯帝本身拥有丰厚的内帑，不入国库，甚至到李自成大军逼近北京城的时候，也不肯拿出来，可以说是要钱不要命，吝啬到极点。但他却大谈节俭，要求所有官员都廉洁，真是迂阔可笑。
崇祯元年（1628）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上疏给崇祯帝时指出，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是很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风，进京朝觐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500两。而他还不喜欢交际，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出现廉洁爱民的情况。
崇祯帝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专门为这一奏折开了一次现场会，他让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折，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并决定要破格提拔此人，当场就要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负责官员升迁的吏部尚书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最严重的贪污受贿案例来，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韩一良哪敢触众怒？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帝不高兴了，限他五日内奏明。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了的阉党死老虎交差，崇祯帝看出他在打马虎眼，再次责令他当着众臣朗读那本奏折，当韩读到他两个月收到赠金500两时，崇祯帝立即打断他，厉声追问这500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推说记不清了。崇祯帝龙颜大怒，韩一良的右都佥御史没做成不说，还差点丢了命。
要钱要面子不要命
崇祯帝深感国库空虚，手头拮据。可老百姓已经榨干了，怎么办？无可奈何之下，崇祯帝号召皇亲国戚、文武百官助饷募捐。
崇祯十二年91639），崇祯帝找上了富甲一方的皇亲武清侯李国瑞，要他贡献四十万银两为饷。李国瑞死活不肯出，最后耍开了无赖，将自家的房屋标价出售，家用器皿什物都拉到外面变卖，以示一无所有。崇祯帝怒不可遏，将李国瑞入狱，夺其爵位。李国瑞哪禁得起这个，不久便惊怒而亡。如此一来，外戚哗然，纷纷抱怨崇祯帝不顾恩义亲情，更联合起来抵制募捐。崇祯帝本人事后也颇为后悔，加封李国瑞7岁的儿子李存善为侯，所追缴的40万银两最后也全部退还。皇亲既然反悔，官员自不会热心，募捐一事也就不了了之。
崇祯十六年（1643），发展壮大的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百万大军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大明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无计可施的崇祯帝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调吴三桂军队紧急入卫北京。但吴襄提出，如果让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100万两银子的军需。崇祯帝向户部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但国库里的存储竟然仅有区区40万两。户部的官员面对崇祯帝严峻的责骂无计可施，而与此同时，崇祯帝个人的财产却丰厚无比。为此，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希望崇祯帝能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崇祯帝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真着急了，也顾不得是否当众顶撞圣上了，他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附焉。话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崇祯帝却顾左右而言它，始终不肯拿出一分一厘来保卫他的江山。
等李自成攻占北京后，从宫内搜出的白银即多达3700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这么多钱，若真是放出来赈灾助饷，可能李自成也不反了，清兵也进不来了，自己也不用煤山自尽了。
在万般无奈之中，崇祯帝又要求文武百官无偿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对拿钱来保自己的家天下都不乐意，又有几个官员肯拿出他们手里的钱呢？崇祯帝派太监徐高通知周皇后之父、国丈嘉定伯周奎，让他捐10万两，起个表率作用。周奎一个劲地哭穷，坚称没有。最后答应勒紧裤带捐献一万两，崇祯帝认为少一点，要他拿出二万。周奎不敢再讨价还价，却暗地里进宫去向女儿求援。皇后答应帮他出五千，并劝他尽可能满足崇祯帝要求的数额。
可就是这本身出自崇祯帝内帑的五千两银子，周奎也只捐了三千两，余下的二千两反倒成了他的外快。其他后台不如周奎那么硬的大臣们，尽管个个富可敌国，却纷纷装穷。大学士魏藻德仅仅拿出百金，已被批准退休的内阁首辅陈演则专程入宫表白自己在任期间如何清白廉洁。还有一些官员则效法李国瑞，在自己门上写着：“此房急卖。”表示他们家里已穷得只能卖房子了，再拿出一些不值几个钱的器皿什物摆在市上兜售。
宫里的太监以王之心最富，但也仅献万金。王永柞、曹化淳则捐金三万至五万。后来李自成攻破北京之后，严刑拷打王之心，追出15万两白银，其家藏金银器物亦均为上品。周奎被抄掠之后，现银就有52万，家中奇珍异宝，绫罗绸缎价值数十万。
最后为搞平衡，干脆来了个摊派，比如浙江出六千，山东出四千等等。个人的最高限额是三万，但满朝竟然无人达标，仅有太康伯张国纪一人出到了两万。就这样，本次靖国募捐最终募集到了一笔巨款：20万两。
这笔“巨款”作军费实在没办法看，所以崇祯帝全部用来犒赏慰劳了京城守军，吴三桂返京护卫的事也就不了了之。这一天，小民百姓痛哭捐金者甚多，多者有三百金、四百金。
有钱不出钱，崇祯帝只好又改个法子，号召有力出力，令众人各输粮草供给官军，或赡养将士们的妻子儿女，使京城守军无后顾之忧，但反应更为冷漠，无人响应，只好作罢。
当李自成的大军在崇祯十七年（1644）四月到达北京时，明政府用以保卫首都、但却五个月不发给薪饷的十万防卫部队，马上叛变。在宣府（今河北宣化）投降的监视太监杜勋，告诉城上的太监同僚说：“我们的富贵，另有地方，不要太死心眼。”
四月二十三日，起义军在隆隆的炮声中对北京全城发起攻击，只一夜之间，北京外城就被攻破。李自成决定给崇祯帝最后一次投降的机会。已投降义军的太监杜勋，奉命进城，代表“大顺王”入宫谈判。崇祯帝接见了这位太监，他曾是皇上的亲信，首辅魏藻德也在场。杜勋说明了交换条件：明朝封李自成为王，赐银100万两，承认陕西和山西为其封国；李自成则负责平定国内其他起义军，并为明朝抗击满清，保卫辽东。
这些条件很有诱惑力，崇祯帝转向魏藻德问道：“此议何如？今事已急，可一言决之。”魏藻德却一言不发，皇上顿感不快，再次问道：“此议何如？”魏藻德仍沉默不语，拒绝为此决定分担责任。皇上气得发抖，转身打发了杜勋。杜勋刚一离开，皇上就当着魏藻德的面猛击龙椅，将其一把推倒。他在这一天下了最后一道圣旨，一方面痛骂诸臣误国，一方面轻描淡写地作了自我批评。最后却无异于痴人说梦似地宣布，他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起义人员，而如果有谁能将李自成生擒或杀死，则封万户侯。魏藻德慌忙退出，谈判之事也不了了之。
众叛亲离吊死煤山
次日夜幕降临时，李自成的军队已占领了北京南城。大势已去的崇祯帝，命周皇后、袁贵妃和3个儿子入宫，简单叮嘱了儿子们几句，命太监将他们分别送往外戚家避藏。在与16岁的太子、11岁的永王、9岁的定王哭别后，让他们化装成平民，逃出紫禁城。他又哭着对周皇后说：“你是国母，理应殉国。”周皇后也哭着说：“妾跟从你18年，陛下没有听过妾一句话，以致有今日。现在陛下命妾死，妾怎么敢不死?”说完解带自缢而亡。朱由检转身对袁贵妃说：“你也随皇后去吧!”袁贵妃哭着拜别，也自缢。朱由忙又召来15岁的长公主，流着泪说：“你为什么要降生到帝王家来啊!”说完左袖遮脸，右手拔出刀来砍中了长公主的左臂，接着又砍伤她的右肩，她昏死过去。朱由检又砍死了妃嫔数人，并命令左右去催张皇后自尽。张皇后隔帘对朱由检拜了几拜，自缢身亡。
但朱由检自己并不想死，在昏暗的夜色中，他带着一批太监冲出宫门，想逃出北京城。逃到东华门时，守门的太监用乱箭阻止他逃走。再跑到齐化门，齐化门的守将是朱由检最亲信的公爵朱纯臣，朱由检找到朱纯臣的住宅，朱纯臣听说皇帝驾到，这在平时是稀世的荣耀，他会狂奔出来跪在门口迎接，可是现在却下令不准开门。朱由检再奔向安定门，安定门的守军已全部溃散，没有人在那里，城门封闭得很坚固，朱由检手下太监们的利斧也无法把它劈开。这时已到了十九日的拂晓，大火四起，起义军搜索前进的声音渐渐逼近，逃既逃不掉，只得重返宫中。如果想逃，也该早几天做决定，朱由检优柔寡断的性格再次暴露无疑。
凌晨，崇祯帝登上钟楼，鸣钟召集百官，但无一人前来。众叛亲离的崇祯帝与太监王承恩一起溜出紫禁城，登上了后面的煤山(今景山)。崇祯帝叹了口气，用衣带草草地写好遗书，恨恨地上吊自杀，时年34岁。他死时，只有太监王承恩陪着他，吊死在他的对面。不知道临死前，他是否想起了当年袁崇焕两昼夜急驰三百余里来救他的事呢。
三天后，人们在寿皇亭发现了崇祯帝的尸体。只见崇祯帝乱发覆面，身穿蓝衣，左足赤露，右着朱靴，衣带上书写了一段文字：“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这段话，可以归结为三层意思，一是“诸臣之误朕”，再次强调他不是亡国之君，只因他的臣子们皆是亡国之臣，有推卸责任之嫌；二是“无面目见祖宗”，这是真正痛心的事；三是“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临死还把自己打扮成爱民的仁君，可他对民众抽的税，比任何一个明朝皇帝都重。“死要面子”这句话，用在他身上再恰当不过了。
有人不忍目睹他的惨状，将他葬在了3个月前死去的田贵妃墓中，后来又迁移到现在的思陵。
纵观朱由检的一生，他17岁当皇帝，当了17年，死时年仅34岁，人生刚好分成两截，而这两截是有必然联系的。少年时的经历使他渐渐养成了人格分裂式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他身为位尊爵重的亲王，自可以呼奴唤仆，形成了他性格中严急而刻薄、既对手下人薄情寡义又自以为是的一面；另一方面，从小的孤独寂寞和难于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奈处境让他敏感、多疑，从而因内心深处的过分软弱和自恋造成极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后来，他在重大关头常常首鼠两端，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最后往往是毫无主见地把一切交给命运安排。
一个皇帝如果低智商，如西晋惠帝，当然要亡国。如果智商不低，但是不通政治，没有治理国家的起码素质，如胡亥，当然也要亡国。如果智商不抵，素质也有，甚至能力还颇强，但是性格中有作为帝王的致命弱点，如王莽，如杨广，那也还是要亡国。朱由检成为亡国之君，固然是历史趋势使然，但也有其性格因素。他只是同杨广完全相反，杨广荒于朝政，四处巡游，而他却勤民听政，旰衣宵食；杨广穷奢极欲，铺张浪费，他却艰苦朴素，乃至于吝啬；杨广穷兵黩武，到处惹事，他只希求苟安，长年救火……但他的性格弱点作为帝王来说同样是致命的，首先是多疑擅杀，薄情寡恩，导致臣子们无所适从，离心离德。他性子很急，急于求成，根本不切实际，导致官员动辄得咎，脑袋随时可能搬家，根本没法干好工作。他爱面子，不是像杨广那样讲排场，而是死也放不下皇帝的架子，到李自成兵临城下之时，还不肯谈判求和，似乎面子比命还重要。身为皇帝，居然在最后的危急关头，还不肯拿出私房钱来救国家，似乎私房钱比江山社稷还重要，比命重要。最后逃命之时居然连北京城的任何一座城门都叫不开，可见众叛亲离到了什么程度。所以他弄到国破家亡，其实并没有多少值得同情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