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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个大案、疑案频发的朝代。排除那些曾走红于地摊文学的民间奇案，仅与高层政治相关的，从明初的洪武四大案（参见洪武四大案，其实说起来都挺冤的），到永乐年间的冤杀周新案、弘治朝的满仓儿案、嘉靖朝因大礼议事件引发的左顺门案及壬寅宫变（参见 一场帮嘉靖皇帝“认爹”的闹剧——说说明朝“大礼议”之争），以及晚明四大案（妖书案、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等。除了明初的洪武四大案由以铁腕著称的明太祖朱元璋全程主导、对于正常的国是民生影响不大以外，其余的大案差不多都成了将皇帝、后妃、大臣、宦官等各种政治势力卷入其中的权力斗争，形成了严重的内耗。这种内耗极大的影响了明廷高层的凝聚力、消耗了国力、损害了形象，对于明朝最后的灭亡，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于晚明党争，东林党在其中的表现可不像他们自我标榜的那样光明磊落

但鲜为人知的是，在北京沦陷、明室后裔和遗臣在江南组建弘光朝廷期间，他们还不忘继续发扬祖传的“优良传统”——因为政治斗争的需要，又搞出了个“南渡三案”继续争权夺利，结果加速了南明政权灭亡的步伐。

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这个“南渡三案”以及其背后的党争。

背景之一：弘光帝的登基就是东林党争的结果。

大明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开始进攻北京，此时的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誓师准备勤王，结果刚渡过长江抵达浦口，崇祯自杀殉国的凶信便传到了。史可法在缟衣发丧之后，便与南京诸大臣，如兵部侍郎吕大器、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等共议另立新君以维持社稷——请注意，史可法邀请共议的大臣，基本都是东林党和复社的成员。

恰好在此时，明室宗藩福王朱由崧和潞王朱常淓因为逃避战乱跑到了淮安——时局乱糟糟再加上近水楼台先得月，于是这二位王爷便成了大明新皇帝的主要人选。

弘光朝廷仅维持了8个月，以至于如今连张朱由崧的画像都找不到

因为福王朱由崧，这里还不得不插一嘴“妖书案”——话说想当年明神宗万历皇帝随机发情，顺手临幸了宫女王氏，结果弹无虚发的搞出了皇长子朱常洛。跟所有的渣男一样，万历也想“管杀不管埋”——嫌弃朱常洛，打算立他宠爱的郑贵妃的儿子朱常洵为太子，结果遭到了上至慈圣皇太后、下至满朝大臣（主要是东林党人）的一致反对，由此引发“国本之争”，再由国本之争引发了妖书案。

妖书案共出现过两次，都是由疑似东林党人散发名为《忧危竑议》和《续忧危竑议》的“妖书”，影射国本问题，直指郑贵妃欲以朱常洵取代朱常洛成为东宫太子。两次妖书案最终都不了了之，但万历皇帝却在东林党人的持续压力下被迫让福王朱常洵就藩，这就是“福王就国之争”。

国本之争争了15年，好不容易给朱常洛争来了帝位，结果这位爷还没坐满1个月就挂了

有了这么一段历史渊源，虽然此福王非彼福王——但是东林—复社党人怎么看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都不顺眼，却是确定一定以及肯定的了。

相比之下，朱常淓是明穆宗朱载垕之孙、潞王朱翊镠之子，不但比朱由崧长一辈，而且因为就藩时间早，跟明廷的各方政治势力没什么瓜葛，相对来说是个比较理想的新君人选。

因此吕大器认为虽然论亲疏、伦序朱由崧当立，但是这货酗酒贪淫，人品不行。而且一旦让朱常洵的后人掌权，必然会追究“三案”，到时候大家谁都别想好过，所以还不如让朱常淓当皇帝得了。

吕大器的意见得到了钱谦益、雷演祚等人的赞同。这个结果要是换在明朝的大多数时期，代表士大夫阶层的高级文官的意见，基本就能成为最终的决定性意见——在君位虚悬的情况下，大明朝能跟士大夫一较短长的政治势力可能只有比较强势的后妃和宦官，可如今这二者都已经完蛋了，还有谁能、或者说谁敢跟文官掰掰手腕？

要是崇祯活着，东林党还真就能说了算

还别说，真有。

别忘了，东林党人要想代表文官集团，还得问问什么浙党、楚党、齐党、秦党、阉党的同僚同不同意，尤其是后者。虽然崇祯即位之后阉党领袖魏忠贤被诛、余党要么被法办要么作鸟兽散，但作为晚明最大的政治势力之一，阉党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一直在蛰伏以待崛起之机。

比如此时驻军江北的凤阳总督马士英就与阉党余孽阮大铖、刘孔昭交好。得知东林—复社党人欲拥立朱常淓为帝之后，立刻联系总兵刘良佐、刘泽清、黄得功、高杰等人，联名拥立福王朱由崧，而且兵发仪真，威慑南京。

此时虽然清军尚未南下，但是大明朝的京师都被李自成攻陷了、崇祯皇帝也一死殉国了，可是这些明朝的遗臣们不张罗着报仇雪耻、收复失地，却还在为了争权夺利而准备打内战，真是让人无话可说。

幸亏还有史可法等人理智尚存，说服众臣僚迎接朱由崧入南京、称监国。五月初马士英也拥兵进入南京，率群臣劝进，朱由崧遂于五月十五日即皇帝位，宣布次年改元弘光，是为弘光帝。

要是没有史可法，大明遗臣们恐怕就要打一场内战了

马士英以拥立之功晋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加太子太师，阮大铖也由一介白身晋为兵部侍郎，几个月后也升到了兵部尚书。刘泽清、刘良佐、黄得功、高杰四人也因拥立之功晋为江北四镇总兵，这四镇总兵都是无能贪婪之辈，到任后拥兵自恃，相互间为了争权夺利争斗不休，根本不把练兵备战放在心上。

阉党得势，当初站错队的东林—复社党人自然没个好，史可法被排挤出京督师江北，吕大器虽然经过一番力争，但还是与姜曰广、高弘图等人先后被罢退，南明朝廷被一群阉党余孽和无耻小人所占据。

背景之二：乌烟瘴气的弘光朝廷。

当时吕大器在上书弹劾马士英的一篇奏疏中，已经把当时弘光朝廷的乌烟瘴气说得很明白了：

“大器以异议绌，自危，乃上疏劾士英。言其拥兵入朝，腼留政地，翻先皇手定逆案，欲跻阮大铖中枢。其子以铜臭为都督，女弟夫未履行阵，授总戎，姻娅越其杰、田仰、杨文骢先朝罪人，尽登膴仕，乱名器。‘夫吴甡、郑三俊，臣不谓无一事失，而端方谅直，终为海内正人之归；士英、大铖，臣不谓无一技长，而奸回邪慝，终为宗社无穷之祸’。疏入，以和衷体国答之。”（《明史·卷二百七十九·列传第一百六十七》）

朱由崧也不是什么好鸟——果然被吕大器说中——他酗酒好色，追欢逐乐，不以国事为念：“天下事，有老马在。”（《圣安本纪·卷四》明·顾炎武）把军国重事委托给马士英，自己则同一班佞倖干着昏天黑地的勾当。比如以大婚为名，搜索民间绝色，几乎成了他关心的头等大事：“都城内凡有女之家，不问年纪若何，竟封其门，受金然后释放，又顾别室。邻里哭号，唯利是图。”（《拟山园选集·卷十二·揭一》明·王铎）南京的美女不能让他满意，便派人去苏州、浙江等地搜刮，以至于“因奉旨选婚，越中嫁娶如狂，昼夜不绝。”（《祁忠敏公日记》明·祁彪佳）哪怕到了清军即将兵临城下、距离弘光朝廷覆灭不足两月时，朱由崧最关心的还是他的美人：

“诸臣皆以兵败地蹙俱叩头谢罪。良久，曰：‘朕未暇虑此，所忧者梨园子弟无一佳者，意欲广选良家，以充掖庭，惟诸卿早行之耳。’”（《南明史·第三章·第五节》）

朱由崧的荒淫不愧于亡国之君的大名，不过也不代表他什么正经事都不管——比如对屁股底下的皇帝宝座，朱由崧还是挺上心的。

朱由崧当了8个月皇帝，主要心思都放在美人身上了

在朱由崧看来，对他的皇位威胁最大的，既不是“闯逆”，也不是气势汹汹南下而来的清军，而是已死的崇祯皇帝的三个儿子。由于李自成攻破北京时，谁也说不清崇祯三子在兵荒马乱中的下落，朱由崧自然是唯恐其不死，在崇祯十七年七月便依据一个卑微小官（未曾到任的阳春县典史顾元龄）的传言，宣布献愍太子朱慈烺和定王朱慈炯、永王朱慈照已经遇害。并在次年二月迫不及待的正式下诏“谥皇太子慈焕曰献愍，永王慈焕曰悼，定王慈灿曰哀”（《南渡录·卷二》清·李清），对崇祯三子之死予以盖棺定论。

同时，朱由崧和当初曾企图拥立潞王朱常淓的东林—复社党人也是相看两相厌。虽然朱由崧在位仅8个月，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忙着“选妃”，但是围绕着他即位的正统之名，仍爆发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其中把朱由崧气得半疯的“大悲案”、“假太子案”和“童妃案”这“南渡三案”的背后，都有着朱由崧和东林—复社党人政争的影子。

先来简单说说南渡三案的经过。

1、大悲案。

本案的主角大悲是一个和尚，徽州人，据说俗家姓朱，还跟潞王朱常淓相识，被潞王认作本家。崇祯十七年末，大悲来到南京，一张口便把上至朱由崧下至南京百姓吓了一大跳：

“甲申九月，大悲和尚自北来，自称皇兄，盖东藩宗人也，狂言受先帝命，已复王爵，又言先帝实未晏驾。初到即于龙江关舟中大书符（），又扬言即曰大兵且到，吾所统伏兵现在各舟中，克曰剿灭南京。闻者惶惑，报闻大内，守关官寺驱各舟尽赴观音门，是夜被逐者数千艘，勋臣刘孔昭巡江缚之，以付金吾冯可宗，奉旨下刑部。”（《纤言·下篇》清·陆圻）

心惊肉跳的朱由崧赶紧让京师提督赵之龙审讯此案，结果赵之龙发现这个和尚除了说话颠三倒四之外，重要的是其政治观点与东林党人非常相似：

“今潞王贤明，应为天子， 欲弘光让位……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南渡录·卷四》清·李清）

这个消息令东林党的死对头、兵部尚书阮大铖如获至宝，于是他罗列了一个“黑名单”——将东林党和复社的大头头如钱谦益、史可法、高弘图、姜曰广、张慎言、刘宗周、祁彪佳等100多人全部列入其中，准备大兴牢狱。同时准备将此案定性为东林党人支持潞王称帝、妄图颠覆弘光政权的谋反大案，从而将他的死对头们一网打尽。

弘光朝廷中好人不多坏人扎堆，但最坏的还属这货

没想到大悲和尚虽然看似精神不正常，却是个钢铁硬汉，宁死不与阮大铖这等卑鄙小人同流合污：

“此案大铖主之，而曰夜与谋者刘孔昭、陆朗辈也。大铖密遣人赍姓名往狱说大悲：‘对簿时，引若属者，吾贷汝死。’大悲云：‘吾死耳，奈何累人？’竟索火烧之。大铖谋不遂，一时气夺焉，乃弃大悲于市。”（《纤言·下篇》清·陆圻）

于是大悲案不了了之，阮大铖和东林—复社党人谁也没奈何到谁，不过却掀起了南明朝廷党争的序幕。

2、假太子案。

同样是在崇祯十七年末，鸿胪寺少卿高梦箕发现了一个穿着织有龙纹内衣的少年，而且自称是皇太子。高梦箕也没见过太子自然难辨真假，又知此事非同小可，便将少年藏了起来（高的做法颇为蹊跷啊）。谁知这少年成天跑出去嘚瑟，引起了外人的注意，高梦箕不得已只好将此事报告朝廷，于是朱由崧派遣内官持御札宣召。

弘光元年三月，该少年抵达南京，立刻被交付锦衣卫看管。在其身份还未确定之前，朱由崧抢先给出了处理结论：

“有一稚子言是先帝东宫，若是真先帝之子即朕之子，当抚养优恤，不令失所。” （《南渡录·卷二》清·李清）

朱由崧跟崇祯皇帝朱由校是堂兄弟关系，所以他的前半段话看似没毛病，但问题在于若此子真为太子的话，那人家才是大明正统，你朱由崧一句“抚养优恤，不令失所”就给打发了，像话吗？

崇祯皇帝长成三子，皆在北京陷落之后不知所踪

而且至于这么猴急的下结论吗？是不是显得太心虚了？

幸亏在此后确认身份的过程中，当年曾在北京东宫任职的大学士王铎一眼就看出了这位“皇太子”是个冒牌货：

“臣一见即咤之曰：‘此假人假事，犁丘之鬼也，太子岂其然乎？’……尚记先帝东宫大目方颡，高声宽颐，厚背首昂，行步庄，立度肃。今臣立于面前曰：‘汝识我不？’应曰：‘不也。’曾谓三年侍班几之离者，二尺有咫而不识臣为谁耶？臣已确知其伪矣。臣又问： ‘讲书在何殿？’曰：‘文华。’岂知其在端敬殿也。又问：‘几上位置何物？’臣暗记其有讲读数目十个算子，乃竟懵懵罔知也。臣大怒……锦衣卫命左右即缚之。无几何，此子乃垂涕长跪以求，哀愍曰：‘小人原是赝质，不过为人所玩弄，徒以此恐喝于诸侯耳。小人王其姓，之明其名，高阳人，父纯，母徐氏，有引小人者阴以诳诱焉。’”（《拟山园选集·卷十一·奏疏四》明·王铎）

王铎的证言应该是可信的。

与做官相比，王铎更擅书画，与董其昌齐名，有“南董北王”之称

弘光朝的许多大臣都在崇祯朝任过职，见过太子朱慈烺的不在少数。比如曾经担任东宫讲官的刘正宗、李景廉“皆言太子眉长于目”，意思是这位“太子”长相不对劲；朱由崧“又命旧东宫伴读太监丘执中往认。之明见执中，亦不识也。于是群疑稍解。”（上两处皆引自《南渡录·卷五》清·李清）。

从上述史料记载来看，起码在南明朝廷内部对于这位“太子”的身份是不存在异议的。不过事实的真相肯定没法堵住打算兴风作浪之人的嘴，于是市井间关于“太子遭禁”的流言蜚语传得满天飞，在身处京城之外的文武官员中也掀起了轩然大波。史载“南京士民皆哗然不平”，江防督抚袁继咸、宁南伯左良玉、广昌伯刘良佐等大臣纷纷上疏抗议。其中左良玉甚至起兵东下，声称要“清君侧”……一肚子憋屈的朱由崧就算全身是嘴也说不清了。

左良玉就是个拥兵自重的军阀，只不过与东林党人交好，曾被后者美化过而已

幸好清军很快占领了南京，朱由崧被抓去北京砍了脑袋，从此再也不用操心这些破事啦。

3、童妃案。

弘光元年初，有童姓妇人面见河南巡抚越其杰，自称是福王（即朱由崧）继妃，“闯逆”陷洛阳、屠福王府时与朱由崧失散。越其杰和广昌伯刘良佐一面奏报，一面派人护送童氏前往南京。朱由崧接报后立即否认此事，但还是无法阻止童氏被送抵南京，只得将其下诏狱由锦衣卫都督冯可宗审讯。

童氏自述如下：

“……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册封为曹内监。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李生子玉哥，寇乱不知所在。氏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曰金哥，啮臂为记，今在宁家庄。”（《三垣笔记·卷下·弘光》清·李清）

朱由崧立即批驳：

“朕前后早夭，继妃李殉难，俱经追谥。且朕先为郡王，何有东、西二宫？”（《南渡录·卷五》清·李清）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朱由崧所言不假。按明制，宗藩诸王立妃须由朝廷派员行过册封礼，否则不予承认。而在天启二年十月，明廷确实曾遣“工科给事中魏大中、行人司行人李昌龄封福府德昌王由崧并妃黄氏”（《明熹宗实录·卷二十七》）。童氏称朱由崧有“东、西二宫”纯属看戏看多了，而所谓“曹内监”为她行册封礼更是不合典制，更重要的是在正史中压根没提过朱由崧有儿子，“玉哥”、“金哥”之说想必也是无中生有。

成天冒出些不着调的假亲戚，换谁也受不了

朱由崧盛怒之下，冯可宗被撤职，对童氏严刑拷打，不久死于狱中，于是士情舆论再次“哗然一时”。

“南渡三案”的背后，都隐约有着东林—复社党人的影子。

大悲案、假太子案与童妃案其实基本相似，都是几个莫名其妙的人趁着兵荒马乱、信息断绝之际跳出来，冒充明室宗亲。其实这样的事件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永历初年也有个和尚冒充弘光帝到处招摇撞骗，更别提更有名的“朱三太子”，仅在康熙年间就蹦出来十几位。

层出不穷的“朱三太子”，也差点没把清政府折磨疯

可问题是南渡三案中的三位当事人不仅冒充宗室，还不约而同的或直指、或影射弘光皇帝得位不正、正统性存疑。而且不管他们的指证是多么的荒诞不经，都能够引导舆论、不乏大批人等为其摇旗呐喊——要不是清军迅速南下、推翻了弘光朝廷，想必这些事件会演变成一场牵连甚广、旷日持久的政治斗争——这里边就有古怪了。

从现有的证据来看，南渡三案的背后，都是某些东林—复社党人在幕后掀风作浪。

复社以东林后继自认，某些政治主张比后者还激进（图为复社创始人之一张溥）

始于万历终于明亡的东林党争，虽然是东林党与几乎大明朝所有的朋党集团的政治冲突，而且经历了天启年间被阉党赶尽杀绝的低谷，但始终是晚明最重要的政治势力，晚明的国家走势也在大部分时间里是由其掌控的——换句话说，对于明亡，东林党人难辞其咎。

美国学者贺凯（Charles O.Hucker）对此总结得非常到位：

“明末东林运动的失败，代表传统儒家价值观念与现实恶劣政治势力斗争的一个典型，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明末的东林运动》台湾联经出版社，1976年）

用再直白一点的话总结就是：东林党人就是那种“说就天下无敌，做就无能为力”的传统儒士的典型代表。

东林党人，多数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对于“门户”和个人名声的看重更甚于国家利益，时常为争意气而不论是非，凡是与其意见稍有不合者，便被他们斥为小人。更要命的是虽然他们曾被阉党虐成狗，但自始至终掌握着士林的主流舆论，因此在大多数后来人看来，东林党人都是骨鲠正直之辈，与其做对的都是寡廉鲜耻之徒，其实并非如此。比如齐、楚、浙等党人中就不乏正直之士，与阉党也有着诸多矛盾，可是却被东林党硬生生的逼入了阉党门下。阉党魏忠贤之下第一人魏广微之父魏允贞，生前和东林党首脑赵南星、顾宪成关系莫逆，魏广微当了大学士后，以子侄辈的礼数三次登门拜访，赵南星硬是闭门不纳，逢人便说“见泉无子”（魏允贞号见泉）——活生生被老赵说没了的小魏能不恨、能不往死里整老赵的徒子徒孙吗？

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党能够为祸一时，在某种程度上是东林党人给他们提供了舞台

所以东林党被迫害，不能说全是自找的，但其实也差不了多少。

而且自崇祯重用东林党人之后，这个团体成员就日趋复杂，其中不乏趋炎附势者，为争权夺利而采取阴谋手段更是屡见不鲜。因为在拥立福王一事中站错队，朱由崧及马士英、阮大铖等人对东林党人大肆打压，因此这些人操纵“三大案”，借机搬弄是非来往朱由崧身上泼脏水，不但成本低而且效果好——东林—复社党人都是自封的正人君子，快被气疯也快憋屈疯了的朱由崧还是不敢在“正邪贤佞”方面轻易指责他们，三大案只得草草不了了之。

对这些东林党人来说，推倒朱由崧另立新君才符合他们所坚持的正统观，才能洗刷他们在拥立一事上失败带来的耻辱，才能名正言顺的扳倒马、阮等小人——这简直比什么“闯逆”弑君和清军南下重要百倍千倍。

东林党中并非都是他们自我标榜的“君子”，也不乏“小人”

比如东林—复社党人中的重要人物黄宗羲，在他晚年（已经是康熙年间了）撰写的《弘光实录钞》中仍念念不忘的质疑朱由崧的正统地位，用“或曰：福王也”这种春秋笔法暗示弘光帝是未经验明正身过的，可能是伪帝。黄的弟子万斯同更是肆无忌惮的编故事：“河南府破时，福王为贼所噉，诸子未有存者……有福府伴读李某者貌颇似福王次子通城王。（弘光太后）乃相与谋曰：‘诸王子不接外臣，谁能谛知？事在吾辈耳，何忧无食。’……马士英因立以为帝……童妃固通城王之元配，弘光固不令入宫，恐败事也。”（《寇事编年·卷十八》清·戴笠）另一位东林—复社党人林时对觉得万斯同编得太不靠谱，根本就不可能有人信，于是赶紧往回编：

“洛阳既陷，福王常洵被闯贼所临……世子由崧得一护卫军牵率过河……人无识者。甲申四月，巡按中州御史陈潜夫送至凤督马士英处，遂同四镇拥立为弘光帝……乔大理圣任先生在班行目击者，曾面语余。或云：帝实非真世子，福藩有一审理貌类，因冒认。语时戒勿泄，同享富贵。又云：（太后）入宫后，与帝同卧起，事真伪不可知。第来时既不迎，逾顷始拜哭。而出奔时又不同行，自往芜湖就靖国；太后偕马士英至浙，则事属可骇。一疑案也。”（《荷牐丛谈·卷四》清·林时对）

另一复社人士钱秉镫认为林时对编得还行，但是居然忘记把童妃扯进去简直就是败笔，于是赶紧补充：

“童氏但知德昌（朱由崧）即位，以故妃诸阙求见，而不知今日之德昌，非昔日之德昌也……童氏出身不可考，而决为德昌王之故妃也。”（《所知录·卷二》清·钱秉镫）

而钱的好友金堡觉得光是质疑是不够的，重要的是得上纲上线，才能把朱由崧等人批倒批臭：

“予闻弘光伪福邸也。福邸已被难，其妃有弟与一内侍偕走，诈称福邸。既登极，内侍惧福不敢言。童妃至，伪福邸恐事露，遂致之死。马士英特欲立福邸翻东林之局，遂使东南半壁拱手以奉之清耳。”（《徧行堂集·卷九·书米忠毅公传后》清·金堡）

综合上述东林—复社党人的意见，就是南渡三案、起码童妃案是铁证如山的，因此朱由崧就是个冒牌货。所以东林—复社党人当初拥立朱常淓这样的正牌子贤王的举动就是英明无比的，只是被马士英等奸雄迫害，导致伪帝登基，如此一来名不正言不顺弘光朝廷要不灭国绝祀就天理不容了——所以东林—复社党人就是一群悲壮的英雄，而且又被迫害了（在东林党人的笔下，他们天天被迫害）。

黄宗羲和他的徒子徒孙们，并非一直像我们想的那样高尚

虽然朱由崧就是个混球，但关于他的身份根本没有什么可质疑的。

如果说清人所作的《明史》可能会胡说八道，立志“反清复明”的东林—复社党人一样可能胡说八道，那么在李自成攻破洛阳到朱由崧称帝这3年间留存下来的史料应该是靠谱的。毕竟此时崇祯还好好的当着皇帝，朱由崧这个福王世子只是个倒霉的落难宗藩，谁也没有前后眼，所以也没有必要在此时拍马屁或是泼脏水。

崇祯十四年，河南巡抚高名衡给皇帝写奏章，报告福王府被攻破后，逃出的官员和侍从共计209人，“世子亦尚无子女，流离孤苦，惟有母子相依，诚可悲矣。”（《明清史料·壬编·崇祯十四年河南巡抚高名衡题本》）

这段记载可以证明几件事，足以打爆东林—复社党人的脸：其一，确认了朱由崧的身份。作为河南地方官员，高名衡很可能是认识朱由崧的，而且有209名证人可以确认后者的身份，所以东林—复社党人所谓的朱由崧只身逃出、人无识者为伪证；其二，确认了朱由崧无子女，童氏证言亦为伪证，起码部分不实；其三，朱由崧是与母亲一起逃出来的，所以东林——复社党人所言朱氏母子互不相认、彼此相疑之言也是伪证。

研究明史，我一直认为还是谈迁先生所著的《国榷》最靠谱

而据《国榷》记载，当年二月，崇祯命驸马都尉冉兴让、司礼太监王裕民、给事中叶高标赴河南慰问朱由崧，九月，又“命福世子由崧还河南”。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明朝官方从来没有怀疑过朱由崧的身份，而且包括朱常淓在内——这一点同为东林—复社党人的祁彪佳可以作证：

“潞王承奉李君来晤，言今上（朱由崧）遇难，潞藩周旋诸事。”（《祁忠敏公日记·甲申日历》）

也就是说当初朱由崧逃难的时候，朱常淓还曾帮助过前者——如果这个朱由崧是个冒牌货，同为宗藩的朱常淓看不出来的可能性不大（宗王的贵族范儿可不是那么好冒充的），怎么可能帮助他？尤其是后来二者竞争帝位时，朱常淓若是有此把柄，也不可能继续替其隐瞒。

东林—复社党人对于弘光太后邹氏的造谣污蔑最为无耻。邹太后到达南京时，弘光曾有言“属国家之多艰，鹤发添忧；闵霜雪之入鬓，凤舆飞辖”，足以证明邹氏已是一位老妪。而黄宗羲、林时对等人不但对二者母子关系极尽诬蔑，而且以“与帝同卧起，事真伪不可知”等曲笔，诱人恶意揣度，实在是落入极下乘的无耻之举。

同样因“心怀故明”以致招来杀身之祸的清人戴名世，对这段公案都看不下去了：

“呜呼，南渡立国一年，仅终党祸之局！东林复社多以风节自持，然议论高而事功疏，好名沽直，激成大祸，卒致宗社沦覆，中原瓦解！彼鄙夫小人，又何足诛哉？自当时至今，归怨于孱主之昏庸，丑语诬诋，如野史之所记，或过其实。而馀姚黄宗羲、桐城钱秉澄至谓帝非朱氏子，此两人皆身罹党祸者也。大略谓童氏为真后，而帝他姓子，诈称福王，恐事露故不与相见。此则怨怼而失于实矣！（《弘光朝伪东宫伪后及党祸纪略》清·戴名世）

最后简单总结一下。

因为史料的匮乏，南渡三案到底为何人策划、操纵至今已经无从得知。但三大案的爆发暴露出短命的弘光朝廷之中，无论是皇帝朱由崧、“正人君子派”的东林—复社党人，还是“奸雄小人派”的马士英、阮大铖，其实都没把心思放在复国雪耻上。他们的主要心思和精力，依然耗在晚明的传家宝——党争上边，哪怕是迫在眉睫的社稷危机、家破人亡都顾不上了。

而大明朝都亡了好几十年之后，黄宗羲等这些东林党人的徒子徒孙们，虽然在嘴皮子上把“反清复明”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可实际上却还在对坟头已经不知道长了多少遍草的朱由崧、马士英、阮大铖等人没完没了的穷追猛打，甚至不惜造谣诽谤——似乎不如此就没法证明自己是正人君子、就没法反清复明了。

所以说，现在有人认为明朝实亡于东林党之手，虽然有失偏颇，但我认为也是不无道理的。

（另：国庆期间我要出去玩啦，可能会暂停更新，节后恢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