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在分析后东林士大夫变节原因时,大多认为是他们本来如此,是专擅议论的伪道学,其实不然。请欣赏本人新作《东林沉浮》选31—
谁来降谁,晚明这群清流气节缘何丧尽
清兵入关前后,有着“嗣东林”之称的复社,其成员也开始分化。
一部分人南下,成为江南抗清力量的骨干。
也有一部分人,先降农民军李自成,后投清军多尔衮。
就拿英烈之后、东林六君子之一魏大中的后人来说,他有个儿子魏学濂,父亲牺牲后,他也做出了“继承遗志”姿态: “行乞入都”,上血疏讼父冤,称“家难较诸臣备惨”。崇祯帝“览之泪下”,感叹道:“洢濂之义,生死同揆。”
就是说,魏学濂一路要饭,进京告御状,为父洗冤。其言行感动了当朝皇帝崇祯,连连赞其为忠义之后。这位年轻的东林孤儿,给皇帝留下又勇又孝的深刻印象。待崇祯为东林平反后,一洗父辈冤屈的东林孤儿共推魏学濂为首,设祭诏狱,魏学濂读祭文未竟,已是哽咽难言,孤儿们莫不狂哭。崇祯帝闻之叹曰:“忠臣孤子,甚恻朕怀。”崇祯皇帝看着以魏学濂为首的东林遗孤,动了很深的恻隐之心,说自己要加倍关心这些孩子们的成长。
年龄稍长后的魏学濂,很快加入复社成为骨干,平日里,他经常慷慨发表政见,引起社会关注。崇祯十六年他高中进士,崇祯皇帝曾亲自接见他并打算委以重用。然而,李自成打进北京,这位英烈之后却干出了有辱英烈父亲名声的事。
京城破后,魏学濂称自己欲微服南归,但夜观天象后,忽然悟道“一统定矣”,所以率先投诚李自成。魏学濂认为天下已定,李自成会成为天下一统的开国之君,所以晚降不如早降,便很快改换门庭,并巴结上了李自成宰相牛金星,通过牛金星的推荐,魏学濂被李自成录用为户部司务,成为李自成登基的主要吹鼓手。在大顺新政府,魏学濂表现非常积极,献《平两浙策》,向李自成劝进称帝。
不知他的父亲九泉之下,做何感叹。
还有杨涟的儿子杨之易。《明史纪事本末》上记载死后家境:“母妻止宿谯楼,二子至乞食以养。征赃令急,乡人竞出赀助之,下至卖菜佣亦为输助”。说杨涟老母和儿媳妇都到城楼临时栖身,杨涟两个儿子,被迫乞讨为生。而后来他们的命运如何呢?
杨之易,杨涟长子。杨涟死后,他靠讨饭养活全家妻儿老小。钱谦益在《除夜示杨郎之易,是应山忠烈公长子》中有一句“为问敝衣淹邸舍,还如乞食上谯楼”,说的就是他这段生活。 崇祯元年,父亲杨涟得到平反,杨之易上疏献父亲血书,这封名为《恭谢天恩,泣称冤苦伏乞圣鉴以明臣节疏》的血书深深打动了崇祯皇帝,赐官杨之易,为工部员外郎。
但是,甲申之变清军入关后,这个英烈之后却做出了不齿之举:降清。被清顺治皇帝封为松江府海防同知。 接下来的举动更令人发指,公元1647年,晚明还未灭亡,一群反清复明的义士试图在松江发动兵变起义,但是这次兵变却因走露消息而失败,告发者就是杨之易,他在关键的时候告了密。兵变不幸失败,起事者均遭杀害。
《南明史》记载,杨之易出卖同胞,激起反清复明人士的愤怒,他们设计袭击了提督府,将杨之易绑了,当场乱刀砍死。杨之易死时还振振有词:“父忠于明、我忠于清,夫复何憾!”竟然将自己认贼作父当成了一种“气节”。
九泉之下的“杨忠烈公”杨涟,一生都在呼唤忠君爱国,如果知道儿子叛国降敌,卖友求荣,不知又会作何慨叹?
当然,比魏学濂、杨之易名气大的“嗣东林”变节者不计其数。
吴梅村,崇祯四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被当时的崇祯亲自看中,成为文人翘楚。崇祯煤山自缢后清兵入关,吴被召入京,授秘书院侍讲,后升为国子监祭酒。
周钟,和魏学濂同年考中进士,但是周钟的成绩更好,高中榜眼并被授庶吉士,皇帝近侍。北京沦陷后,此人先是认贼作父,以进士榜眼拜倒在牛金星门下,接着又按照牛金星指示,写了一篇《士见危致命论》,号召别人像他一样改换门庭,牛金星对这篇文章表示赞赏,周钟沾沾自喜,逢人便夸“牛老师知遇”。周钟还劝李自成早正大位。文中鼓吹李自成“比尧舜更多武功,较汤武尤无惭德”,吹捧李自成“四海归心”。其溜须拍马,忘恩负义嘴脸跃然纸上。
龚鼎孳,崇祯七年进士,司职给事中,在做言官时,他大义凛然,弹劾了不少权臣,但是明亡后,“闯来则降闯,满来则降满”。大顺军和清军,谁来降谁。他风流放荡,寻欢的对象不分男女。老爹去世,他在葬礼上还狂欢作乐,连清廷多尔衮都看不下去了,讥笑他是“明朝罪人,流贼御史”,而龚鼎孳竟然也大方承认,振振有词:“岂止鼎孳一人,何人不曾归顺?魏征亦曾归顺唐太宗。”说哪个没投降?难道变节的就我一个?昔日魏征不是还降了唐太宗吗?竟然把打家劫舍的李自成比作唐太宗,实在是不知羞耻为何物。
侯方域,戏剧《桃花扇》主人公,是明户部尚书侯恂之子,祖父及父辈都是东林党人,均因反对宦官专权而被黜。与冒襄、陈贞慧、方以智,合称明末“四公子”。明朝灭亡后,侯方域流落江南,入清后参加科举。积极为清朝镇压农民军出谋划策,为清兵灭掉榆园军起义立下奇功。他的红粉知己、青楼奇女子李香君眼巴巴望着夫君反清复明,但却等来了剃发易服的才子,于是悲愤自杀,青楼气节再次汗颜了清流。
从后东林党及复社人的举动,可以看出当时很多夸夸其谈文人,满口仁义道德,其实心底的节操早已片瓦无存。从“水至清则无鱼",到"人至贱者则无敌”,东林党人为什么会发生如此大相径庭的异变?
后人在分析后东林士大夫变节原因时,大多认为是他们本来如此,是专擅议论的伪道学,其实不然。
我的论断是:劫后余生。
和前辈钱谦益的演变一样,经历了魏忠贤浩劫和崇祯皇帝的反复折腾,他们伤到心里了,原有的信仰破产了。现实及父辈遭到的打击令后生们梦醒——没有什么仁义道德,一切都是谎言。国家是皇帝和他的奴才们的。他们的家业与我们无关。
梦醒后的士人,谁还会为了与自己不相干的国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于是人心涣散,各思前程是为必然。那些满口大义的后东林党人,在大顺军和八旗军屠刀下,便大多是“脱下旧服换新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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