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宣帝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

汉宣帝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

汉宣帝早年生活在民间，深知吏治好坏将直接关系到百姓的生存发展与社会的和谐稳定。他说“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所以，他即位后，除亲自过问政事，省去尚书这一中间环节，恢复了汉初丞相既有职位又有实权的体制外，还特别重视地方长吏的选拔和考核，并下大力气整饬吏治。为此，刘询建立了一套对官吏的考核与奖惩制度。他多次下诏对二千石（郡守级官吏），实行五日一听事制度；并不定期派使者巡行郡国，对二千石官员的工作进行考察。根据考核结果，信赏必罚。他颁布诏令说：“有功不赏，有罪不课，虽唐虞犹不能化天下。”在他当政时，一大批因政绩突出的官员受到了奖励，或以玺书勉励，增秩赐金，或爵关内侯，升任九卿或三公。对那些不称职或有罪的官吏，则严惩不贷。 随着这些措施的推行，一大批“良吏”便逐渐造就而成。其中，还有许多官吏是由低级郡吏察廉晋升而来，或因明经而被提拔。

汉宣帝时期，是官吏“久任”制发展到较为完备的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其一，把官员“久任”的实施范围由中央大臣扩大到高级地方官员。不仅侍中、尚书等参掌朝政的亲信近臣得蒙荣宠，郡太守一级的高级地方官也多有“久任”者。汉代的郡国介于中央与县之间，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中，郡国守相起承上启下的作用。郡国守相的好坏，不仅关系到一方的安宁与否，也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所以，刘询对郡国守相的选任，十分慎重和严格，规定先由朝中大臣举荐，然后择日亲自召见考核，询问治国安邦之术。著名循吏龚遂被任命为渤海太守，就是其中一例。

其二，上述官员即便积有功劳、或有优异表现应该升迁，也不轻易提升调动，而是另外寻求对策，给良吏以物质、精神两方面的奖励和褒奖。

对于亲信近臣，“至于子孙，终不改易。”结果是“枢机周密，品式备具，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也”。

对于郡太守，宣帝坦言他们是辅助天子治国理民的关键所在，是“吏民之本”，如果时常调动变易就不会被其属下尊重，上下难以相安；实行“久任”制，百姓知其将长时期在职，就不敢欺罔上司，自然就会“服从其教化”。

对治理地方有优异政绩的郡太守，汉宣帝常用的奖励办法是：颁布玺书嘉奖勉励；在原有的薪俸基础上增加俸禄；赏赐金钱若干；甚至拜爵至关内侯，使之得以享受政治名誉与经济利益。如胶东相王成在“考绩”中，被认为安抚了大量流民，“治有异等”，就得到了明诏褒奖，并提升其俸禄为“中二千石”，赐爵关内侯。另外一位名臣黄霸，曾因过失被贬，后以八百石的官秩再度出任颍川太守，任职八年郡中大治。汉宣帝下诏称扬，并“赐爵关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的额外奖赏。

按常规，郡太守的俸禄高者为“二千石”，低者可至“八百石”，而王成、黄霸实际享受的“中二千石”俸禄与朝廷诸卿持平。他们的职务尽管没有升迁，但是政绩得到肯定，待遇得到改善，利益得到保障。这不仅对当事人有安抚激励作用，也可以给后来人树立榜样，结果刺激了政风吏治的改善。史称：“是故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

汉宣帝起于民间，知道百姓对官员贪腐切齿痛恨，所以，他一当政，就主张严明执法，惩治不法官吏和豪强。一些地位很高腐化贪污的官员都相继被诛杀。大司农田延年在尊立汉宣帝时，作用非凡，“以决疑定策”，被刘询封为阳城侯。但因修建昭帝平陵，趁雇佣牛车运沙之机，贪污账款三千万，被丞相议奏为“不道”罪。宣帝此时要求用自己的私钱—水衡钱来为昭帝修建平陵。几天后，使者来召田延年到廷尉处听罪。田延年自杀。

汉宣帝不仅以执法严明著称，还以为政宽简闻名。他在任用地方官时，除启用了一些精明能干的能吏去严厉镇压不法豪强外，同时任用了一批循吏去治理地方，从而改变了吏治苛严和破坏的现象，大大缓和了社会矛盾，安定了政治局面。由于他有过牢狱之灾的经历，所以，对冤狱深恶痛绝，提出坚决废除苛法，平理冤狱。

他亲政后不久，就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为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还在朝廷增加了四名廷尉平，专掌刑狱的评审和复核，并设置了治御史，以审核廷尉量刑轻重。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又下诏废除了首匿连坐法，并下令赦免因上书触犯他名讳的人。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他派二十四人到全国各地巡查，平理冤狱，检举滥用刑罚的官员。他还先后多次下令，大赦天下。

汉元帝为太子时“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大臣杨恽、盖宽饶等坐刺讥辞语为罪而诛，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汉书》这段记载，为了解汉代后期治国方针的演变，提供了很好的材料。

汉武帝时，确立的“霸王道杂之”的“汉家制度”，可以说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治国方式，汉宣帝一语道出了其中要诀。这一制度从汉宣帝以后，始终为后世所称颂和遵循。而且，中国古代各皇朝的统治者都不同程度地借鉴“汉家制度”的经验教训，以强化其统治。

（本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