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来得有点突然,做为唐穆宗的第五个儿子,唐敬宗和唐文宗的弟弟,王爷李炎眼看着大唐皇帝宝坐在哥哥们的屁股下面挪来挪去,原想着自己没这个福分,只能以锦衣玉食的王爷身份终老一生,却没有想到在哥哥文宗死后,会在宦官和后党们的利益博弈中鬼使神差的成为了唐王朝第十五任CEO。历史上的唐武宗因为崇道灭佛而被人们记住,但是很少有人知道,武宗李炎还是中晚唐那些懦弱昏庸的皇帝中,一位极少见的颇有作为的皇帝,尤其是他对于吏治的整顿,即旗帜鲜明的反对腐败,在帝国的廉政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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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宗原来叫做李瀍,李炎是他死前十几天才为自己改的名字,这个名字比较通俗,再加上武宗主政以后政治改革方面的风风火火,我们就叫他李炎好了。李炎这个人不简单,身材高大,面相威猛,李唐家族返祖现象在他身上充分显现。因为长期耳闻目睹宫廷政治斗争的惨烈,所以其性情豪爽刚毅,喜怒不形于色。武宗很有政治手腕,因为皇位得益于大宦官仇士良和鱼弘志的鼎立相助,所以他即位以后采取欲擒故纵的方法,然后不动声色的铲除了这些威胁皇权的政治毒瘤,李炎最大的好处是虚心纳谏,并且知人善用,尤其是他信任和重用李德裕,君臣之间相得益彰大刀阔斧的吏治整顿就此拉开了序幕。
唐武宗李炎整顿吏治,反对官员腐败主要有以下几大措施。
一是裁撤冗员,对那些尸位素餐的官员不遗余力的进行裁减,唐朝自武周朝以来,特别是武则天鼓励告密,并给告密者许以高官厚禄以后,因为合法官位不够,于是又增加了大量的只领俸禄不干实事的里行、拾遗、补阙、御史等闲官差,致使朝廷上下充斥着大量冗员,既使政府办事效率低下,又使帝国公务开支庞大,唐帝国已经到了入不敷出,财政枯竭的地步。
会昌四年,即公元844年,唐武宗听从国家总理大臣李德裕上书建议,全国一下子裁减了各级冗员2000多人,按照唐朝时全国人口和官员比例来看,这个数字还是比较惊人的,此项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中国最难的改革是什么?是针对人的改革,想想我们现在的步履维艰的人事制度改革,就可想而知武宗对于吏治改革的决心和魄力。
影视剧中的唐武宗李炎
二是以高压政策,严刑峻法反对官员贪腐。这是武宗吏治改革最突出的内容最主要的表现形式,乱世用重典,武宗朝立法极其严峻,尤其是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基本做到了从重从严,雷霆万钧,且绝不故息养奸,这与武宗还是颍王时耳濡目睹朝廷上下贪污贿赂成风,官员沆瀣一气有关。不反腐败,唐王朝举步维艰,反腐败,帝国则有可能走向新生。开成五年,即公元840年,武宗即位伊始,在大赦天下的诏书中就明确宣布,除十恶、叛逆、杀人和官员贪赃外,一切皆可赦免。将官员贪赃与谋反和十恶不赦大罪并列,显示了武宗反腐的决心和力度。李德裕当了宰相以后,全国开始大范围的反腐肃贪,公元841年正月,武宗再次下诏,要求全国执行统一标准,凡文武官员贪赃绢三十匹者,一律处死。二月再下诏,凡官员贪污满千钱者,处以极刑。武宗李炎在位六年,自始至终保持了肃贪政策的连续性。
三是严禁官员借婚丧嫁娶大肆敛财。这一条与现行中纪委有关规定不谋而合,而武宗李炎很可能是历史上最早的首创者。会昌元年即公元840年11月,御史台上书皇帝武宗,说京城文武百官以及平民百姓皆以丧葬事宜,逾越礼法,靡费钱财,奏请皇帝禁止此种流弊。武宗在当王爷时就深知此种官场风俗,极易导致官员们变相行贿受贿,借机敛财,而败坏吏治。这种请客送礼风还有可能使官员相互勾结,深陷朋党之争。于是下旨,限制官员借婚丧嫁娶事宜叨扰民众,严禁借机敛财,损坏政风民风,这是武宗明确要求官员廉洁从政的又一举措。
四是严禁官员从事高利贷和典当行业,不准与民争利。会昌五年,即公元485年,武宗下诏“古者受禄之家,食禄而已,不与人争业,然后利可均布,人可家足。
影视剧中的唐武宗
如闻朝列衣冠,代承华胄,或在清途,私置质库,与人争利。今日以后并禁断。仍委御史台察访闻奏。”唐朝时有官办高利贷机构,禁止官员私放贷款,可以增加国库收入,这可能是武宗的真实想法。但官员放贷,显然有权钱交易的弊端,官员还可以利用手中职权胡作非为,并对民间正常的借贷产生巨大影响和冲击,扰乱唐朝金融市场。武宗严辞禁止,客观上起到了保护民众以及促使政府公务员廉洁从政的作用。
五是实行高薪养廉,对官员发放“养廉银”。传统认为清朝的官俸较少,所以雍正皇帝才想出了这个招术,以“养廉银”缓解官员收入过少的窘状。其实中国历史上不少朝代都采用过此招,现代术语叫做高薪养廉。唐朝官员收入也不高,而且许多地方即使微薄的薪金也未发放到位,这就直接影响到了官员从政的积极性,并为贪腐造成口实。武宗敏锐的发现了这个问题,并制定措施及时稳定官员队伍。其一,要求国家有关部门严格官员薪俸发放,及时兑付。二是给官员加薪,在原来基础上发放两月俸禄,促使官员奉公守法。其三,提高边远贫穷地方官员待遇,改变国家公务人员只想做京官不想去偏僻之地现状,并为此专设观察使监督执行。其四国家借款给官员偿还债务。给官员加薪,虽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官员贪污腐败的问题,但是对武宗朝吏治清明的积极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