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国开国之君唐叔虞

唐叔虞，姬姓，名虞，字子于。周武王姬发之子，周成王姬诵同母弟，故又称叔虞，晋国始封之君。但是他为什么被称为唐叔虞呢？这就要从一个传说说起。

桐叶封弟的故事

《史记·晋世家》记载，周武王去世后，周成王即位，但是位于今山西境内的古唐国起兵叛乱，幸好被周公（周王辅政大臣）平定。有一天，周成王和弟弟叔虞做游戏，便把玩耍的桐叶剪成圭（一种玉器）的形状，赐给叔虞，并说：“这个地方封给你了。”西周时期，史官制度已相当完善，所谓“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史官听到成王的话，便请成王择日举行分封仪式。成王却说刚才是戏言，但史官辩说：“天子无戏言，天子说出来的话，史官要如实记录下来，用礼仪完成，用乐章歌咏。”于是，叔虞便被分封到了和圭形状相似的唐地。

当时的唐地，位于今山西省南部的翼城、曲沃和绛县之间，东临太行山脉东麓，浍水由东北向西南流过，是一块傍山枕水、美丽富饶的地方。这里原来是上古时期陶唐氏的居所，曾经诞生了伟大的帝尧。到了商代，唐国属于商王朝的方国之一，与商人的关系密切。周人灭商后，唐人并不真正心悦诚服，继续叛乱，不过还是被西周的军队打败了。从武王时期的青铜器大丰鼎铭文和《诗经·周颂·武》的记载来看，周初的伐唐战争在当时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

首先，唐地所处的汾河谷地，对于保护周都所在的渭河谷地有着特殊的战略意义。其次，唐人反叛与三监之乱紧密相连。因此周人必须在敌人盘踞的地方，分封可靠的人建立军事支点，以监督和控制这一地区心怀异志的陶唐氏、夏后氏等国族。可见，唐叔虞被分封在这里，和姜尚封齐、伯禽封鲁、康叔封卫一样，是周王室在东方战略布局中的重要一环，《史记》的记载并不是当时实际情况的真实反映。

对于这一点，早在唐代，柳宗元就曾撰文指出此事。1990年张颔先生发表《剪桐字辨——析“桐叶封弟”传说之成因》一文，通过文献考辨和列举古文字的证据，他指出“削桐”“剪桐”当为“削唐”“剪唐”之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错误，是因为唐、桐二字在古文字中字形相似的缘故。而“桐叶封弟”这个故事的编造与传播的时间，大致应该是在战国时期，盛传于秦汉之间，此说可信。

真实的叔虞封唐

既然《史记》记载的“桐叶封弟”不过是一个传说，那么真实的叔虞封唐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其实叔虞封唐时，周成王在王都镐京为他举行了非常盛大的册封典礼。在这个隆重的授土授民的仪式上，周天子不仅授予叔虞周人在战争中获得的战利品大路（车）、密须之鼓、阙巩之甲和沽洗之钟，以炫耀周人的武功，而且还赐给他怀姓九宗和职官五正。

所谓“怀姓九宗”属于媿姓狄人，其先就是商代的鬼方，最早可能来自域外，但很早便在今山西境内住留。到了商代末期遍布晋西南一带，有相当的势力。他们被赐给叔虞，显然是周王为了加强他的力量。“职官五正”，杜预认为是五官之长，就是说周王在授土授民的同时，还初步确定了晋国的职官体系。

除了授土授民，周王还为唐国制定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施政纲领。这是针对唐国叛乱刚刚平定，局势动荡不安，各种矛盾尤其是部族矛盾比较尖锐的实际所制定的，说明当时叔虞的立国环境是非常艰难的。所谓“启以夏政，疆以戎索”，便是既要维护当地夏代以来形成的政治制度，也不要扰乱戎狄的传统习惯。这样的基本国策，不仅有利于稳定当时的局势，使叔虞尽快站稳脚跟，也为晋国今后在政治制度上率先突破严格的宗法制度，开启尚武、尚法、尚能的发展道路，从而实施各种改革、富国强兵，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叔虞到封地后，积极落实“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国策，因地制宜，积极发展生产。在“拜戎不暇”的环境中，对戎狄文化求同存异、兼收并蓄，具有明显独特性的晋文化开始生成。数年后，叔虞治理唐国政绩斐然，居然在不同田亩长出同样肥硕高大的植株，这在当时被视为“天降福祉”。叔虞赶紧将它们进献给周成王。周成王很高兴，让叔虞将嘉禾赠送给正在经营东土的周公，并作《馈禾》一诗，周公则作《嘉禾》唱和。周成王向周公的转赠，以及二人之间的赋诗唱和，充分说明周王和周公对叔虞政绩的认可和嘉许。

在出土的青铜器铭文中，类似的记载也有发现。公元2000年，在侯马北赵墓地第114号大墓出土一件青铜方鼎，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先生认为该器作者就是第一代晋侯叔虞。该青铜器明确记载了叔虞参加了周王主持的盛大祭典，并被赏赐衣服、车辆、马匹和三十朋贝等财物。可见，叔虞作为周王在唐国的代理人，其作为很受周王欣赏，间接表明叔虞在晋国的统治是成功的。

唐叔虞去世后，其子燮父即位，改国号为晋，从此这一国号延续了六百余年，直到公元前五世纪“三家分晋”，才被韩、赵、魏所取代。

唐叔虞作为晋国开国之君，在周初极为艰难的环境中，坚定执行“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国策，不仅使晋国在汾河谷地立足，成为宗周的强大屏障，而且为卓有特色的晋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