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处在中国历史气候变化的第三个暖湿期，降雨量充沛，温度较高，这与现代北方缺水、寒冷的情况是有一定差别的。
【水旱蝗风震，该有的自然灾害唐朝都有】
于是，唐朝时期反而是水灾比较频繁，尤其是连续多日大雨或者暴雨之后。史书上经常有“大雨，平地水深三尺，沟河涨溢”，“八月大雨，河南大水，平地深五尺”，“大雨，谷水溢，入洛阳宫，深四尺”，“洛水暴涨，漂六百馀家”，“自四月初大雾大雨，至闰四月末方止”，“恆州大雨，自二日至七日。滹沱河水泛溢，损五千三百家”等等的记录。
损失也非常大，除了房屋田地被淹之外，有“杀人九千七十”，“溺死五千余人”的人员死亡记录。
按理说当时生产力水平不发达，关中地区生态尚未受到严重破坏，植被密集，不应当有这么明显的积水效果，只能说是降水量远远超过地表植被所能承受范围之外了。
黄河中下游地区的河南道水灾也比较频繁，这应该是因为这个区域河流密布，加上地势平坦容易造成河道淤积，可以通过人工疏浚河道的方式予以解决，但受限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还是跟不上自然条件。
至于南方地区较少有水灾记录，一方面是因为当时北方是政治和经济中心，南方是非重点地区，有些灾情可能没能上报记录；另一方面人口相对稀少，有灾无害就不予记录了；
水灾多，旱灾也不少，夏季最多，春旱其次，有时甚至有春夏连旱、夏秋连旱甚至春夏秋三个季节连旱，而且一般波及范围较广，往往数州甚至数十州，关中地区最多，其他蜀中和南方地区也有旱灾的发生。由于旱灾相对来说不具有短时间的破坏力，人们还缺乏良好的抗旱救灾手段，所以旱灾必然会带来大面积的粮食减产，对普通百姓生活造成的伤害更为严重。
蝗灾虽然次数稍少，但危害却是非常严重。由于冬季气温较高，蝗虫卵有适宜的过冬条件，加上当时人类对蝗虫灾害认识不足，以为和神灵有关不敢捕杀，造成了蝗灾的蔓延。仅李世民在位期间就爆发了两次连续数年的蝗灾，贞观二年的一次，李世民抓到蝗虫大骂并吞吃，“是岁蝗不为患”。
李世民吃了一只蝗虫明显不会让蝗灾停止，但至少他开了一个好头，给天下官吏和百姓努力消除蝗灾树立了信心。到了开元年间，名相姚崇更是把人力治理蝗灾作为国策来推行，“蝗既解飞，夜必赴火，夜中设火，火边掘坑，且焚且瘗，除之可尽”，于是各地都采取这种方式捕杀蝗虫，某地“行焚瘗之法，获蝗一十四万石，投汴渠流下者不可胜纪”。
而这些只能减轻蝗灾造成的损失，粮食减产仍然是必然，于是“百姓饥，捕蝗为食，蒸曝，去飏足翅而食之”。这种昆虫类食品一般只有油炸之后味道才好，其他做法都只是填饱肚子的无奈举措。
风灾一般伴随着暴雨而来，也有单独的风灾记录，“大风毁太庙鸱吻”，“雍州大风害稼，米价腾踊”，“京师、华、陕三州大风拔木”，这些地区还往往是内陆地区，应该是地理条件和温度共同起因形成的大风，与沿海地区台风不同。
地震是与地质构造和地质活动规律有关的自然灾害，与气候、温度等几乎没有关系，古代更是无从预测和防治。而唐朝时期，长安附近频发地震，“秦州地震，廨宇及居人庐舍崩坏殆尽，压死官吏以下四十余人，殷殷有声，仍连震不止”，“河西地震有声，圮裂庐舍，张掖、酒泉尤甚”，“京师地震，自东北来，其声如雷”。
【唐朝人的灾害观】
唐朝统治集团和其他中国古代王朝一样，都是采取以农立国的国策，唐王朝从李世民开始尤其怀着以民为本的思想去治理国家，因此，唐王朝时期对自然灾害的救助是最下功夫的。
唐时仍然受天人感应理论的影响，认为自然灾害是天谴的思想还是存在市场。虽然从皇帝的角度并非真正这样认为，甚至会刻意利用这种思想来统一统治阶层内部意志，具体方法包括举办祭祀活动的祈禳、皇帝自虐的叫修政。
当然，这种方式我们后人看来是没有意义的，但作为一种政治正确，能够从心理角度缓解各级官吏和普通百姓的焦虑情绪。
这也是唐朝农民起义几乎是历朝历代最少的原因之一，从这个角度来说，唐朝的底层人民虽然屡遭自然灾害的侵袭，生活却还是说得过去。
【唐朝人如何防治灾害、救灾和灾后重建】
自然灾害在中国古代社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而且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承受各种灾害的能力薄弱，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救灾和进行灾后恢复重建。唐王朝时期，就把防治自然灾害和救灾作为主要工作内容。
从预防灾害的角度，唐朝时期主要采取兴修水利工程和广泛建设粮食储备仓库的措施。
工部水部司和都水监是负责管理大唐天下“三亿二万三千五百五十九”道“水泉”的有关部门，其中长江黄河两条大川，一百三十五条中川，一千二百五十二小川，都由这些部门负责水道的疏浚、堤坝的维护，并负责缉捕破坏和盗水的犯罪嫌疑人，加上地方行政长官，构成了大唐的水利设施管理体系。
小说《唐砖》中就给都水监的头目设定为李世民的特务头子，这个想象出乎意料却又合情合理。
（郭守敬，元代科学家，都水监任职）
每年秋后，是兴修水利设施的合适时机。地方官进行检校，根据工作量的多少，秋后派遣人夫进行施工，有维修或者建造堤堰，也有疏浚河道、修建堰塘等。有关部门是有责任制的，整修失时主官要“杖七十”，造成人员财产损失的也有相应处罚。这里还有人性化的一面，遇到人力不可控制的情况不予处罚。
按《隋唐五代史》中的唐时水利设施修建记录，“唐高祖时九起，唐太宗时二十八起，唐高宗时四十五起，武则天时十七起，唐中宗时六起，唐睿宗时两起，唐玄宗时五十八起”，也就是盛唐前138年有165次较大规模的水利设施兴修行动，平均每年1.2次。
（秦时就有都江堰，唐朝治水水平只能更高）
灾害发生时，地方政府及时上报灾情，唐朝中央政府也会派员巡查；根据灾情，唐王朝决定如何救灾，并调配资源和人员；之后各级官吏协调配合共同进行救灾。
灾害发生后，直接带来的后果就是粮食减产，米价腾贵，在唐初贞观二年就有关内大旱造成“关中饥，至有鬻男女者”，这是在李世民身边发生的大事，对李世民及之后唐朝帝王的治国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时李世民派人巡视关内各州，“出御府金宝，赎男女自卖者还其父母”，并且“大赦天下”，“诏骸骨暴露者，令所在埋瘗”。
皇帝采取了这些措施，各级地方官吏和普通百姓也在积极救灾，包括水灾时防洪排涝、旱灾时引水抗旱、蝗灾时人工杀虫，至于地震和大风就只能等着过去了。唐王朝的地方政府组织能力还是不错的，对于灾害发生之后减少损失有一定的实际效果。
救灾是国家行为，唐王朝主要依靠国家储备粮食来救灾赈灾，史书上经常有记录唐王朝拿出一二百万石粮食来救灾。具体方式根据灾情不同，分为免费赈济、无息赈贷、低价出售以及以工代赈四种。如果说绝对的公平公正是不可能的，但至少唐王朝前二百多年几乎没有因赈灾不力而产生流民造成农民起义，也没见到官吏侵吞救灾粮食物资的记录。
初唐开始义仓和常平仓制度建立并完善，救灾工作主要由义仓来完成，国家储备粮食成为义仓赈灾的补充。“凡义仓所以备岁不足，常平仓所以均贵贱也”，义仓和常平仓是唐时赈济灾民、调配粮食资源、平抑粮价的有力手段。
义仓起源自隋朝，唐时才真正在救灾赈灾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李世民时期开始，命令“王公以下垦田亩纳二升”，储存在全国各地，“每有饥馑，则开仓赈给”。而救济对象是遇灾后“不支济者”或者“不能自存立者”，家中有积蓄的高官富户不在救济范围之内。
义仓还有非灾荒时期农业借贷的作用，给贫苦农民无息借贷种子和口粮，秋后归还；
常平仓起源于战国时期，丰年提高价格收购粮食储存，荒年降低价格出售给普通百姓，这同样是唐朝普通百姓生活还过得去的原因之一；
（陕西大荔清代义仓）
灾后重建也是唐王朝政府的重要工作，包括避免疫情、保证灾民基本生活条件，之后还包括下发重建物资、减免灾民或受灾地区的赋税等方式，尤其为了避免流民的出现，对返乡灾民都有更多的优惠政策和物资支持。
总之，唐朝时期的灾害预防、救灾赈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体现了一个强力政府的基本能力。当然，唐朝前中期国力强盛效果最好，后期随着官僚体系的腐化，也逐渐失去了战斗力。当发生自然灾害后，国家不具备救灾赈灾的组织能力时，这个国家就离灭亡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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