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桃花源记》虽为寓意之文，但其实是西晋末年以来坞壁生活的真实写照。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且听羚羊娓娓道来。
1。藏在坞壁的“桃花源”
北方的战乱和胡族统治者的徙民，对于各族来说，都是一种灾难。
汉人能走的都走了，不能远离本土迁至他乡的，则大抵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以避戎狄寇盗之难。
凡屯聚堡坞而欲久支岁月的，最理想的地方，是既险阻而又可以耕种、有水泉灌溉之地。
能具备这二个条件的，必为山顶平原及有溪涧水源之处。
因此，当时迁到山势险峻的地方去避难的人，亦复不少。
盖非此不足以阻胡马的陵轶，盗贼的寇抄。
典型例子有庾衮的禹山坞和郗鉴的峄山坞。
庾衮率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时间较早。他撰写《保聚垒议》之年（永兴元年），即匈奴刘渊起兵之年。
从他的禹山坞来看，保聚以同族为主，亦有庶姓。
坞主由推举产生。坞以宗族乡党为单位，坞主为乡里豪帅，象庾衮、苏峻都是此等人。
“峻险阨，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是筑坞以自守。
“考功庸，计丈尺，均劳役，通有无”，是耕种以自给。
庾衮后去河内林虑山，表明坞并非坞主所有，坞主对于坞中成员，只起督护作用，对耕种、打仗，只负指挥之责。
北魏的宗主督护制度与北方坞的组织的存在也是有关系的。
以郗鉴为坞主的峄山坞中的避难者千余家，主要也是郗鉴的宗人或乡曲。
峄山孔穴相通，敌来入穴躲避，敌去自可出穴进行耕种等活动。
这又是一个以坞为形式的有经济、军事活动的宗族社会组织的实体。
那么大家此时一定会产生一个强烈的疑问，羚羊你说了这么多坞的事情，
那么“坞”究竟是什么？
《说文》一四云：
“隖（同“坞”），小障也。一曰：庳城也。”
地以坞为名的，其较早时期以西北区域为多，如董卓的郿坞是最著名的例子。
西晋末世中原人民不能远徙的，藉此类小障、庳城以避难，坞遂在北方广泛发展起来。
《说文》所谓小障、庳城，略似欧洲的堡，非城。
城讲商业交通，坞讲自给自保。
城大坞小。
《孟子》言及"三里之城，七里之国"，而董卓所筑的最大的 郿坞，周围也不到三里、七里之数。
坞如果像城一样， 董卓自可守长安，不必另行筑坞。董卓筑郿坞，当与他籍隶凉州，见坞有用于当时有关。董卓郿坞在非险要的地方，军事意义本淡，经济自给的方法又是储备谷物，而非耕种，与西晋末世普遍出现的坞不尽相同。
西晋时期发展起来的坞，可说是体小人少（对城而言）、经济自足的防御夷狄、寇盗的军事屏障，即《说文》所谓小障是也。
坞在当时的北方，地位实际比城更为重要。
《晋书》一二〇《李流载记》说“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流野无所略，士众饥困。涪陵人范长生率千余家依青城山”。
李流靠范长生资给军粮，才得以复振。三蜀人不保城而保坞，是因为城不易守而坞则易守。
李流军队因为三蜀百姓弃守城邑，保险结坞，而野无所掠，士众饥困，可说明坞能起到城邑所不能起到的防御作用。
那时北方城巿荒芜不发达，人民聚居田野、山间，唯依坞以务农自给，坞由此得以占据北方社会最重要的位置。
南朝商业与城市都较发达， 北朝则以农业与坞为重要。
因为同宗共保一坞，成了北方社会的组织形态，所以决不能忽视北方不能走或不愿走的人们屯聚堡坞的作用。屯聚与人口的大流动对历史产生的影响， 是难分轻重的。
综上所述，对于那时饱受五胡乱华之乱的北方汉人来说，厚厚的坞壁内，便是“桃花源”
2。《桃花源记》描述的史实背景
真实的桃花源应在北方的弘农或上洛，而不在南方的武陵。桃花源居人先世所避之秦应为苻秦，而非赢秦。
《桃花源记》纪实的部分乃依据义熙十三年春夏间刘裕率师入关时，戴延之等所见所闻的材料写成，《桃花源记》寓意的部分乃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并点缀以“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等语写成，羚羊不才今试证之。
东晋末年戴祚（字延之）从刘裕入关灭后秦，著《西征记》二卷。其书今不传，《水经注》中往往引之，中原坞垒之遗址于其文中尚可窥见一二。
如《水经注》一五洛水篇云：
“洛水又东，迳檀山坞南。其山四绝孤峙，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
义熙中刘公西入长安，舟师所届，次于洛阳，命参军戴延之与府舍人虞道元即舟溯流，穷览洛川，欲知水军可至之处。
延之届此而返，竟不达其原也。”
又《水经注》四河水篇云：
“河水又东北，玉涧水注之。水南出玉溪，北流，迳皇天原西。
周固记：开山东首上平溥，方可里余。三面壁立， 髙千许仞。汉世祭天于其上，名之为皇天原。
河水又东迳阌乡城北，东与全鸠涧水合。水出南山，北迳皇天原东。
《述征记》曰：
全节，地名也。其西名桃源，古之桃林， 周武王克殷休牛之地也。《西征赋》曰：咸征名于桃源者也。
《晋太康记》曰：
桃林在阌乡南谷中。”
《水经注》引文提及的桃源与桃林，亦见于《元和郡县图志》和《新唐书》。
《元和郡县图志》六虢州阌乡县条云：
“桃源，在县东北十里，古之桃林，周武王放牛之地也。”
陕州灵宝县条云：
“桃林塞，自县以西至潼关皆是也。”
《新唐书》三八《地理志》陕西灵宝县条云：
“有桃源宫，武德元年置。”
这是《桃花源记》的地理所在。
又《资治通鉴》一一八晋安帝义熙十三年云：
“二月，王镇恶进军渑池，引兵径前，抵潼关。三月， (檀）道济，（沈）林子至潼关，夏四月，太尉（刘）裕至洛阳。”（按刘裕伐秦之役，军行年月《宋书》、《南史》等书记载既简略，又有脱误。）
据此可知王镇恶、檀道济、沈林子等前军在义熙十三年春二三月抵潼关，刘裕以首夏四月至洛阳，他派戴延之等溯洛水至檀山坞而返，当即在此时。
这是《桃花源记》的时间所在。
按《陶渊明集》有《赠羊长史》诗，其序云：
“左军羊长史衔使秦川，作此与之。”
则陶渊明与征西将佐本有雅故，疑陶渊明间接或直接得知戴延之等从刘裕入关途中的见闻。《桃花源记》之作， 即取材于此。
《续搜神记》本《桃花源记》著录武陵捕鱼为业的溪人姓名为黄道真。
《桃花源记》中所谓“土地平矿”者与皇天原“平博方可里余”相合；所谓“太守即遣人随之往，……不复得路”者，与刘裕派遣戴延之溯洛水而上，至檀山坞而返相似；所谓“山有小口”者与郗鉴峄山坞的“峄孔”相同；所谓“落英缤纷”者，亦与戴延之被派以四月入山的时令相应。
《白氏长庆集》一六《大林寺桃花》云： “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中来。”附序有云：“大林穷远，人迹罕到，山高地深，时节绝晚，于时孟夏四月，如正二月天，梨桃始华，涧泉犹短。”山地高寒，节候较晚，四月正是落英缤纷之时。
此戴延之所见，而被陶渊明记入《桃花源记》中。然则《桃花源记》中的秦为苻秦，亦可推知。
此《桃花源记》之所以为纪实之文。
桃花源所以被移于武陵，则因为采入了刘驎之入衡山采药的故事。
今传世的《捜抻后记》，旧题陶渊明撰。 其中杂有元嘉四年陶渊明死后之事，故皆认为系伪托。
然此书为随事杂记之体，非有固定的系统，内中当有后人增入之文，不能据以断定全书为伪托。
即使全书为伪托，要之必出于六朝之手，由钞辑昔人旧篇而成。
此书卷一第五条即《桃花源记》。第六条记刘驎之即刘子骥入衡山采药，见涧水南有二石囷，失道问路，才得还家。或说囷中都是仙灵方药，刘驎之欲再往寻求，可是不能复知其处。
此事《晋书》九四《隐逸传》亦曾记载。出于何法盛《晋中兴书》（见《太平御览》四一九、四二五、五〇四所引）。
何氏不知何所本，当与《搜神后记》同出一源。据此推测，陶渊明之作《桃花源记》，为取桃花源事与刘驎之事牵连混合为一。
桃花源虽本在弘农或上洛，但因牵连混合刘驎之入衡山采药故事的缘故，不得不移之于南方的武陵。
下面欣赏一下苏轼的《和桃源诗序》，若要翻译，请自行查阅。
世传桃源事，多过其实。
考渊明所记，止言先世避秦乱来此，则渔人所见，似是其子孙，非秦人不死者也。
又云杀鸡作食，岂有仙而杀者乎？
…… 旧说南阳有菊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余家，饮其水皆寿，或至百二三十岁。
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孙者。
道极险远，生不识盐醯（xī，醋），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龙蛇，饮其水，故寿。
近岁道稍通，渐能致五味，而寿益衰，桃源盖此比也欤。
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则已化为争夺之场久矣。
常意天地间若此者甚众，不独桃源。
苏东坡论桃花源最有通识。
或认为祧源实在武陵，这种认识反而不及苏东坡了。
然而苏氏于《桃花源记》中寓意与纪实二者仍然牵混不明，犹为未达一间。
即使《桃花源记》中的秦非指苻秦，但不有坞壁，何能有《桃花源记》？
在纪实上，《桃花源记》是坞壁的反映，在寓意上，《桃花源记》是陶渊明的思想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