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来自五湖四海的莘莘学子汇聚到合川，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又迎来了一届新生。
新生们或许并不知道，在他们的校园里，还藏着另一个“校园”——更准确地说，是一所中学。
女生宿舍左侧，在树木郁郁葱葱的掩映下，在略显残破的院墙后，一座高大方正的汉白玉石碑诉说着那段辉煌却又几乎被遗忘的往事——
“国立第二中学”
汉白玉石碑（图右）诉说着历史
抗战8年
这里走出14名院士
“来对了，这里学生前途好。”
60岁的刘世朴是这里的守门人，他从院子里急切地钻出来，向我们宣布他从碑文上、从老人们的记忆中听来的，关于这个小小院子的辉煌。
“这里的学生前途好。”守门人刘世朴说。
碑文记载，七七事变后，国内弥漫着战争的硝烟，经八一三凇泸会战、南京保卫战，上海、南京等地落入敌手，国民政府被迫迁都重庆。
1937年12月，国立二中新学期开学刚刚3个月，师生们却猝不及防地迎来了新的命运：山河破碎，人民流离失所；登记编队，乘船入川继续学业。
合川区档案馆馆藏档案记载，“国立二中陆续在四川始建新校，1937年12月直至1940年春，设高中、初中、女子、师范（在北碚）及水产五个部，校舍相继建成。时有杨芳龄（现重庆广益中学老校长）协助奔走选址。校部和高中部设在濮岩寺，除师范，其余均设在合川蟠龙山。期间，1938年3月，国立二中已开课教学”。
刘世朴如今所守护的，正是曾经的校部和高中部所在地：濮岩寺（后更名为定林寺）。
濮岩寺（定林寺），国立二中旧址
濮岩寺兴盛于北宋。当初国立二中校长周厚枢入渝寻觅校舍，最终看中了这里。红院墙，红牌坊，高台阶，曾经暮鼓晨钟的佛寺，自从二中入驻便停止了宗教活动，变成了教书育人的殿堂。
如今我们能看到的高中部旧址，大约是在四川建筑元素的基础上，又夹杂着扬州和苏州园林“H”型建筑格局。上盖青瓦，下铺三和土，四壁用竹编涂泥粉灰，假山水池于院中，大礼堂两檐在外、大梁挑空，仿古木窗呼应双扇大门，甚至檐边龙头，也在不经意流露园林式的书香味。
檐边龙头
至于刘世朴口中的“学生前途好”，更是一段传奇。在合川办学8年期间，合川区档案馆的二中校友名单里，竟然包含14名院士！其中12名是中国两院院士，还有2名，则是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
这是14个名字在各自的专业领域都如雷贯耳，他们是：
陶诗言，大气物理学家，60年代初，为我国“两弹”试验提供准确气象保障；
吴良镛，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参与唐山地震改建规划、天安门广场改建工作；
张效祥，计算机专家，中国第一台仿苏电子计算机制造的主持人；
杨立铭，汤定元、徐皆苏、黄宏嘉、盛金章、尹文英、王元、鲍亦兴、戴元本、宁津生、茆智，涉及农田水利、力学、生物地层等多项领域。
除了院士，还有太多著名校友的名字，来不及提……
四川名额只有8%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让他脱颖而出
时隔多年，谁能再叙那段峥嵘往事？合川区档案局信息技术科科长杨旭渊记起一个人：88岁老教师，秦文石，曾就读国立二中初中部三年、高中部一年。
我们在秦老的家里见到了这个88岁的老人，精神矍铄，走路身轻如燕；不住电梯房，爬楼当锻炼；逢人行礼，待人不亢不卑。在他身上，我们仿佛已经看到了二中精神的影子。
88岁高龄的老校友秦文石，一聊二中就高兴
区档案馆珍藏的秦老回忆录中，有这样一句：“我已落户濮岩寺，在这里成家立业，再也不会离开，我将在此，走完人生最后的历程……”故事就从这里起头。
秦文石老家在合川沙溪镇，年少家境贫寒，1942年秋，考入蟠龙山下的国立二中初中部。
抗战内迁，条件有限的二中却要面向全国招生，留给四川的名额只有8%。而和秦文石一起参加入学考试的四川孩子，却坐满了7间教室，录取率很低。
“入学考试差点把我吓愣了，气氛非常严肃。入场后，桌面早已铺叠好试卷，卷上有学号，考完密封。”第一科国文，考题是“怎样做一名抗战时期的好儿童”，年少胆大的秦文石，写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令考卷瞬间提色，也让他脱颖而出。
“考试前夜，日军飞机分成几组，在合川天空多次盘旋，有的学生躲树底，有的躲防空洞，气愤得很！”秦老转身续了一杯茶，嘀咕着，“幸好那夜，没炸下来。”
军事化严格管理
今日在上课，明日随时准备上战场
秦老说，自己如今身体硬朗，诀窍在于作息规律。他通常6时20起床，整理内务20分钟，早操20分钟，午餐12时准时，晚餐尽量17时完毕，夜晚20时40分左右洗漱……这样严格的自我管理，其实是在二中上学时养成的习惯。
秦老对二中规约记忆犹新
“每日以集合号为准，三分钟迅速集合，作升降旗致敬；早操跑步动作须整齐，精神须严肃；上课时学生应先教师而入，退课时应后教师而出；熄灯后不得谈话，膳厅座次须按编定次序入座，洗浴用水不得浪费……”说起二中的规约，秦老至今能随口背诵。从这些细致的条条款款中，我们可以一窥当年二中管理之严格。
见秦老之前，杨旭渊为我们打开民国档案库房，在全年恒温恒湿环境下，小心翼翼地翻开了当年国立二中的规约档案。
在校内校外凡见师长应行敬礼，上课时由队长喊立正坐下口令，校内校外须穿学校规定之制服，体育课上下课必须整队……各种规约超过百条，甚至进入了二中的教案。
“严中有度，不失天真。”当年的秦文石和同学们同样有少年的调皮，早上号兵吹铜号唤起床，同学们便自编小曲回唱，打趣自己是小猪：“So Mi So Do，Mi Do Mi So，Do So Mi Do……大天白亮，吹猪起床，猪在床上……”秦老怀念蛀虫的木床铺，锅炉大得能容两张床，锅炉煮床驱虫的经历，这辈子封存在二中了。
二中师生的回忆录，被合川区档案馆视为馆藏之宝。二中特色的教育，对当时合川的人文、社会、教育等领域，都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合川档案馆信息技术科科长杨旭渊帮慢新闻-重庆晚报记者查询文献档案
校友王孚庆，从南京逃亡重庆，孤苦无依，在一家报馆当见习校对，后舍弃工作进二中，他写道：“学校费用全免，还发蚊帐、油灯、必修课本。吃的虽然是糙米，却有四菜一汤。古寺大殿和前廊，既是饭堂，又是大礼堂。一切井井有条，俨然战时学府规模。”
江苏校友胡邦怀念童军课教练，他写道：“除国文、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外，课中，同学们靴子结绳方法，爽套结、瓶口结、接绳结；学习利用天象星辰、树木、苔藓判断方位；学习受伤时用领巾包扎伤口；露营课到野外搭帐篷、睡地铺，学习垒灶做饭。”
秦老则回忆：“正课之外，高初中男生所要接受的训练，涉及防虫防毒、医药救护、粮食管理、游击战术、脚踏车训练等。另外，警卫、谍报侦查、消防等分组训练，更能体现二中以养成军事看护之技能，以应抗战之需为宗旨，设置战时后方特殊教学。”
濮岩寺（定林寺），国立二中旧址
有关二中教学记载，杨旭渊从馆藏档案中，翻出更多。农艺训练涉及果树种植和家禽饲养，工艺训练包括木工及泥工课程分组，学生同时承担后方工作，负责救护、劝募、缝制后方兵士用品等。
在基础学科训练当中，二中还有一些不一样的要求。物理课，增设机械、通信工具、国防兵器等研究；化学，注重化学兵器，土壤肥料之分析；地理，了解国内及国际问题之地理背景；美术，注重机械化制图；外语，为阅读及翻译之准备等等。
这种教育理念，正如《川中校刊》第一期，校长周厚枢写下的一句：精神训练，实为救亡的利器。
“当时的校园氛围，可以形容为，今日在课堂，明日在防空洞，随时随地做好上战场准备。”秦老认为，二中整个军事化教学，实际上，就是为复兴民族积蓄力量。
校旗、校徽
师资力量强大
校长来自麻省理工，校医都是主任医师
二中教师，多为江浙一带教学经验丰富的讲师，秦老和四川出身的同学，当时只知道这么多。
学校实行导师制，这些教师行事低调，与学生共同生活，潜移默化地言传身教，影响着学生。
“开学初期，我不适应。”秦老说，当年普通话不普及，二中教师教学全靠慢慢说，方言夹着官话，让天南海北的学生尽量理解。但其中最感到头疼的，还是四川学生。
“上课铃响，老师走进来行礼，不叫‘上课，起立’，叫‘攻书’。”秦老说，诸如此类的方言，四川学生只好竖着耳朵听，生怕被落下。
上午6节课，下午2节课，星期天休息。演讲、篮球、歌唱等课外活动及比赛，由下午剩余的3、4节课完成。秦老印象里，体育老师手巧得很，单双杠、篮球架、沙坑，都由他们亲手设立完成。
校歌
不过，秦老最难忘的，还是音乐老师宗震名的课。宗震名有一把破烂的风琴，后来不能用了，就改拉二胡，教学生学唱歌，还印发他自制的曲谱。他教同学们唱京剧《捉放曹》、苏联歌曲《喀秋莎》，接待外国来宾时，宗老师还作为特邀嘉宾表演。
合川区档案馆留存着部分二中教师名字和简介，其师资力量堪称强大。
第一任校长周厚枢，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科，硕士。教师多数毕业于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国内高等学府。就连二中医务室主任，在抗日战争前，也是当时宜昌县立医院外科主任医师，全凭两条腿，自配膏药，负责各分校医疗工作。
修复方案已经上报
明年老校友回忆录将结集成书
二中在合川办学8年，任教老师达千余位，接纳各地学生5500余名。抗战胜利后， 1946年春，教育部明令，二中复员江苏。
新中国成立后，在国立二中旧址基础上建立了合川师范学校，后发展为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
重庆工商大学派斯学院相关负责人透露，由于多种因素，二中老房虽翻修多次，却也面临安全考验。出于保护的考虑，原本设置在其中的老图书馆和研究生自习室，已停用。
古寺大殿和前廊，曾是二中饭堂和大礼堂，也曾当过派斯学院的图书馆
目前，二中修旧如旧的修复方案已经上报合川区政府，正在等待回音。明年，合川区档案馆也将把有关国立二中的师生回忆，编辑成书。
而秦老挂念的，则是那些曾经为他寄膏药、寄北京烤鸭的同学，那些与他一起参与校庆的老校友。多年过去，不知安好？
国立二中建校55周年纪念大会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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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新闻-重庆晚报首席记者 李琅/文 记者 钱波/图 （历史图片由合川区档案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