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一直被誉为可以与刘备、诸葛亮相媲美的良好典范。
固然，魏征敢谏，太宗善于纳谏，看似主明臣诤。然而以人性而论，谁不愿多听好听的，谁经常被人怼而能保持色不动心不焦？
从这个角度看，很难理解太宗能对魏征一直保持虚怀若谷之心态。而魏征又是一位得理不让人的主儿，说话办事只求无愧天理人心臣道，而不管太宗的颜面。可以想见，两人的关系或许并非我们想象中那么融洽。
这段隐秘有趣的历史，我们不妨一观之。
一、郁郁不得志的青年魏征
魏征字玄成，河北巨鹿人。他少年丧父，家中贫寒，又无心于操持生计，便出家当了道士。他年轻时博览群书，打下了很好的学问底子。隋末农民起义时，经义军首领元宝藏之手转入瓦岗军李密帐下。李密对魏征经手的文书非常赞赏，见面之后，魏征向李密进献十条策略。李密表面上称善，实际并未采纳。
李密是个予智自雄的人，一向十分自负，对魏征冷淡也在情理之中。但也从侧面反映出魏征的真正谋略水平并不高。
瓦岗军击败宇文化及后，以元气大伤的衰弱之众与王世充激战。魏征指出瓦岗军有两大隐患，其一是将士久战气衰，而且死伤众多，不宜再战；其二是军中没有建立起府库，只靠隋朝的粮仓维持生计，将士有功而无法赏赐，士气不振。
他的对策是暂且深沟高垒，坚壁不战，等王世充粮尽而退，再乘虚击之。李密同样没有采纳。
魏征说的不对吗？一点都没错，从尸山血海里爬出来的李密不会傻到看不清这现状。那为何不采纳？
这其实就是书呆子策士与一军统帅的区别。魏征看到的只是眼前，而李密考虑的却是全局。李密的志向是拿下东都洛阳，当天下义军的真正盟主。但崛起于关中的李唐已经跃跃欲试要争夺洛阳，如果东西二都都落入其手，瓦岗军就大势去矣。
面对必争之势，即便倾尽主力伤亡惨重，也要拿下东都占住先手。如果中规中矩地按魏征的建议，倒是能磨死王世充，可洛阳就别想了。
策略方向是对的，形势却不够理想。李密过分低估了王世充的战斗力，最终导致失败。但从战略上讲，他无疑比魏征要高出一筹。
李密失败后降唐，魏征也一同归唐。在长安待了一段时间，并没有得到什么重视，于是自告奋勇到瓦岗军的故地召纳安辑李密的旧部。
仍在镇守黎阳的李密旧将徐世勣，在魏征的劝说下归唐，但不久后窦建德挥兵南下，魏征与徐世勣都被窦氏所虏。窦建德任命魏征为起居舍人，做的工作无非是文书草撰之类。
虎牢关一战窦建德败亡，魏征与徐世勣再次回到唐朝。太子李建成正在罗织势力，闻听魏征甚有文才，便拜他为太子洗马。太子洗马的职责是匡正太子的言行，虽然距离太子很近，却不是什么重要的职务。他屡屡劝李建成用心对付李世民，防止其夺位，李建成亲征刘黑闼就是出自魏征的建议。
玄武门之变后，太宗责问魏征，为什么要离间他们兄弟。其实建成与世民的关系，不待群臣挑拨就已是一团糟，太宗说这样的话，不过是故意加罪于魏征。
魏征生性直率，不和太宗绕弯子，脱口而出说：“皇太子若从徵言，必无今日之祸。”(《旧唐书·列传第二十一·魏征传》)太宗素闻其名，没想到还是头有趣的倔驴，于是把他留下不杀，任命为谏议大夫。
二、投入太宗帐下：一见他我就奋不顾身
魏征事主以忠直著称，他不像李建成其他的余党，在唐太宗面前唯唯诺诺生怕得罪，而是坚持本分，只做事、不对人。这令唐太宗极为欣赏。所以从贞观元年起，唐太宗与魏征的关系就迅速亲密起来，常常把他叫到宫中，询问国政的得失。
魏征敏锐地意识到唐太宗虚怀若谷的特点，也以受唐太宗赏识而骄傲，因而迅速激发出强大的热情，坦诚无私地进言献策。
由于性格耿直，说话不遮遮掩掩，魏征的进言明显区别于其他人，以亢直大胆而著称。他敢于以秦二世、隋炀帝为对比，讲述“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道理，使太宗树好靶子、警醒自己。又讲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把江山社稷与民心的关系赤裸裸地摆出来警告太宗。至于培养勤俭作风、纳谏作风、识人作风等，言论都很多，而且经常说的夹枪带棒，让太宗在面红耳赤之余领悟正确的为君之道。
魏征的谏言内容很丰富，在君道之外，还对轻赋敛、收民心、选拔官吏等许多方面提出了谏议，让唐太宗匡正策略。
例如有一次，西域诸国想通过高昌国王麹文泰，向长安派遣使者。万国来朝对皇帝来说是很大的面子，太宗高兴之余下诏同意。但魏征站出来说不，他认为各国使者入朝，从边关州郡到长安各级机关，都要支付大量的接待物资，这种面子活儿虚耗国力却没什么好处。他们想与大唐亲近，可以随便出入经商，但使者来作客还是免了。太宗认为有理，追发诏令停止此事。
在谏议国家大政的同时，魏征对太宗的私人生活也时刻监督、进谏，生怕他荒于政事、耽于享乐。
有一年春天，太宗要去打猎，结果被魏征以春天万物方生、不可猎杀为由拦了回来。太宗只好作罢，但心中很是不爽，暗暗骂道：“真该除掉这老匹夫！”他满脸怒容地回到了后宫，长孙皇后问清楚缘由后，连忙换了一套朝服，严肃而认真地向太宗祝贺：“只有英明的君主，才会有直言敢谏的大臣。皇上得此贤臣，正是您英明所致。”皇后的一席话，才使唐太宗消除了怒气。事后，长孙皇后还派人给魏征赏赐了礼品。
又有一次，唐太宗得到了一只鹞鹰，一时间非常喜爱，把鹰放在肩膀上逗弄。恰巧魏征晋见奏事，太宗怕他又怼自己玩物丧志，就赶紧把鸟藏在怀中。其实魏征已经看见了，他并不说破，而是故意拖延奏事时间，东拉西扯说个没完。尽管唐太宗心里很急，但又不得不听魏征的汇报。等到魏征奏完事离开后，那只鹞鹰已经闷死了。
魏征其实也知道，他的谏诤行为有时确实让太宗很尴尬，影响君臣关系，他也在时时调整自己的策略，并不失时机地向太宗表达自己的价值观。
某次太宗借事告诫魏征要顾及自己的名声与后路，魏征迅速回应这个话题，说如果只顾自己的私利，那国家可能就要灭亡了。太宗瞿然后悔。魏征趁势打铁地说：“请陛下让我做个良臣，而不要做忠臣。”
太宗问这有什么区别，魏征说，后稷、契、咎陶这些人是良臣，他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他们的君主尧、舜也从善如流、谏无不纳，君臣各得其所，国家治理的也好。比干、关龙逢则是忠臣，他们舍死进谏，却被商纣、夏桀杀死，虽然成全了自己的美名，却让天子承担恶名，国家也没有得到好处。这种忠臣毫无意义。
这种为臣的价值观，超越了传统的谏诤范围，把进言上升到国家治术的高度，赢得了太宗的高度认可，也更加奠定了魏征在太宗心中的地位。
太宗在贞观后期渐增骄奢之心，渐渐变得懈怠和荒疏。魏征针对这种情况，于贞观十三年上了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从十个方面不厌其详地对比了太宗贞观前后十年的做法，劝诫太宗务必居安思危，慎终如始，积德义、施仁政，保持贞观初年的开明作风。虽说太宗仍然有点“十渐不克终”，但终于没有晚年崩盘，大体上保持了较为清明的政治局面。
据《贞观政要》记载，魏征向唐太宗面陈的正式谏议有五十次，呈送给的奏疏十一件，其余随机性的进谏和思想交锋更是多达上百次，一生的谏诤多达“数十余万言”。不论最终被采纳多少，都对贞观之治的形成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唐太宗曾说， “魏征所谏前后二百余事，皆称朕意’”。“朕从其语，天下大宁……此皆魏征之功也。”
三、名臣谢幕：唐太宗居然也会不耐烦
贞观十年七正月，魏征因病去世，终年64岁。唐太宗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尝宝此三镜，用防己过。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隋唐嘉话》）
唐太宗如此痛心疾首地悲叹，既点明了魏征作为一个忠君的诤臣的巨大作用，同时也隐隐约约道出了他对谏诤的态度。
任何一个皇帝都有其固有的局限性，唐太宗纵然在纳谏方面做的非常好，但他也有正常人的情感，不可能也不会一直接受谏言。在魏征生命的最后几年，太宗其实已经显露出对进谏的不耐烦。贞观十三年以后，除了魏征仍在毫不放松的进谏，其他臣子已经不大敢直接指出太宗的失误，转而迎合他好大喜功的心思，拍马溜须的话渐渐多了起来。
所以魏征当面批评太宗说：“亲狎者阿旨而不肯言，疏远者畏威而莫敢谏。”(《贞观政要》卷十，《慎终篇》)这种时候，也只有魏征说的话太宗尚且能听进去，他把魏征的奏疏贴到屏风上，时时观看，提醒自己。
为什么魏征的话有这么大威力？不外乎魏征通过十多年的不懈进谏，已经稳固地取信于太宗。纵使中间发生过任命亲族为官的事，太宗也知道魏征的忠君之心是干净纯粹的，是彻底地为天子、为大唐的社稷着想的。
从这个角度说，太宗是真正把魏征当成了镜子，而且是独一无二、无人可以取代的镜子，这是长期的共事中形成的特有政治关系。只有魏征的话他信，只有魏征的出发点他彻底放心。
说到这里其实已经可以得出结论，唐太宗只采纳自己信任的人的谏言，而对感情距离远、政治态度不托底的谏诤者，他远没有史书记载中的那么从善如流。
魏征死后，朝臣公认的魏征接班人刘洎，也和魏征一样忠诚无私地频繁进谏。但他在太宗心目中地位远远不如魏征。贞观十九年，也就魏征去世后两年，太宗亲征高丽，留刘洎辅佐皇太子李治。班师后太宗患了病，刘洎忧虑地说陛下的身体状况令人担忧。禇遂良诬告说，刘洎这是盼着老皇帝赶紧死，以便效法伊尹、霍光掌握大权。
太宗闻讯大怒。议论皇帝健康问题历来十分敏感，一般都被视为对皇权有非分之想。这话要是魏征说出来，那自然没什么。可刘洎是什么人？你说这话就是居心叵测。恼怒的太宗当即下令让刘洎自杀。
杀谏臣的同时，也令太宗更加感叹，少了一个肝胆相照的魏征是多么的寂寞。太宗专门下诏，号召众臣学习魏征，做到直言不隐。但他心里其实也明白，君臣际遇可遇不可求，一个人一辈子可能也就那么一个知己，失而不再，岂可再得。
太宗登上凌烟阁，默默对着魏征的遗像，情不自禁地作了一首诗：“劲条逢霜催美质，台星失位夭良臣。唯当掩泣云台上，空对余形无复人。”表达了对这位终生的良师益友的哀思与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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