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唐太宗有一句名言：
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
所以，我们在史书中可以看到他与宰相们品评隋文帝、隋炀帝等帝王。
有一次，他和大臣们谈起了北齐文宣帝高洋。魏征就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魏恺被任为光州长史，不肯上任。高洋召来魏恺怒责，魏恺说：我本是大州青州的长史，我出使南梁回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也没犯错误，怎么任我为小州光州的长史了，我不去。高洋见他言之有理，就不追究了。
魏征的意思是，这位富有争议的皇帝虽然狂暴，但与人争执时一旦理亏还是会听从对方的。
唐太宗听了以后，却发出了一声感叹：朕还不如文宣！
所以，我们可以由唐太宗的自评判断出：唐太宗这皇帝当的，连高洋都不如。
——上面这段是开玩笑的。衡量一个皇帝是否成功，需要从多个角度衡量，何况唐太宗此语更多是出于自我批评检讨的目的：
都说高洋是暴君，可为什么抗拒高洋任命的官员可以不死，而前不久，那个抗拒我李世民任命的官员却死了呢？
割据自守
故事要从隋朝末年群雄并起之际讲起。
天下大乱，治所在今河南光山县的光州也难以独善其身。
隋朝的虎贲郎将卢禧正是光州人，他的家族世代豪富，乐善好施，很得当地人心；而卢禧的儿子卢祖尚也在乡人最需要保护的乱世挺身而出，招募壮士，保卫乡里。
卢祖尚虽然初出茅庐，但不愧是将门虎子，武力过人，御众严整，所向披靡，保全了地方。光州人见他如此，干脆推举他做了本地刺史。
于是，卢祖尚年纪轻轻就凭本事有了自己的地盘。
但是，他只不过是一州的长官，远不足以和李密、王世充等重量级选手一较长短，更遑论横扫天下了。因此他以及其他类似的小地方长官相比之下更现实的出路是——抱大腿，押宝明日之君。
当时，李密正在洛阳与王世充对峙，手握瓦岗军众多外挂，优势很大，看起来很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于是卢祖尚和窦建德、朱粲、杨士林、孟海公、徐圆朗、周法明等一起秘密派使者给李密上表，劝李密登基称帝。李密的手下也劝李密称帝。但李密觉得没拿下洛阳，称帝为时尚早，没有答应。
当时，唐国公李渊已经在长安拥立了隋炀帝的嫡孙代王杨侑为隋恭帝，遥尊远在江都当鸵鸟的隋炀帝为太上皇。有限于当时的交通条件，种种迹象显示，隋炀帝并不知道自己被太上皇了。不久，就传来了太上皇隋炀帝在江都被叛臣宇文化及所弑的消息。
听闻国丧，卢祖尚升坛歃血誓师，哭得不能自己，观者皆动容。
这一年，他才十九岁！
【注】
《旧唐书》：及宇文化及作乱，州人请祖尚为刺史。祖尚时年十九，升坛歃血，以誓其众，泣涕歔欷，悲不自胜，众皆感激。《新唐书》：隋大业末，募壮士捕盗，时年十九，善御众，所向有功，盗畏，不入境。《资治通鉴》武德四年：隋末，弋阳卢祖尚纠合壮士以卫乡里，部分严整，群盗畏之。及炀帝遇弑，乡人奉之为光州刺史；时年十九，奉表于皇泰主。及王世充自立，祖尚来降；丙子，以祖尚为光州总管。
《旧唐书》《资治通鉴》都认为卢祖尚十九岁时是隋炀帝遇弑时，故本文取之。
归唐建功
随即，李渊迫使隋恭帝禅位，建立唐朝；而短短四天后，王世充就拥立留守洛阳的恭帝庶兄越王杨侗为帝。卢祖尚见隋朝又有了皇帝，就上表表示归附，被任为光州总管，封沈国公。
卢祖尚这山头换的也太快了一点。小编觉得较为合理的解释是，卢祖尚归附杨侗在王世充打败李密之后。偃师一战，李密大败，外挂们或被俘或投降，自己也投靠李渊，卢祖尚自然也只能换个人押宝了。基于他在隋炀帝遇害时的表现，他怕是大隋忠臣，效忠杨侗当然也就是他的唯一选择。即使不谈情感，单从利益最大化角度分析，现在的杨侗背后不仅有王世充，更有刚改换阵营的瓦岗外挂军团，在没有开上帝视角的情况下，卢祖尚若是认为杨侗可以最终胜出而提前押宝，也不无道理。
注意，小编说的是押宝杨侗，而不是押宝王世充。第二年王世充篡位建立郑国，大隋忠臣卢祖尚便立即与他划清界限，改换门庭，投靠了唐高祖并得到认可，做了唐朝的光州刺史。
唐武德四年（621年）王世充政权被唐朝灭亡后，唐高祖拜卢祖尚为光州总管，封弋阳郡公。弋阳郡，就是光州的别名，隋炀帝改州为郡的时候，光州的名称就是弋阳郡。
【注】
胡注《资治通鉴》武德四年：九月，……隋末，弋阳卢祖尚纠合壮士以卫乡里，部分严整，群盗畏之。及炀帝遇弑，乡人奉之为光州刺史；〔弋阳，汉县，南齐为郡，梁置光州。分，扶问翻。〕时年十九，奉表于皇泰主。及王世充自立，祖尚来降，丙子，以祖尚为光州总管。〔考异曰：实录：「丙子，以光州豪右卢祖尚为光州总管。」按旧传，世充自立，祖尚遂举州归款，而实录至此始见之，盖当时止为刺史，至此迁总管耳。〕《旧唐书》：及世充自立，遂举州归款，高祖嘉之，赐玺书劳勉，拜光州刺史，封弋阳郡公。《新唐书》：王世充僭位，以州归高祖，授刺史，封弋阳郡公。
只有
《新唐书·高祖本纪》：五月，……王世充降。……九月，卢祖尚降。
似乎认为卢祖尚在王世充灭亡四个月后才降唐，与其他记载有出入，不知道是不是说他完成了从名义投降到实际投降的转型，或因此才由刺史升到了总管。
卢氏郡望在范阳，卢祖尚也自称祖上在范阳，但范阳郡公这么高大上的封爵却没轮到他。大概是因为他不是真正的范阳卢氏吧。他自称祖上姓雷，北周初年才因为发音相近而改姓卢，这热度蹭的，不过卢祖尚敢揭祖宗的老底，实在是比较诚实。
【弋阳光山县】唐瀛州刺史祖尚，自云本范阳人，本姓雷氏，后周初，以“雷”“卢”声相近，改姓卢氏。
【注】此处的后周指的是北周。
武德六年（623年），卢祖尚把黄州的木兰女庙移到光山县南二里，说明当时他还在光州任上。黄州现在属于湖北武汉，当时和光州却是同属淮南。
这是他担任家乡父母官的最后一年了。下半年，因为辅公祏在江东起兵自称宋帝，他奉命随赵郡王李孝恭镇压，而当时他的官职已经换成了兖州刺史。
看官且问，兖州治鲁郡，地处山东，而辅公祏起兵于今江苏镇江下辖的丹阳，两地之间开车也要六七个钟头，朝廷这安排是不是和卢少侠有仇啊？
非也。此兖州非彼兖州。早在南北分裂时期，东晋就设立了“侨置州”以按籍贯安置北方南逃的人们。而卢少侠上任的兖州，其实是侨置的南兖州，也就是改州为郡时的江都郡，也就是隋炀帝的葬身之地；治所在广陵县，也就是今天的江苏扬州市江都区。
唐朝安排一个治所在江苏的刺史随军讨伐一个在江苏造反的军阀，是不是就很合理呢？
治鲁郡的兖州和治广陵的兖州并存，不知道唐朝廷是怎么区分的，莫非也称广陵那个为南兖州？
既然南兖州的治所在今扬州，那么唐朝还有扬州这个区划吗？
有的，当然治所不可能也在今扬州了，在归化县，也就是武德初年的江宁县，现在叫南京市江宁区。然而因为辅公祏起兵，扬州暂时不归唐朝管了。
赵郡王李孝恭是凌烟阁排第二的名将，打仗当然有一手，卢少侠跟着他刷战功毫无压力，拿下宣、歙二州。
次年（624年）三月，辅公祏遣其将冯惠亮、陈当时领水军屯博望山（今安徽当涂县西南长江滨），陈正通、徐绍宗率步骑屯青林山（今安徽当涂县东南三十里）。李孝恭却只是坚守不战，派奇兵断了宋军的粮道。没饭吃的宋军夜袭唐营，李孝恭仍然安然躺着不动，但心里已经有了破敌的办法。
第二天，宋军发现一些瘦弱的军队来袭营，他们稍作抵御，这些弱兵就败走了。
常读史书的我们很容易看出，如此操作，必有后招，何况带队的是名将呢？但当时的宋军将领们毕竟没有开上帝视角，当局者迷，就这样轻率地追杀了出去。
这一追，就是数里，等着他们的，正是早已列好阵的唐军精骑，而带队的正是唐军的前军总管，光州少侠卢祖尚！
宋军大败，陈正通弃营而走。
当月，辅公祏就杀青了。
唐朝在辅公祏占据的地盘重建了行政机构，设立行台（尚书省在外设置的临时分支机构），改扬州为蒋州。而卢少侠作为平叛功臣，就被任为首任蒋州刺史。而与此同时，南兖州也改名邗州。
但论平叛之功，卢少侠显然越不过主角李孝恭。很快，唐朝就撤销了行台，改设扬州大都督府，首任大都督正是李孝恭，而卢少侠只能另谋高就了。武德九年（626年）玄武门之变后，邗州正式改名扬州，而治江宁的扬州则被拆分、取消了。
树挪死，人挪活，卢少侠在寿州都督、瀛州刺史的新岗位上都做出了不错的成绩。
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
然而，名声在外一定是福，而不是祸吗？
抗命招祸
贞观二年（628年），当交州都督遂安公李寿（不是以字行的淮安郡王李神通）因贪财被查办、唐太宗想要一个贤良的大臣代任时，“才兼文武，廉平正直”的卢祖尚便得到了大臣们的一致推荐。
于是唐太宗召卢祖尚回京面谈，说：交州这样的大藩重镇，远离京城，本来应该交给宗室镇守，但朕的族人们都不行，前后几个都督都不称职，朕觉得卿家有安边之略，就有劳为我镇守边疆吧。虽然路远，但希望卿家不要推辞，不久，短则一二年，多则三年，朕就会召你回来的。
当时交州的治所叫宋平县，现在其更广为人知的名称是——越南的首都河内。
卢祖尚拜谢顿首奉诏，但出来了就后悔了，说自己有旧病，不去了！
唐太宗派名相杜如晦去告谕，又派卢祖尚的大舅哥周范去讲道理：匹夫尚且守信，你答应皇帝的事咋能算了？朕说好短期内会召你回来，决不食言，你赶紧赴任！
卢祖尚继续推辞：岭南有瘴疠，去了一定要喝酒才能抵挡，但臣这身体又不能喝酒，去了一定回不来了。
唐太宗只能使出最后一招：亲自当面劝说！
然而卢祖尚继续坚决推辞。
唐太宗终究是人，也有血有肉有情绪，眼看自己亲自下场劝说都碰了钉子，也就暴走了：我一个皇帝，连个出尔反尔的抗命官员都管不了，还怎么号令天下？
法令不可以不行，骄臣不可以不罚！
很快，卢祖尚就明白了，去一趟越南不一定活不成，但不去一定活不成，然而他已经失去了反悔再反悔的余地。
太宗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少年英雄、青年才俊卢祖尚的人生，竟因为这样的缘故，在殿外的承天门戛然而止。
《旧唐书》记载卢祖尚时年三十余岁，但当时距离他十九岁时隋炀帝驾崩不过十年，所以他怕是才二十九岁就走到了终点。
自己也才三十出头的唐太宗就这样简单粗暴地让一位同龄人才刚刚开始、前途无量的政治生命连同肉体生命一并消失了。
死有所值
杀人固然一时爽，但唐太宗很快就开始思考：卢祖尚真的该死吗？
于是，就出现了本文开头唐太宗自忖还不如北齐文宣帝的那一幕。
贞观五年（631年），唐太宗又因以为大理丞（最高法院大理寺的次级法官）张蕴古枉法而杀之，杀完了又后悔了。
而他在贞观九年（634年）所任的交州都督李道兴（演义小说大反派名将李道宗的弟弟。没了卢祖尚，交州可不还得李家自己人镇守。《新唐书》多处误作李神通子李道彦），也果然因担心为瘴疠所害无法生还，到任三年后就郁郁而死，用生命验证了卢祖尚的乌鸦嘴预言。
然而，死去的人们却不可能复活。
唐太宗能做的也只有亡羊补牢：他下诏重启了北魏的死刑复核“三覆奏”制度：除非罪犯恶逆，否则即使判处死刑立即执行，也要反复请示三次。然后又觉得须臾之间三次覆奏根本不够重新思考，又改成五覆奏，即行刑前两天、前一天各一次覆奏、行刑当日再三次覆奏。
所以，终唐太宗一朝，很少再有罪不至死的人含冤受戮，唐太宗在卢祖尚和张蕴古之后，也几乎再也没有枉杀过大臣。贞观之治不是吹的，甚至在张蕴古死前一年，唐太宗就已经创下过全年只处死二十九人的记录。
后悔莫及的唐太宗也下诏恢复了卢祖尚的官荫，也就是追复了他的生前待遇，也允许他的子孙根据他的官职得到相应的补官。
当初的卢少侠曾经保全了一方的平安，而今更有不计其数的人间接地因为他的死而得以活了下来。
侠之大者，为国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