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达生先生
1990年1月末的一天，在安宁静谧的贺兰山腹地，忽然轰隆一声巨响，一座千年古塔——拜寺沟方塔被炸毁了。
宁夏文化厅与公安厅立即组织了联合现场调查。
据说，爆炸使用了军用黄色炸药，是从某军火库盗窃出来的。贺兰山公安局已经抓了几个人，说是附近村民中的不法之徒干的。
不管是谁干的，为什么要将好端端的一座古塔炸毁呢？
人们议论纷纷：“在维修拜寺口双塔和宏佛塔的工程中，都发现了珍贵文物。犯罪分子瞄准了方塔，当然是要搞塔里的珍宝！”大家认为，除此而外，似乎再不能有什么解释。
想得到珍宝，用爆炸的手段不是太愚蠢了吗？
一座古塔能炸毁，还有什么东西不能炸坏呢？文物的体积一般不大，就是有个宝贝，偌大的一片废墟中又上哪儿去找呢？
这些问题，难道炸塔的人不想吗？这种炸塔的行为让人难以理解。
乱挖古墓，基建中发现的文物被哄抢，博物馆藏品被盗等破坏文物事件，时有所闻，我们宁夏也发生过类似事件，但将一座古塔用炸药炸毁，却是千古未有，闻所未闻之事。
据说，方塔被炸一事，国家领导人很重视，被列人特大案件，限期破案。
然而，遗憾的是，此案至今未破，犯罪分子仍逍遥法外。
方塔废墟
被炸的塔是西夏古塔
拜寺沟是贺兰山东麓的山沟之一，在贺兰县金山乡境内。沟口北边台地上高耸的拜寺口双塔，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方塔位于距沟口约10公里的贺兰山腹地，方塔未见文献记载，因其在拜寺沟内，又是方形，故名之为拜寺沟方塔。
我曾在贺兰山搞过文物调查，却偏偏未能到方塔脚下去欣赏它古老而又雄伟的姿态，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据说，有人到现场考察，说什么方塔的砖是明代的砖，拜寺沟内又有明代刻石，认定其为明代建筑。
用砖来作为断代的依据，看来是不科学的，现在已经证明，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方塔被炸后，在现场考察中，发现了墨书汉文和西夏文题记的塔心柱。
汉文题记是建塔发愿文。
部分文字为：“特发心愿，重修砖塔一座，并盖佛殿，缠腰塑画佛像，到四月一日立塔心柱，奉为皇帝皇太后万岁，重臣千秋，风调雨顺，万民乐业，法轮常转。今特奉圣旨……”
从这段文字可知，方塔不仅为西夏所建，而且是与皇族有关的建筑。
后来，又在塔心柱残片模糊的字迹中，辨认出“大白高国大安二年”等字。
这是非常重要的发现。
“大白高国”，即西夏国名，“大安”是西夏第三代皇帝秉常的年号，“二年”，当公元1075年。
这是方塔确切的始建纪年，是目前所知西夏古塔中惟一有具体纪年的高层佛塔。
这座历时920多年的古塔，历经兵资战火，地震破坏，风雨侵蚀，仍然保留到20世纪90年代，是多么不易！竟然毁于今人之手，怎能不让人扼腕痛惜！
被炸前的方塔
我要求发掘方塔废墟
千年古塔被炸，变成一片废墟，已是无可挽回的事实。面对这堆废墟，是否还能有所作为呢？
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中佛教文物的重大发现，贺兰县宏佛塔、拜寺口双塔天宫中西夏文物的重大发现，使我强烈地意识到在方塔废墟中也会有所发现。
第一，废墟中是否有西夏文物残存下来？
第二，方塔的建筑结构如何，是否类似法门寺有地宫？
第三，有塔就有庙，方塔周围是否还有其他西夏遗迹？
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考古发掘来解决。
考古，绝不是为了发古之幽思，满足人们某种感情的需要，而是为了研究历史，认识历史，古为今用。
考古界有所谓宋元以后不算“古”的说法，因为此后的文献资料较多，所以人们更重视宋代以前的考古。
但是，这不是绝对的。
国务院“图博口”的负责人、著名学者王冶秋曾经说：“西夏考古很重要，廿四史中没有西夏史，许多问题需要通过考古来解决，你们宁夏应承担起研究西夏的责任。”
西夏考古在被称为“绝学”的西夏学研究中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方塔废墟，在常人看来是一处残砖破瓦的堆积，在我看来，却是一座珍藏珍宝的宝山，又像是一座神秘的迷宫。我像着了魔似的想尽早挖开宝山，揭开迷宫。
当时，我已年近花甲，仍然主动提出发掘清理方塔废墟。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承担“领队”，于1991年8月、9月间实施了发掘。
这次发掘的成功，是西夏考古的又一次重大发现。
没有帐篷没有水
拜寺沟方塔考古，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田野考古，也是最为艰苦的一次。
考古所的孙昌盛、林海，贺兰县文化局的刘柏崇与我日日夜夜同甘共苦的战斗在一起。
贺兰县公安局为进一步寻找破案线索，也派金占科、陈清同志参加。
解放军某部高炮营的二十多名战士，承担了具体的清理任务，他们手捡、筐抬，将一座砖山搬掉了。
考古工作多在荒郊野外进行，免不了要雨里来，风里去，是比较艰苦的。但一般来说，住房、吃饭都不成问题。
然而，在方塔工地，运输、住房成了问题，连饮水也成了问题。
拜寺沟山大沟深，山道崎岖狭窄，沟内巨石横阻，犬牙交错，不仅汽车无法通行，连架子车也进不去。
沟内无人居住，是青羊野兽出没之所。村民们与沟内的联系，除步行外，惟有毛驴可用。
据说这条山道别处的毛驴是不敢走的，只有沟口村民的毛驴能走。
我们进出，人得步行，行李、工具、食品等的运送，当然只能靠这些宝贝毛驴了。
进入工地，住是第一要解决的问题。弱小的毛驴，难以驮起长达数米的钢架和沉重的篷布，住帐篷成了难以实现的奢望。
无帐篷住怎么办？
山里有的是石头，放羊娃用石头垒的窝，我们稍加扩充加固，顶部搭上苫布、油毛毡，就成了一处很不错的“房子”；砍点朽木，立上四根柱子，前后左右用苫布围住，顶上一篷，就住进去了；塔后山间，还有二三处自然岩洞，将青羊粪清扫后，也成了很好的居所。
我们过上了原始人的生活，大家开玩笑说：“虽不是茹毛饮血，却也穴居山野了！”
最令人头痛的是没有水。
过去，山沟里是有水的，否则塔呀、庙呀是不会建在这里的。但由于涵养水源的破坏，生态环境的恶化，早就断流了。
水在哪里？
距工地六七公里处，有直径不到两米、深数十厘米的一眼山泉，与村民几经讨价还价，以两桶水巧元的价格，用毛驴驮运。真是水比油贵。
有时因故水送不上来，8月的天气，骄阳似火，干活的人满身流“油”，却无水可饮，真不是滋味。
有时水供不上，还断过炊呢！至于没有洗脸水、嗽口水，更是常事了。
方塔区可能是西夏“五台山寺”故址
从拜寺沟口到贺兰山分水岭，长约巧公里的范围内，除沟口有大面积的西夏遗址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拜寺口双塔外，在沟内每隔数公里就有西夏遗址一处，从东到西依次有土关关、峡道、方塔区、南面台子、殿台子等多处遗址。
它们或在山间高台上，或在沟边台地上，面积大小不等，地表残砖破瓦和陶瓷残片随处可见，遗址前多有高低不等的石砌护壁。
这是贺兰山诸沟中西夏遗址最密集的山沟之一。
贺兰山是西夏的“神山”、“圣山”。西夏统治者在贺兰山大兴土木，建造离宫别墅、佛塔寺院、陵园寝殿，并派重兵设防。
贺兰山中仅有的3座西夏高层砖塔，皆在拜寺沟，而拜寺沟内西夏遗址又如此之多，说明拜寺沟在西夏时期是一处重要的地区。
拜寺沟众多的西夏遗址反映了西夏时期寺庙佛塔林立的状况，说明古代的贺兰山具有良好的生态环境。
方塔区是拜寺沟诸遗址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地区。
这里是山间盆地，呈西北一东南走向，海拔20米左右，方塔区四面环山，中通洪沟，林木茂盛，不似东部荒山秃岭、树木稀少的景观，给人以世外桃园的良好印象。
方塔位于沟北近山的台地上。在方塔西部，在沟南、沟北的台地上，都有大面积的西夏遗址。方塔下面，就有一处寺庙遗址，遗址前还残留着石砌台阶，是传统的坐北向南的格局。
这里居高临下，反映了其在方塔区的突出地位。
此外，在塔后山腰和沟南高台上，各有喇嘛塔基址一座。
塔后沿沟而上，高数十米处，还有两个自然岩洞，岩洞前有高数米的石砌护壁，沟间还残留砖砌台阶，说明这岩洞也是被利用过的，这里是僧人坐禅修行的绝好处所。
在遗址地表，砖瓦建筑材料随处可见，洪沟断崖也有遗迹可寻，有的地段还暴露出铺地方砖。
我们采集到瓦当、滴水和脊兽残件，其中部分是绿琉璃和蓝琉璃的。这些琉璃构件，釉色光亮，质地良好，制作精细。
从《西夏法典》规定的除寺庙、皇宫外，官、民宅第“不准装饰莲花瓣图案，禁止用红、蓝、绿等色琉璃瓦作房盖”的情况看，在西夏时期，这里的建筑规模很大，建筑规格很高。
据有关资料，西夏在贺兰山建有“佛祖院”、“五台山寺”、“北五台山清凉寺”、“五台净宫”等佛教寺院。
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对“五台净宫”的释义是“菩萨圣众现生显灵，神僧修契，民庶归依处，是善宫，野兽见人不惧”。
五台山在山西，是文殊师利的居处和显灵说法的道场，怎么贺兰山也有了五台呢？
我想文殊说法的道场设在山西五台山这是不能变的，西夏佛教徒要供奉文殊菩萨，但又无法到达山西，是否在这种情况下，便将贺兰山中的寺院定名为“五台山寺”呢？
曾经有人根据拜寺口双塔遗址，将其推断为“五台山寺”故址。
现在看来，似乎说“五台山寺”在方塔区更合适。
方塔区原是一个寺庙群所在地，它的规模与规格，是与“五台山寺”这样重要的寺庙相称的。
方塔区四面环山，环境幽雅，山间岩洞，密林掩蔽，似乎更适合“禅僧修契”之用。
被炸前的方塔
方塔是13层而不是11层
高耸的方塔倒塌后，成为篮球场大小的一片废墟，残砖堆得像座小山，横七竖八的木构件，散落在小山上。
我们首先清理废砖，然后发掘塔基。
过去认为，方塔为砖砌密檐式塔，高11层，正面每层出完。通过塔基的发掘，并参照原拍照片，证明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
原来，在塔后数十米的山坳中，有一条洪沟，数百年来，冲下无数巨石，逐渐沉积下来，竟将方塔下部两层淹没。
由于没有起重设备，难以将塔周围的巨石起出。
于是我们在清理废砖后，沿塔体前壁和西南角向下挖掘。
挖到7米深处，才将前壁完全暴露出来。
又在壁面正中，发现一个“门”形盗洞，循此进人塔心，挖到塔基，从而搞清了方塔的基本结构：方塔不设基座，直接建在块石砌筑的地基上，块石之间灌以黄泥浆。
塔心中央，有一个直径1.4米、深2.1米的圆坑，是立塔心柱的。
坑壁是块石垒砌的，是在砌筑地基时预留的。
塔下没有人们所关心的“地宫”。
塔体以塔心柱为中心，全部用砖逐层压茬实砌，黄泥作浆，其内部不用残砖破瓦填充，从而提高了塔体的整体性和坚实性。
西夏以来，宁夏地区多次发生强烈地震。但方塔在被炸毁之前，除塔刹残损外，塔身基本完好，不能不与塔的结构有关。
我们采集到白灰墙皮残块，厚的多达四层，有的墙皮上有红绿彩绘。
据分析，内层应是西夏的，其余各层，是西夏之后历代修饰的。
方塔为实心，但在第3、第10、第12三层，各有一个方形塔心室，塔心柱贯穿其间，向南有方形窗口。
从照片上可以看出，除此三层外，其余各层都是影塑的直权假窗，而不是过去所说的佛龛。
我国古代的建筑布局和结构，因时代不同而有所变化，古塔建筑也因时而异。
最早的古塔，受传统高层楼阁建筑的影响，多为方形木塔。
到了唐代，仍以方形为主，但已多为砖塔、石塔。
降及两宋辽金，已是八角形塔的“天下”。
拜寺沟方塔，塔身直接起于地面，不设基座，塔檐是简单的叠涩出檐，而无繁褥的佛像雕饰，勾缝不用白灰，而是黄泥作浆，甚至于直贯全塔的塔心柱，南壁每层影塑直权假窗等，都具有早期古塔的特点。
西夏党项贵族，从唐末割据夏州（今陕西横山白城子），到宋朝建立西夏，深受传统中原文化的影响。
《宋史·夏国传》载：西夏“设官之制，多与宋同，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曲，则唐也”。宋代的记载，基本属实。
拜寺沟方塔建筑的平面布局结构，从一个侧面说明唐宋文化对西夏的影响。
西夏考古史上一次重大发现
在方塔废墟里，能否清理出西夏文物，特别是重要的文物呢？说实话我们不敢有大的奢求。
但是出入意料地，在废墟中竟清理出包括整本西夏文佛经在内的一批珍贵文物。
我们的清理工作，主要是搬砖，并在砖缝里找东西。清理了六天后，终于发现了文物。
随着清理范围的扩大，文物的品种和数量也在增多。
这些文物有西夏文木牌、铜铎、木刀、丝织品、舍利子、麻绳、钱币、模制小泥塔、小泥佛、西夏文和汉文文书、佛经等。
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小泥佛，约有五千多个。
这些文物出土于废墟中部，同黄土、树枝、鸟粪、鸟骨混杂在一起，压在厚约一米的残砖下。
据分析，这批文物原来珍藏于第10、第12两层的塔心室中，由于塔心室南向开口，未完全封闭，千百年来，这里也成了鸟巢。
据现场判断，方塔被炸时，并未四处开花，而像定向爆破一样，倒向地势较低的前方，塔体受到强烈的震动而分解，一部分砖压在文物上，使文物未遭到更大的破坏。
真是万幸。
最重要的是文书、佛经。
这次出土的文书、佛经，有西夏文、汉文的；有刻本，有写本，还有版画；有经折装的，有蝴蝶装、卷子装的，还有零星散页，计有数十种，内容十分丰富。
其中墨书西夏崇宗贞观年的圭形木牌、版刻汉文仁宗仁孝皇帝乾箱十一年的发愿文、长达5.74米的西夏文草书长卷、版刻佛画、成本的西夏佛经、汉文诗集等，都是少见的十分珍贵的西夏文献。
1909年，俄国探险家柯兹洛夫在内蒙古额济纳旗黑城，发现了一批西夏文、汉文的西夏文献；1917年，灵武知事余鼎铭在灵武发现了一批西夏文佛经。
这是两次西夏文献的重大发现。
方塔的西夏文献，是继黑城、灵武之后，西夏文献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也是西夏考古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出土时的《吉祥遍至口和本续》
我国最早的木活字印本
方塔出土的西夏文献，以佛经为主。
其中有我们比较熟悉的（华严经》，而更多的则是从未见过的，如《吉祥上乐轮略文等虚空本续》、《初轮功德十二渴》、《出有坏母亲心咒》、《是树撅咒》等，是连经名也念不顺口的，更不要说理解其文义了。
后来才知道这是藏传佛教密宗经典。
联想拜寺口双塔、宏佛塔，都发现了属于藏传佛教的唐卡、木雕等，使我强烈地意识到藏传佛教对西夏的影响和吐蕃文化对西夏文化的影响。
不仅如此，据研究，西夏对藏传佛教传人蒙古，曾起过一定的桥梁作用。
方塔出土的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因其是完本，又是印本，有9册之多，而备受关注。
翻译经名、题款后，知其译自藏文，是地地道道的藏传佛教密典。
仅从形式上看，这部经就是西夏文化（西夏文字）、吐蕃文化（藏密经典）和中原文化（印刷术）完美结合的载体，是古代各族人民互相学习，共同进步的历史见证。
据研究，这部佛经在西夏文佛经中是海内外孤本，虽为西夏文，却是藏密经典的最早刻本（藏文佛经晚至明代才有刻本），还可能是藏密经典中此经的惟一传本。
这些认识，涉及西夏学、版本学、印刷史、佛学、藏学等诸种学科。
这些学科，对我这个搞考古的来说，似有班门弄斧之嫌。
但是，我都搞了都涉猎了，并写成文章，发表在中央一级学术刊物上。
这其中的甘苦，自不待说的。
如果我们不放开视野，作多方面的学习和探索，面对这部佛经，除了说它是考古发现的一部西夏文佛经外，还能说明什么呢？
我在探索中深切体会到：研究就是学习，不学习是什么都研究不出来的。
印刷术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按一般说法，雕版印刷始于隋唐之际，活字印刷创于宋元时期，是北宋毕异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首创了木活字。
经过反复论证研究，我们终于搞清了《本续》这部西夏文佛经不是版刻，是活字；不是泥活字，是本活字！
这项成果引起了有关方面的重视。
1993年，我应邀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印刷博物馆”的奠基仪式和“第一届中国印刷史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宣讲了论文要点。
我的论文《中国最早的木活字印刷品—西夏文佛经（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在1994年《中国印刷》第2期发表，被舆论界称为是“本世纪印刷史上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1996年11月6日，文化部在北京组织专家鉴定，确定这部佛经“为西夏后期（12世纪下半叶）的木活字版印本”，“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最早的木活版印本实物，
它对研究中国印刷史（特别是活字印刷史）和古代活字印刷技术具有重大价值”。
1997年6月19日，新闻出版署又授予我印刷界最高奖—“毕异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