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580---643)，字玄成，馆陶(今河北馆陶)人，一说巨鹿下曲阳(今河北晋县)人。唐初治家，少时丧父，家贫，但胸怀大志，喜好读书，曾出家为道士。隋末参加李密的瓦岗军起义，后随李密归唐，又为窦建德俘获，任起居舍人。
窦建德死后，他为李渊太子李建成信重，任太子洗马。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即位，喜欢他的直率，擢为谏议大夫。他为太宗参谋国事，遇事进谏，所提意见贯穿一条“居安思危、节奢以俭”的主导精神，魏征口无遮拦直谏领导，对太宗贞观年间的政治清明大有裨益。
太宗登位以后，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隋亡为鉴，密切地注视着民心、民情和民意，紧紧地团结周围的文武大臣，先后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政策：减少苛捐杂税，不过分奴役和压迫农民;严惩贪官污吏，奖励功臣良将;重视科举取士，选拔统治人才;革除弊政，励精图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不断改进统治方法，等等。在短短的数年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经济和文化也随之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史学家们把这一段历史时期誉之为“贞观之治”。
太宗登位以后，从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以隋亡为鉴，密切地注视着民心、民情和民意，紧紧地团结周围的文武大臣，先后实行了一系列比较开明的政策：减少苛捐杂税，不过分奴役和压迫农民;严惩贪官污吏，奖励功臣良将;重视科举取士，选拔统治人才;革除弊政，励精图治;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不断改进统治方法，等等。
在短短的数年时间内，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经济和文化也随之得到较好的恢复和发展，出现了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良好社会风气。史学家们把这一段历史时期誉之为“贞观之治”。
但再开明的皇帝，毕竟身为九五之尊， 有时对于违逆自己的人难免怒火中烧，恨不得杀之而后快。魏征就曾因据理力争而使唐太宗恨不得杀了他。一次罢朝后，太宗大骂：“会须杀此田舍翁。” 意思是， 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把这土地主给宰了。
长孙皇后一听这话， 忙问是谁让太宗如此气愤。 太宗答道：“这个魏征狗胆包天， 老是在朝廷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跟我争，简直是羞辱我。”但是， 贤明的长孙皇后却笑着向太宗道贺， 说道：“我听说君主圣明大臣才会直言，现在魏征直言，恰恰是因为您圣明的缘故。”
太宗听了， 觉得“主明臣直”的确是有道理，而且长孙皇后言辞之间还把太宗给夸奖了一番，于是由怒而喜，不再对魏征耿耿于怀了。
魏征入朝为官之后，始终秉性忠直，仗义执言，只要是不利于江山社稷的，必定要站出来说话，甚至不惜犯颜进谏。唐太宗也拥有难得的气量，敢于重用魏征，先后提升他为秘书监、侍中、宰相，并封为魏国公。玄武门之变后，唐太宗仰慕魏征的才华，召他入朝
面对太宗的怒斥，魏征坦然说道：“太子如果早听我的忠告，绝无今日!”这种直率的态度不但没有让魏征获罪，反而赢得了太宗的好感，使他成为太宗的近臣魏征是李世民的左膀右臂，他们的关系，是君臣，也是朋友。当然也有不和谐的时候，但是，魏征总能轻而易举的把不和谐变为和谐。就连太宗自己都说：魏征，朕所畏惧者也。
魏征一生进谏无数，深得李世民信任，魏征死后，太宗如丧考妣，恸哭长叹，说出了那句千古名言：“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其墓碑更是李世民亲自书写
贞观十六年(642)，魏征染病卧床，唐太宗派人探望。魏征一生节俭，家无正寝，唐太宗立即下令把为自己修建小殿的建筑材料，全部为魏征建造大屋。公元643年，魏征病逝家中。太宗亲临吊唁，痛哭失声，说：“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我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
今魏征殂逝，遂亡一镜矣。”并亲书碑文。魏征葬礼按其遗愿，极其简单。魏征去世后，因魏征曾经举荐过先后被黜戮的中书侍郎杜正伦和吏部尚书侯君集，称赞他们有宰相之才，李世民便怀疑魏征私结朋党。加之又有传闻，说魏征生前曾自录下给皇帝的谏词，给当时记录历史的官员褚遂良观看，李世民更加火冒三丈。他不仅取消了衡山公主许配魏征长子魏叔玉的婚约，而且在魏征死后半年尸骨未寒之际，下令推到了魏征的墓碑。
贞观十八年初，李世民君臣在商议是否对高丽用兵时，再次提到已经去世一年多的魏征。李世民自负地说，魏征生前劝他不要东征高丽是个错误，事后他很快后悔了。之所以没有再提这件事，主要是怕堵塞进言渠道。
李世民东征高丽失败后，耳边重又响起自己大言不惭地批评魏征的话，不得不对群臣说出了“如果魏征在，决不会让我有今天”的反省话，一边承认错误，一边又下令重修魏征墓，并且让魏征的儿子承袭了国公的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