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炎武，字宁人，初名继绅，后改名绛，明清鼎革之后改名炎武，或署名蒋山傭，学者称呼他为亭林先生，尊他为一代通儒：
昆山顾宁人先生，生长世族，少负绝异之资。潜心古学，九经诸史略能背诵。尤留心当世之故，实录奏报，手自抄节，经世要务，一一讲求。事关民生国命者，必穷源溯本，讨论其所以然。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出必载书簏以随，旅店少休，披寻搜讨，常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当代文人才士甚多，然语学问，必敛衽推顾先生。凡制度、典礼有不能明者，必质诸先生；坠文、轶事有不知者，必征诸先生。先生手画口诵，探原竟委，人人各得其意而去。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
顾炎武生于万历四十一年，卒于康熙二十一年，享年七十岁，
他少年时候便正直不阿，廉洁自持，不与俗人交往，交往之人都是复社的鸿儒。他出生于江东望族，幼年过继给去世的堂伯顾同吉为嗣，嗣母王氏十六岁开始未婚守节，抚养顾炎武成人，嗣母将他视若己出，母子二人相依为命。
满清入主中原之后，他联合黄宗羲、王夫之、孙奇逢等人，谋求恢复明室，他奔走四方，不仅求助于明朝旧臣，而且派人前往日本、越南等地，寻求帮助。
他曾经在吴江起兵，兵败后，逃回昆山。嗣母在常熟避难，听说国变，绝食殉国，遗言告诉他勿事二姓。
明宗室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召他出仕，彼时他的母亲尚未安葬，“不果往”。
顾炎武有世仆名陆恩，背叛主人，投靠当地豪强叶嵋初，两人且图谋以“通海”之罪名控告顾炎武。顾炎武回昆山，数落陆恩之罪，并将陆恩沉降而死。
陆恩女婿复投奔叶嵋初，并且用千金贿赂太守，私下将顾炎武绑架关押，情况十分危急。当时士林震动，最后顾炎武一案才得以移交松江府审理，顾炎武以“杀有罪奴”为由投入大牢。
顾炎武的朋友想将顾炎武从牢中救出，只好向南方文坛领袖钱谦益求援。朋友虽然明知顾炎武不会同意，还是代顾炎武“私自书一刺与之”。
顾炎武知道后，急忙要回书帖，而钱谦益不与，顾炎武只好“列谒通衢自白”。钱谦益知道顾炎武的这一举动之后，笑着说：“宁人之卞也（顾严武也太心急了）。”
顾炎武出狱之后，萌生隐退之意，这一年他四十四岁。
竖年，他游历鲁、豫、陕、赵诸地，并且曾想在章丘置地，因为此地太湿润而作罢。马援、田畴皆从塞上立业，于是他想在代北安居，并说：
使我泽中有牛羊千，则江南不足怀也。
于是在雁门之北、五台之东开始开垦田地，又遇到天寒的问题，他就将田地留给门人，自己再次出游。顾炎武六十七岁那年，终于定居陕西华阴：
谓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他邦少有。而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
由此可知，顾炎武虽然过着游学隐居的日子，依然心系旧国，只不过这种情感没有直抒胸臆，只是流淌于字里行间而已。
顾炎武有两个外甥，家贫之时，曾经受过他的救济，等到家中富贵之后，想把顾炎武从陕西接回昆山，顾炎武拒绝了，别人问他为什么，他回答说：
昔岁孤生，飘摇风雨。今兹亲串，崛起云霄。思归尼父之辕，恐近伯鵉之竃。且天奈蒙蒙，世尚滔滔。犹吾大夫，未见君子。徘徊渭川，以毕余生足矣。
顾炎武妻子卒于昆山后，他对着妻子灵位痛哭流涕，写诗哀悼：
贞姑马鬣在江村，
送汝黄泉六岁孙。
地下相逢告父姥，
遗民犹有一人存。
这个时候，顾炎武已经六十八岁，他虽然不像王夫之一样，为了逃避晚清的剃发制度而辗转于少数民族居住的山洞之中，但是一直都以大明遗民自居，“地下相逢告父姥，遗民犹有一人存”，读到这两句诗，不禁惹人落泪。
壬戌正月，顾炎武卒于曲沃。
明末的众多学者，固守理学藩篱，而顾炎武虽然受到影响，但是对理学却大家抨击，《日知录·卷一》“艮其限”条目下写道：
学者之患莫甚乎执一而不化，及其施之于事，有捍格而不通，则忿懥生而五情瞀乱，与众人之滑性而焚和者相去盖无几也。
《日知录·卷十八》“心学”条目下写道：
愚按，心不待传也，流行天地间，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心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人之贤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乱，皆于此乎判。此圣人所以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间，而相传以执中之道，使无一事之不合于理，而无有过不及之偏者也。禅学以理为障，而独指其心曰“不立文字，单传心印”。圣贤之学，自一心而达之天下国家之用，无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达，人人所同，历千载而无间者。
仅仅这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顾炎武的认识在明末诸位儒生之上，卓然而为一大家矣。
顾炎武论学，一为“体己有耻”，一为“博学于文”。
“体己有耻”上述拒绝钱谦益以及拒绝南归已经有所展现，而最能展现他的这个学问态度的，是召见他修明史时的做法。
清廷定鼎之后，决定开馆修明史，任命湖北孝感人熊赐履为主管。熊赐履早就知道顾炎武的大名，于是修书一封恳请顾炎武前来修书。
作为明末遗民，顾炎武在回信中说：
原以一死谢公，最下则逃之室外。
可是明史馆同乡仍不死心，顾炎武又写了一封回信，言辞更加激烈：
先妣未嫁过门，养姑报嗣，为吴中第一奇节，蒙朝廷旌表。国亡绝粒，以女子而蹈首阳之烈。临终遗命，有“无仕异代”之言。故人人可出，而炎武固不可出矣。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死殉之矣。
顾炎武身处于乱世，所以学问自然和自己的经历产生联系，他在给他人的心中就提到了这一点：
目击世趋，方知治乱之关，必在人心风俗。
所以，顾炎武的谈论历史的时候，尤其注重风俗。
他“重节义而轻文章”，由此对东汉蔡邕大加贬斥，“东汉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邕始”；他“严别流品”，从而极力诋斥李贽，“自万历季年，缙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他倡议耿介，“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
他关于风俗的论断之中，最著名的论断就是“亡国”与“亡天下”之辨：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 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 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 保天下者, 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耳矣。
可惜这样的一位大学者，后人并不能完全的理解，后来有人说顾炎武为“清学”开山，极力推崇他的“博学于文”，但是对于他的“体己有耻”，却鲜有人推崇，后者却是他用生命践行的学术理论，如果顾炎武泉下有知，会不会一声长叹呢？
但是终究有人能够理解顾炎武，清代大儒全谢山曾感慨道：
宁人身负沉痛，思大揭其亲之志于天下。奔走流离，老而无子······后起少年。推以为多闻博学，其辱已甚······斯言也，其足以表先生之墓矣夫。
顾炎武一生著述颇丰，而平生最得意者为日知录。
日知录是顾炎武的读书心得，这也并非是顾炎武独创，南宋王应麟就有《困学纪闻》；顾炎武之后，钱钟书《管锥编》便继承了这种体裁。
日知录一共三十二卷，顾炎武自己非常看重这部作品，称“平生之志与业皆在其中”。关于日知录的写作时间已经不可考，在自序之中，顾炎武写道：
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东吴顾炎武。
可惜我们今天看到的日知录并非是定稿，不是因为定稿丢失，而是因为顾炎武直到生前那最后一刻仍在修改。他的弟子在他殁后害怕老师一生心血付之东流，顾炎武刚去世就开始收集手稿，并且在顾炎武殁后的十几年，他的作品就陆续的付梓了。
和顾炎武齐名的王夫之在晚年写下一首词：
斜月横，疏星炯。不道秋宵真永。声缓缓，滴泠泠。双眸未易扃。
霜叶坠，幽虫絮，薄酒何曾得醉。天下事，少年心。分明点点深。
词中表达的悲凉心境何尝不是在写顾炎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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