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五花八门的诗词节目走红之后，大小媒体纷纷撰文曰：当下中国兴起了一股古诗词风。有一些高端的文学派对亦同步发声：“才女”这个头衔被意淫了，全民读诗运动早已走偏了路。时隔几个月，当日名噪一时的诗词节目们日渐过气，文坛的烽火硝烟也大概散尽了，于是，冷静思考的时候也该到了。
且不说吹起的这股古诗词风是正是邪，以“古诗词”冠之实在不妥。时下更多为人瞩目的，不过是唐宋诗词罢了，和“古”字不沾什么边儿。如果说，盛唐诗词是热门文学，相较而言，被全民抛掷脑后的先秦文学可谓是十足的冷门了。
别的不言，诗词大会上小才女脑中迸出的那一句“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竟也能引起包括略有诗词素养的评委在内的台下人物惊叹不已，这实在让人大跌眼镜。由此看来，先秦文学在当下有多受冷落？我今天撰写此文，当然不止是为先秦文学的传播窘境而诉冤，更多的是希望借此噱头还原先秦文学的真面目。
倘若唐宋诗词是一口好肥肉，那先秦文学就是一块硬骨头。这块骨头不仅硬在晦涩难懂，神秘玄奥，让初读者退避三舍，也硬在充斥着浓浓的哲学气息。所谓诸子散文、诗经、楚辞、卜辞易传、神话传说，无一个不发人深思，直若西方之荷马史诗。与西方文学相比，中国文学自带一分神秘的气质，而其中第一流、最上乘的作品，不得不提《楚辞》。
都知道《楚辞》历来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集”，自从面世以来，就在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谱系上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楚辞》中的诗歌，虽一度被北方统治者视为“蛮夷之语”，难以与《诗经》相抗衡，它却如郑振铎所说：“像水银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着、激动着无数的后代的作家们。”
然而，那些费却毕生心血研究《楚辞》的学人每每发出“读庄易，读骚难”。读老庄之学，心悟而已；而读离骚之语，如蒙披薄雾，难以全悉。《楚辞》中最难心解者，唯《天问》也。
古来学人中佼佼者，如司马迁、刘向、扬雄，殊不能尽知其意，后来者如朱熹、戴震、丁晏，虽亦学际天人，终不能通解，以为“天学”。
天问之学，无首无尾、无伦无次、无断无案，如一盘散沙，却又横亘人间天上。学者陈子展坦言：我们今天距离完全读懂《天问》的日子还很远，可谓是肺腑之语。
《天问》所及，从宇宙之本源，到阴阳之俱化；从天地之构造，到星辰之往亘；从天地之晦明，到人世之更迁；从九州之山川，到八方之湖海；从四时之迭替，到万物之生死……几乎天上人间，无所不纳。
《天问》之问，非典籍烂熟于心者，安能发此大问乎？屈原作为一个九死而不悔的人物，对真理之执著可见一斑。面对未知的天地，不像庄子抛出“以有涯之生随无涯之知，殆矣”，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就凭这句话，屈原早已超出了一个士大夫和诗人的身份，他更不失为一个哲学家。宇宙的面貌和万物的兴衰，是他着眼的问题。他像所有上古时期的那些哲人一样，仰观天象，俯察地理，穷万物之本源，在一篇《天问》中，林林总总地发出了一百七十余个大大的问号。“天问”者，天地间之大问也。读之，仿佛看到一个身着奇服，行为高蹈出世而不愿从俗的狂人行走在昊天旷地之间，思索着宇宙间所有难解之谜题。
他问：
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
冥昭瞢暗，谁能极之？冯翼惟象，何以识之？
甫一开篇，就直抵全人类都为之困惑的问题：宇宙到底是怎样生成演化的？天地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天地有没有开始的时间，又有没有终结的时候？一切都混沌迷蒙，谁能回答这些疑问呢？
在屈原之前，老、庄、孔、易都曾思索过这个问题，认为天地有始有终，道先于天地而存在。但作为诗人的屈原，并未给出自己的答案。他说，一切都混沌迷蒙，焉能分辨呢？
他继续发问：
明明暗暗，惟时何为？阴阳三合，何本何化？
圜则九重，孰营度之？惟兹何功，孰初作之？
斡维焉系，天极焉加？八柱何当，东南何亏？
九天之际，安放安属？隅隈多有，谁知其数？
天何所沓？十二焉分？日月安属？列星安陈？
出自汤谷，次于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几里？
是谁在暗地里安排着昼夜的交替？它又如何控制昼夜的时间？阴阳演变，万物生化，这一切的依据都是什么呢？传说天有九重，又是谁去度量的呢？即便有，如此巨大的工程，却又是谁筑成的呢？是谁在星夜操纵着北斗七星的结构？天这么大，有没有边际呢？传说天有八山为柱，那八个擎天巨柱又在哪里呢？又传说地陷东南，但大地的东南角为何倾塌呢？天与地到底是怎样相连的？天地既合，那么多的边边角角，谁能左右周全？天和地到底是在哪里交会的，又是如何划分的？日月天体如何连属？众星列陈究竟何如？太阳早上从汤谷出来，夜晚在蒙汜栖息，那么，从天亮直到天黑，所走之路究竟几里？
纵读屈原的这一系列发问，不禁感慨，如果当初不恨赴湘流，葬身鱼腹之中，恐怕他就要成为中国第一位，和世界上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了。虽是顽话，屈原所思考的深度，在当时恐怕绝无仅有，连诸子百家都不敢妄谈的问题，被他问遍了。
他思索太阳运行的轨道、月亮的周期、天体星辰的构造规律、白昼与黑夜的周期性变化、南北极、北斗七星，倘若没有惊人的才华、非凡的学识、深入的观察和丰富的想象力，安能仰天俯地，发出如此大问？
在屈原之前和所在的时代，在相当悠久的年月里,人们所意识到的世界,是神的世界,是为神所统治并且是神在那里活动着。但屈原跳脱了神话的束缚，他虽有着诗人的浪漫情怀，更有着学人的理性，问得铿锵掷地，有理有据。可以说，他是中国神话时代少有的明眼人。
屈原的精神，不就是人类在追求自然真理过程中所应用的精神么？他本着怀疑和否定的态度，向天神发难，向神话发难，也向他所在的那个时代发难。
薄暮雷电，归何忧？厥严不奉,帝何求？
伏匿穴处，爰何云？荆勋作师，夫何长？
《天问》的最后，是向时代发问。读之，我想到了《黍离》中的那位士大夫，在东周覆亡之后，一个人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独立于苍茫天地之间，面对着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困境。这样的大悲，人世间是懒得回应的，故他只有向上天发问：“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但谁都知道，这是一种失望的呼号，与其像后世陈子昂一样独怆然而涕下，屈原宁愿选择了赴湘流而去，带着对人类命运的忧思。
洋洋数问，从天地到神话，从历史到人事，纵横捭阖的《天问》就像是一部无所不包容的通史一般。这没有答案的问题，正是古往今来人人关心的事情。不读之，此生悔矣。
文/玄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