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功于《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现代人对于三国这段历史并不陌生，其中，“三国鼎立”不仅是小说中的高潮，更是一个值得我们深刻探讨的问题。
我们比较一下三国三个君主称帝的时间，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公元220年曹丕代汉，紧接着221年刘备称帝，但到了八年之后，孙权才称帝建立吴国。我们都知道，诸葛亮《隆中对》中讲到过，“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基业稳固。
可以说，在三国之中，吴国的疆域与统治是最早形成的，但称帝的时间反而最晚，尤其是魏、蜀两国都已经称帝的情况下，孙权为什么迟迟没有迈出那一步呢？
曹丕：献帝重托，实难拒绝
首先，我们来说说曹魏政权。大家都知道，曹魏取代东汉是通过禅让的形式，所谓禅让，名义上是仿照上古时期的圣王，传贤不传子，把天下让给更有德行的人。
因此，表面上看来，汉献帝主动把皇位让给曹丕，整个仪式有很强的表演性，为了表示谦虚，曹丕还不能立刻接受皇位，要推让好几次，起码“三让乃受”，也就是推让三次，显示出自己是为了天下苍生的福祉考虑，才勉强接受皇位的。
我们当然都知道这是一场虚伪的戏剧，汉献帝无疑也是在威逼之下才被迫配合这场演出。正是因为现代人看穿了其中的虚伪，便很少去关心这场戏在当时对人们意味着什么。
中国古代王朝更替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革命，一种是禅让。其中，相比于革命，禅让要微妙得多，汉献帝之所以要把皇位让给曹丕，名义上是因为曹丕更具有德行，人心归附，因此拥有了统治天下的资格。这实际是汉献帝的无奈之举，试问谁愿意将祖宗打下来的天下拱手让人。
当然，曹丕“三让乃受”的成功自然少不了其父曹操为他做好的铺垫。对于曹操是否有取代汉室的野心历来有很多争论，但这种对于个人心理的揣度，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都很难在学术的层面上加以验证。
自从公元189年董卓进京之后，东汉的统治实际上已宣告瓦解，从建安初开始，曹操便控制了汉献帝，尤其当他在官渡之战击败袁绍、统一北方后，独揽朝政，可以说已经具备了取汉而代之的外在条件。
我们看到曹操做了一系列铺垫的工作，比如说封魏公、加九锡（九锡实际上是皇帝才能够使用的九种礼器，包括车马、服装等等），最后进爵魏王，一步步地逼近皇位。
但终其一生，也没有迈出称帝的最后一步，直到公元220年，曹操去世之后，他的儿子曹丕才取汉而代之，东汉王朝名义上又延续了30多年。
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在当时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呢？我们综合蜀国和吴国的建立便可明白其中的意义。
刘备：我乃汉室血统
相比曹丕代汉过程，刘备称帝更为顺理成章，缘起自身血统——是汉王室的远亲，自称是中山靖王刘胜之后。
尽管血统上疏远，而且有些可疑，但这个身份给刘备带来了很大的便利，恰逢当时有谣言说汉献帝已经被曹丕所杀害，作为汉的宗亲，刘备自然有复兴汉室的权利与责任。
孙权：戏都让人家演完了，只能慢慢逆袭了
三国之中，称帝最为不易的当属吴国。孙权，在原来的汉官僚系统中爵位不高，仅被封为南昌侯。孙权袭杀关羽，夺取荆州之后，孙刘联盟破裂，为了防止受到两面夹击，在刘备可能复仇的情况下，孙权一度向曹丕称臣。
对于给予归降的孙权什么样的待遇，曹魏政权中曾经有过激烈的争论，刘晔（魏国著名的战略家）便反对封孙权为吴王，他的理由是孙氏尽管三世据有江东，但他仅仅是汉的南昌侯，所以他和江南的老百姓并没有君臣的关系。
所以刘晔主张可以封孙权为万户侯，但绝对不能封王，“王”距离“皇帝”仅一步之遥，封孙权为吴王其实给他日后称帝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台阶，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刘晔是有先见之明的。
从曹丕、刘备和孙权称帝时间先后不难看出一些端倪，曹丕是通过“禅让”代汉，刘备则打着“复兴汉室血统”的旗号称帝，而孙权久不称帝原因则是既无汉室血统，又无献帝“禅让”，虽手握重权，却无一个称帝的“支点”。
事实上，在皇权转移的过程中，如何恰当地表现“天命有归”的正当性，其意义不下于对实际权力的操控。表面上看起来，这些政治话语的构建只是对于权力的一种缘饰、一种装点。
三国时期战略形势示意图
但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丧失道德合法性的政治权力是没有办法长期维持的。另一方面，当然如汉献帝那样，仅仅具有合法性，而缺少支撑它的实力，当然也会瓦解，这点恐怕是现代人读史的时候多少会忽略的一面。
其实，如果我们把“皇权”这个概念，进一步分解为“权力”和“权威”两个不同的层次，可以看得更加清楚一点，汉王朝实际的统治在黄巾之乱后已经宣告瓦解。
但是汉的政治权威则维持了更长的时间，这便是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意义所在，也是为什么要通过“禅让”的方式来实现汉魏易代，因为汉在当时人看来具有很强的正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