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
─《史记·鲁周公世家》
熟悉一些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周公"求贤若渴"的形象深植人心。但史书上记载的"握发吐哺"真的发生过吗？会不会是文学家的创作？如果是真的，那周公"捉发吐哺"要接见的对象究竟是哪种人？我们后人所知道的历史，都是通过古人的纪载了解的，这当中是否会有美化、丑化，甚至神化呢？
周公"握发吐哺"的故事是真还是假？在下认为应该是假的。毕竟夏商周都是封建国家，是个重视血缘更甚于能力的时代，周公不太可能、也不太需要如此求贤若渴。直到春秋战国，封建瓦解后，才出现贵族没落、平民崛起，进而以"才能"为用人的标准。因此这则故事，或许可能是后人的捏造的吧！？
首先，周公的"握发吐哺"，最早出自汉文帝时的博士韩婴所编纂的《韩诗外传》：
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诫之曰："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吾闻德行宽裕，守之以恭者荣；土地广大，守之以俭者安；禄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贵；人众兵强，守之以畏者胜；聪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善；博闻强记，守之以浅者智。夫此六者、皆谦德也。夫贵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谦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纣是也；可不慎欤！……"
这段文字与司马迁在《史记》中的叙述相似，而晚于司马迁的刘向也曾在《说苑‧敬慎》中引用了一样的故事：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辞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于鲁，将辞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无以鲁国骄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于天下亦不轻矣。然尝一沐三握发，一食而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
刘向所编纂的《列女传》中，在〈鲁季敬姜〉这篇文章中，敬姜也曾用周公的故事来告诫孩子：
敬姜召而数之曰："昔者武王罢朝，而结丝远绝，左右顾无可使结之者，俯而自申之，故能成王道。桓公坐友三人，谏臣五人，日举过者三十人，故能成伯业。周公一食而三吐哺，一沐而三握发，所执贽而见于穷闾隘巷者七十余人，故能存周室。彼二圣一贤者，皆霸王之君也，而下人如此。…"
上述几则资料都出自于西汉，在此之前几乎没有留下任何纪录，或许这与秦王朝的焚书有关，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握发吐哺"这个典故，是西汉学者依据"周公"的形象创作出来的事迹。在刘向的《列女传》中，除了原本的"握发吐哺"外，还加上了"所执贽而见于穷闾隘巷者七十余人，故能存周室。"但依照我们的历史常识，西周是重视血缘的时代，怎么可能会让周公委身去穷闾隘巷找个没有血统背景的人呢？这应该是春秋战国时代，那个礼崩乐坏、贵族没落、平民崛起的时代，才有可能出现的情况才是。
所以，关于周公的"握发吐哺"，如果不是西汉文人的创作，周公所接见的也应该是个部族的首领，或至少有贵族身分的人，而不是我们印象中那种有能力却出身低贱的普通人。
回到最初的史料：《韩诗外传》来看，这段文字是周公用来告诫儿子：对待"士"不能骄傲，就像他自己抱持着"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态度，都还是很害怕失去天下的"士"一样。然而，西周所谓的"士"，是指贵族中最低阶的一层，而不是后世所认为的"读书人"。因此，周公当初应该是告诫儿子，到了封国，即使是对下层贵族，也不能不慎重。至于那"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总感觉只是用来比喻，而非事实。
但这段文字到了司马迁的《史记》中，却被改成了"我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犹恐失天下之'贤人'"，为何司马迁把《韩诗外传》中的"犹恐失天下之士"换成了"犹恐失天下之贤人"？从司马迁把原本强调血统的贵族身分（士），改成重视德行的贤人来看，司马迁应该是认为如此的变更，更符合我们心目中周公"求贤若渴"的形象。其后刘向所编辑的《说苑》也延续了这样的说法，甚至刘向在《列女传》中加强说明周公甚至是"所执贽而见于穷闾隘巷者七十余人"，也就是说周公不只接见了贤能者，还亲自去拜访那些居陋巷的贤能者，在在强化了周公"求才若渴"、"求贤若渴"的印象。也因此曹操在他的那首著名的《短歌行》中才会提到"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但回到西周时期的周公，他当时的原意明明只是要儿子不能用骄矜的态度对待"士"。
由这段文字叙述的演变，更可以感受到历史的有趣之处。因为我们所知的历史，大多是过去的人所留下来的纪录。但过去的那些人不一定是亲眼看到，或亲耳听到的，因此难免多少会有加油添醋或是依个人好恶删减的情形。因此如何透过可能被美化或丑化过的史料，看到真实的过去，恐怕就得靠史学家们的历史之眼来还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