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徵，现作“魏征”隋唐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和史学家，因直言进谏，辅佐唐太宗共同创建“贞观之治”的大业，被后人称为“一代名相”。唐太宗李世民与他的“明镜”魏征，在历史上算是“明君贤臣”的典范了，他们的故事亦被传为美谈。
不过，从这对君臣融洽关系的背后，却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秘辛。历史的真相却是：在当时的政治、经济、民族等问题的影响下，李世民与魏征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后人理解的那般融洽，反而十分微妙。
武德九年六月，李世民在政变中除掉了自己的亲兄弟李建成和李元吉，后来，又将李氏旁支的子嗣诛杀殆尽，夺取继承权。没过多久，李渊便碍于压力传位给了李世民，被李世民架空成为了太上皇。李世民当政后，做了不少“善后工作”：
首先，为了确立自己登基的合法性，他翻看国书，篡改国史，向天下人灌输自己享有正统继承权的歪理。
其次，李世民为了缓和自己与反对势力的敌对关系，同时，减轻杀兄逼父的心理压力，他启用了一大批早年效忠于太子李建成的旧臣，堵住天下之人的悠悠众口。
尤其是魏征，原本他就已经是东宫重臣，李世民在登基后，立即赐魏征高官厚禄，将他拉拢到身边。
那么，为何李世民会对以魏征为首的东宫旧臣网开一面呢？是否像某些史学家说的，李世民唯才是举，重视人才呢？
并非如此，其中的原因非常复杂，涉及到贞观初期的政治矛盾、国家经济、民族关系等因素。
因为，李唐坐拥江山未久，所以，大唐在国际形势上的处境非常尴尬，南北本来就尖锐的民族矛盾在大唐内部不稳的情况下更加突出。高句丽盘踞在大唐的东北方，对辽东虎视眈眈。突厥、吐谷浑等北方民族不断进犯西北。
正所谓“攘外必先安内”，虽说，突厥连年寇边，但是，李世民根本不敢发动对外战争。他深切的意识到“即位日浅,国家未安，百姓未富”的内部问题，此时，倘若对突厥发动战争，那么，李氏两代人的努力将付诸东流。
面对这种局面，李世民第一时间想到了魏征。
首先，魏征是东宫大臣中最能代表山东庶族集团的关键人物，只要能够拉拢魏征，那么，李世民就可以牵制山东的士族势力。只要解决了山东问题，那么，李世民就可以利用山东的士族势力和庶族集团影响关中，进而解决西北问题。
此时，倘若除掉魏征，山东的士族势力和庶族集团，非但不能为李世民所用，反而会成为影响大唐统一的另一不安因素，这种局面是李世民不愿看到的。所以，李世民才会对山东的庶族集团表现得十分宽宏大量，宽恕了他们死罪，并让这群人心怀感恩。
那么，魏征在山东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力呢？
魏征在追随李密投降后，“久不见知”，沉寂了一段时间。后来，魏征毛遂自荐，“自请安辑山东”，担负起收编山东各路起义势力的重任。所以说，李世绩、窦建德部下，曹旦及齐善行等人之所以会投效大唐，离不开魏征的拉拢。
由此可见，魏征是山东庶族与大唐之间的纽带，倘若魏征垮台，山东庶族难免会狗急跳墙。李世民非常聪明，他并未直接将魏征派去山东，而是让魏征“安辑河北，许以便宜从事”。所以，魏征在抵达河北后，尽自己最大努力保护山东集团。
那么，如何保住这群人呢？魏征亦看穿了李世民的“良苦用心”，也看到了唐初各种矛盾的焦点。
于是，魏征利用自己担任谏议大夫的便利条件，以“居安思危”等理由说服了皇帝。而魏征谏言的能力也是非常关键的，他明白想要说服一国之君，若不急言利语，李世民必然不会放在心上。而“狂夫之语”才会引起李世民的重视。
这也是魏征与历朝历代言官的不同之处，后人都认为：魏征“精通群书，颇明王霸之术”、“素有胆气，善得人主意”，殊不知，魏征只是“对症下药”罢了。倘若，当朝天子不是李世民，想必魏征会拿出另一套话术。
除了话术之外，魏征十分擅长借古喻今，而且他选择的事例都非常有说服力。
就唐朝发展而言，魏征并未引据太久远的例子，而是选择了距离大唐最近的隋朝。魏征向李世民指出，大隋王朝之所以在短时间内覆灭，最关键的原因就是隋帝穷兵黩武、徭役不息。魏征的精妙之处在于，他通过引用前朝的例子，使李世民放弃“重役山东，攻伐高丽”的想法，借此初步达成了自己的目的。
其实，李世民在执政之初经略关中、安抚山东，就是为了给将来进攻高句丽做铺垫。然而，李世民一旦对高句丽宣战，山东势必会成为徭役的“重灾区”，这是山东集团难以忍受的，更是魏征不愿见到的。那么，如何彻底打消李世民的念头呢？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增加朝堂上山东集团的实力，并拉拢关陇集团替山东集团帮腔。
所以，只要壮大了山东集团的实力，今后李世民若想讨伐高句丽，朝野上下势必会出现一片反对声音。为此，魏征先后向朝廷引荐了侯君集、 杜正伦、褚遂良等人，并着重栽培了侯君集、 杜正伦，让他们成为文臣集团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在史料中我们可以看到，每当魏征与李世民在大殿上争得脸红脖子粗时，魏征的身后总有一群帮腔的文臣。
虽说，李世民非常讨厌这群替魏征摇旗助威的大臣，却无法奈何他们分毫。当时，魏征身边的“盟友”主要有王珪、杜正伦、褚遂良三人。每当魏征向皇帝上奏时，王珪总会第一时间站出来附和，带动身后的文官共同帮腔。而杜正伦、褚遂良则随身携带纸笔，对李世民的一言一行“必书”、“必记”。
这个场面放到现在来看是非常可笑的，但的，却有效地使李世民“不为非法”。
事实上，李世民对魏征等人的小心思了若指掌，他同样看穿了魏征的心理活动，让山东集团成为魏征的后盾，纯属不得已而为之。李世民“即位日浅，国家未安”，首要任务不是巩固中央集权，而是协调各种政治力量。为了让自己的头脑清醒，李世民时刻保持“居安思危”的状态。所以，魏征屡次触怒龙颜却没掉脑袋，实属必然。
为了获取山东集团的支持，使朝中各政治势力保持平衡，身为一国之君的唐太宗不得不耐心听取群臣的谏言，还得将所有不满全都埋在心里。《贞观政要》中收录了不少君臣语录，这些文字几乎三句话不离“居安思危”，“如何收成”的话题在君臣语录中出现的频率也很高，当然，这些都是李世民上位后的迫切需要。
可只有让这些话从大臣们的嘴里说出，李世民才能顺理成章地使国家“由乱入治”。
作为“反面教材”的隋炀帝，因大搞专制的“一言堂”，虽“劳神苦行，未能尽于合理”，最终断送了祖宗基业。李世民不敢忘记“一言堂”的危害，他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况且，魏征的大多数谏言，除了能让李世民警醒外，还从侧面衬托了李世民“善于纳谏”的品德。
如果看透了这一点，李世民魏征君臣的一些对白就十分微妙了。
为了成就自己的美名，李世民在听到魏征的反对意见时，总会先责怪一番，引出魏征“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臣为忠臣。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空有其名”，如此云云。
随后，李世民会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再说出那句至理名言：“征蹈履仁义，以弼朕躬，欲致之尧舜，虽亮无以抗。”
这种话若仅在史料中出现一两次，我们当然可以认为李世民是高尚的，不过，类似的事发生太多次，难免会让人认为李世民有“作秀”之嫌。而且，李世民采纳魏征意见时，双方探讨的通常是一些小事。一旦面临实质性问题，李世民必会独断专行，根本不会给魏征面子。
魏征是精明的，每遇到关键问题，他往往会采取回避之法。
李世民坐稳江山后，功德圆满，随即对山东集团进行了打压。
侯君集被处死、杜正伦被驱逐。魏征过世后，“罢叔玉尚主，而足陪所撰碑”。直到魏征死后，两人终于从“求谏”、“直谏”的表面关系，恢复到相互利用的实质关系。《旧唐书·魏征传》中的记载已经非常明确了，侯君集、杜正伦被处理后，李世民第一时间打算对魏征动手，所以才会“始疑征阿党”，想要将黑锅扣到魏征头上。
从时间上来看，李世民对魏征起疑心时，魏征尚在人世，由此可见，此时的李世民已经打算清算魏征了。不过，晚年的魏征在朝中的影响力极大，他的地位难以撼动，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制约，李世民不得不选择隐忍。当然，在魏征死后，两人之间隐藏了几十年的矛盾在朝夕间爆发，李世民再也不需看魏征的脸色了。
魏征墓在陕西礼泉县九嵕山唐昭陵西南约3公里处的凤凰山巅，其墓址于山岭南端依山凿石而筑，属昭陵陪葬墓之一。墓垣现仅有蟠桃纹碑首的丰碑一通，《旧唐书·魏徵传》中有载：“帝亲制碑文，并为书石”。碑首造型，与众不同，似有独特恩遇之意。现碑身通体磨光，已无书写镌刻痕迹。
参考资料：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贞观政要》、《旧唐书·魏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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