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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德
西晋初年，汲郡(今河南卫辉)发生了一件天大的事，那就是汲冢书的出土。随着一座战国时魏王的墓葬被盗，在墓中沉睡了五百多年的一批写在竹简上的古书得以重见天日。它的发现，对我国古代的历史、文学、文字学等方面的研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汲冢遗址位于今卫辉市孙杏村镇娘娘庙村南200米处，自东至西共有七冢，为战国时期魏国墓葬群。《汲冢书》即出自于其中第三号冢的魏襄王墓中。《汲冢书》是指其墓葬里发现的竹简内容的总称，共十六种七十五篇，现存编年体史书十三卷，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这是我国古代的一批重要文化典籍，也是为数不多的没被秦始皇烧掉的史书，史学界把它与西汉武帝时从孔子旧宅夹壁墙中发现的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孝经》等，殷墟发现的甲骨文、敦煌发现的藏经洞，同誉为我国文化史上的“四大发现”。
要认识这部古书的价值，我们首先应该对它的出土情况和整理过程有个大致的了解。据《晋书•武帝纪》载：“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十月，汲郡人不准(人名)盗发魏襄王冢，得竹简小篆古书十余万言，藏于秘府。”《束暂传》则说是：“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得竹书数十车。”两种说法看似矛盾，实则侧重点不同，咸宁五年是该书发现时间，太康二年是派人开始整理的时间。不过，有一点是一致的，那就是盗墓者确系汲郡人不准所为。那么，这个不准又是何许人也?
不准是人的姓名，念作否彪。
据说晋武帝咸宁五年十月初的一天早上，东方刚刚泛出银白色，一些起得早的村民就已经在秋田里开始忙活了。突然，一张姓村民在地头喊了起来：“快来看呐，陵墓被盗了!”众人围上来一看，果见其中第三个墓冢已被挖开。村民们不敢怠慢，立即报告了官府，官府也很快派人来查：墓的石门是被撬开的，里面除了贵重物品被洗劫一空外，还留下了沉重的钟、磬、玉律等古代乐器和一把生锈的青铜剑，大批残断散乱的竹简扔了一地；在幽暗的古墓内，盗墓者为了照明，就将许多竹简用火点燃，地上残留下一堆堆断头。汲郡地方官马上向朝廷报告了有关情况，并把这批竹书和同出的钟、磬、玉律、铜剑等物品一并送往都城洛阳。当时据说光竹简就装了几十车。晋武帝对这一发现颇为重视，命令把墓中出土之物全部“藏于秘府”，并指派都察官荀泽迅速带人对此盗墓案进行调查侦破。
次日，荀泽一行来到娘娘庙村，他们首先察看了作案现场：其墓高八尺，阔数丈，墓顶和周壁全用青石砌成，封闭十分严密。墓的石门洞开着，地上除了枯骨、短发、朽木、灰烬和几个棺材上的铜箍之外别的什么也没有了。只是后来又在墓旁的泥土里捡到了一颗绿色的宝石坠子。村民们反映说，一个月前，这里来了几个艺人，就住在村东头破庙里，听口音像是东乡的，他们白天在街巷要刀弄枪混饭吃，晚上常到地里去转悠。
荀泽根据这些线索，认为那几个卖艺人有重大嫌疑。于是便画了人像，分兵几路，大范围展开排查，并把搜索重点放在郡东一带。然而经过近半年的折腾，却丝毫没有进展。
次年夏，荀泽在一家寄卖店里，无意中发现了一颗绿色宝石耳坠，它和在魏襄王墓旁捡到的一模一样，心中暗喜，就把那寄卖人传来审问。那人看上去有四十多岁，中等个头，长得墩墩实实的，此人正是不准。经过严刑审讯，他对带人盗墓一事供认不讳。原来此人精于风水之术，练有入地看五尺之眼，常以卖艺掩人耳目，实际上是以盗墓为业。在此之前，他多在外地盗墓，从未失过手，故没留下什么案底。一天，他来到凤凰山游逛，仔细一端详这座山便再也走不动了：这真是一块龙脉宝地呀!紫气升腾，姿态万千，似龙走凤，气度非凡。他由此断定，好山下面必有贵冢。他顺着风水气脉来到娘娘庙村，果然找到几座古墓，他虽不知墓葬何人，但依他的经验，死者生前必为权贵，墓中一定会有财宝。于是，他和几个同行就住了下来，决定吃它一回窝边草。白天街巷卖艺，夜晚实地勘探，最后锁定了第三号墓冢，并基本确定了其内在结构，终于在一个风高月黑之夜动手了。
这一整竟整出了天大的动静。不准也一下子成了名人。
要知道，在中国古代，一个朝代灭亡了，另一个朝代更替，通常都会对前朝的陵墓严加保护，民间则更以“开棺见尸”为第一条杀头的罪名。但唯独不准是个例外。本来作为首犯他是该判死罪的，偏赶上那几天晋武帝心情好，刚灭了吴国凯旋而归，听了下面的汇报，半开玩笑说了一句：“我看不准盗墓是有功的，否则，我们能得到这些珍品吗?”就这一句话，不准便被网开一面了。
至太康二年(281)春，已完成统一霸业的西晋王朝为了标榜偃武修文，正式命令校读编理这批竹书，并要求把它们由古文写定为当时通行的隶字。先后参加编校写定工作的有荀勖、和峤、挚虞、卫恒、束皙等人。这些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可以说是极一时之选。那时见到的竹书是个什么样子呢?据有关资料记载，竹简是用素丝编联成册，每简长度约合晋尺二尺，战国古尺二尺四寸，一简四十字，分为两行，每行二十字，用黑漆书写。由于年深月久，编丝难免朽断，而盗墓者在墓穴中不仅打乱了简册的次序，甚至点燃竹简当作火把，结果“多烬简断札，文既残缺，不复诠次”(《晋书•束皙传》。简上的文字是用战国古文(蝌蚪文)书写的，这种文字早已废弃不用，荀勖等虽然有魏“三体石经”(即用古文、小篆、汉隶三种字体刊刻的《尚书》、《春秋》、《左传》等相关资料)可以对照检寻，但也不能全部辩识。晋武帝死后，他的儿子惠帝又接着继续干，前后经过约二十年的努力，才把所见竹书全部整理完毕，共编校写定古书十六种七十五篇，包括《易经》、《穆天子传》、《周书》、《国语》及各种杂书，计十余万字。其中尤为引人注目的是十三篇编年体的史书，这部史书记有夏商周三代之事，周幽王被犬戎所杀，西周灭亡，即接以晋国纪年，至战国三家分晋后，则用魏国纪年记事，至“今王十年”而止。所谓“今王”，据世次推算，应为魏襄王。襄王二十年即公元前299年。据此，说竹书所出之墓很可能就是魏襄王墓是有一定道理的。(也有人说是魏安厘王墓)。显然，这部纪年体史书就是魏国的历史记载，整理者名之为《纪年》，后人称之为《竹书纪年》，由于它出自于汲县的古墓，所以又称《汲冢纪年》。
《竹书纪年》有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它所记载的史实与其它传统书中记载的不大一样，但与甲骨文、青铜铭文的记载却极为相符，它的发现纠正了许多先秦历史古籍中曾反复出现的谬误和偏差，因而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
严格说来，我国的编年体史书其实很早就出现了。司马迁在《史记•三代世表序》中说：“自殷以前，诸侯不可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皆有年数。”到了春秋战国，可以说各国都有了自己的编年史，这种编年史通称为“春秋”，但也有别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文化专制，“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至秦灭，先秦的编年史已基本上销毁殆尽。汉初，除鲁之《春秋》外，其他诸侯国的史书差不多更是难得一见了。正因为如此，《竹书纪年》作为战国时期魏国的编年史重现于世，极为珍贵。
这以后的事自然就好办多了。《竹书纪年》整理本问世后不久，学者司马彪即据此驳正了谯周《古史考》中的一百二十二条可疑的记载，使得许多颇为重要的历史真实，“灼然大明于世”。
《竹书纪年》所记史事依时代划分为三大部分，一是夏商周三代之事，二是春秋之事，三是战国之事。战国部分时代最近，所纪最为详切。如《史记•田敬仲完世家》所记，战国田齐自田成子杀简公专国政，至秦兵入临淄齐王建出降国亡，共历十世，但《竹书纪年》则记为十二世。证以《庄子•胠箧》中“田城子，十二世有齐国”的记载，显然《竹书纪年》是正确的。至于魏国列王的世次年数，《竹书纪年》所记更是确凿可信。比如说魏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始称王改元，又十六年始卒，这一材料不仅补充了其它史书未及的史实，又可纠正《史记》中把惠王后之记为襄王年数的重大失误。因为当时的司马迁已不可能见到先秦史书了，所以他的《史记•六国年表》里颇多混乱之处，且与各《世家》和其他文献记载矛盾不合。
《竹书纪年》关于夏商周三代史事的记载由于年久世湮，有些只是依据传说，未必尽是史实。但其中也有不少材料是很有价值的。比如《尚书•无逸》中提到的商王“中宗”，《史记•殷本纪》及其它典籍都认为是太戊，而《竹书纪年》却认为是祖乙，“祖乙胜即位，是为中宗”。后来殷墟卜辞出土，人们发现甲骨文上果然有“中宗祖乙”四字连文的称谓，《竹书纪年》所记得到了证实。又如，西周共和以前列王的年数已难确考，而《竹书纪年》中却有这样的记载：“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所谓“再旦”，是指日全食过去后的复明。大家知道，在某—特定地区见到日全食是十分难得的，往往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遇到一次，而利用现代天文学的知识完全可以推算出历史上某—地区见到日全食现象的确切年份和月份。当代学者董作宾、陈梦家等就依据“天再旦于郑”这一线索，算出了周懿王元年的绝对年代，在重建西周年历方面前进了一大步。可惜，《竹书纪年》原简早已在漫长的战乱岁月中散失；晋代学者荀勖、束皙等人的古本释文也都随着时光的流逝而逐渐亡佚。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只是后代学者从各种古籍中的点滴辑录而已。
与《竹书纪年》相辉映，《穆天子传》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部重要作品，也是我国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传奇小说。由于历时太久，它的作者已难以考证了，只知道是荀勖为之作的序，分五篇；东晋郭璞为之作的注，又把《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一篇加入，成六卷，是为古本；今本乃宋人修编，相较古本有所残缺。《隋书•经籍志》将其归入史书类，也有学者因其多虚构与想象，认为是传奇故事。明代胡应麟称之为“小说家言”，《四库全书总目》亦将其归入小说类。从它的内容看，这就是一部描写周穆王西部旅游的神话故事，但它的整体布局，颇具后世章回体小说的雏形。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比如《汉武帝内传》、《神仙传》等，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穆天子传》以日月为序，详细记载了周穆王率七萃、驾入骏西巡天下的故事，行程九万里，会见西王母。其周游路线自洛阳渡黄河，逾太行，涉滹沱，出雁门，抵包头，过贺兰山，穿鄂尔图斯沙漠，经凉州至天山东麓的巴里坤湖；又走天山南路，至新疆和田河，叶尔羌河一带；又北行两千余里，至“飞鸟之所解羽”的“西北大旷原”，即中亚地区。回国时走天山北路，沿途与各民族频繁往来赠答，其往返行程长达两年之久(穆五十三年至十四年)。这是我国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旅行活动，周穆王可称是我国最早的旅行家。他在异国他乡所见的奇花异草，珍禽怪兽等，在《穆天子传》里皆有所录。
非常有意思的是，《穆天子传》对周穆王到达西王母之邦以后，有一段细致的描写，颇富文学色彩，和其他地方只记行程者显然不同。传中的周穆王，在神仙的环境里再没有一点王气，他与别的神仙都是平等的，与西王母宴会酬答，也极为恭顺谦和，而王母对他也没有小觑之意。《穆天子传》卷三中曾这样写道：“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尽管有三年后再见之约，但西王母对这次的分别仍感到“心中翔翔”，难分难舍。宴会的气氛始终是愉快而热烈的。《穆天子传》中的西王母和《山海经》所写的西王母在形象上也有很大的差异。在《山海经》中，西王母是“豹尾虎齿而善啸，蓬发戴玉一凶神”，《穆天子传》则把她写成了性情和易的女王。由此而引发，后代文人把西王母继续加以美化。陶渊明诗说：“玉台凌霞秀，王母怡妙颜。”李商隐也赋诗道：“瑶池阿母绮窗开，黄行歌声动地哀；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李白的那首《清平调》，则更把西王母描绘成具有“云想衣裳花想容”绝世仙姿的美丽女神。试想，飞天入地，日行万里，见美人，饮琼液，闻仙乐，跟随穆王作天子之巡，可谓尽善尽美矣!
《穆天子传》作为我国古代一部珍贵的历史典籍，其价值是多方面的，其中的记载涉及到文学、美学、社会、历史、文化、民俗等诸多学科。我认为如果把它看成纯粹的“小说”固然不妥，但若把它列为周穆王实际的游历“纪实”似乎也不恰当。西周时期，穆王的车辙马迹能否远涉西域，是很令人怀疑的。但是，我们丝毫不能因此就低估了这部煌煌巨著的文化成就。今天看来，《穆天子传》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体裁已无所谓了，它的深刻和精当之处在于，它在向我们讲述大量神话故事的同时，还翔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各族之间的友好交往、经济联系以及文化交流的历史状况，反映了平等互利、团结合作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是各族关系的主流，这样就使其具备了题旨显豁、充满思辩张力的品质，从而美丽了我们热望的眼睛。大家知道，中国和西方的交往，是在汉武帝派张骞通西域之后，才形成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但司马迁把张骞此举称为“史无前例”，认为内地和西域的往来从张骞才开始，这实在是个不小的误会，因为远在张骞通西域之前，中原和中亚间早已有个人或团体的频繁接触，在当时的交往中，中国人已经把纺织品带到西方，《穆天子传》中的文字便是一个有力的证明。
如上所述，《汲冢书》确实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有个成语叫“汲冢鲁壁”，足以说明人们早已将它视为瑰宝。特别是其中的《竹书纪年》，在对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时限的认定方面，更有着别的文献所难以替代的作用。正是由于它重要的史料价值，国家“九五”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它作为首要的历史典籍作以辅证。比如，把夏朝的统治时间定位在公元前2070至1600年间，就是依据了《竹书纪年》的记载而确定的。
现存的汲冢在1967年平整土地时已被平掉，曾经的墓冢之上如今已长满一茬又一茬的庄稼。只有一些老村民们对遗址的大致方位似乎还略知一二。至于其余六个墓冢里还有何物，这恐怕只能是个谜了。只是传说着，在很早以前，方圆百里谁家有红白喜事需用宴席瓷器时，只要写张单子在冢前—烧，物品就到齐了，用完送去便完事儿。后来有人贪图小便宜私藏了一些，送去的不够数，从此就再也不灵了。还有人说，夜里在墓冢周围曾发现过浑身闪光的金马驹，还不止一匹。显然，这都是那些吃饱了没事干的人瞎编的。
不过，我总在想，这人呐，还是应当有所敬畏的好，比如对自然的敬畏，对文化的敬畏，对传统的敬畏。常言道：“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我们总是“天不怕、地不怕”，那这个世上又不知会冒出多少个“不准”来呢。尤其是文化，它更是一种无形的力量，能穿透厚厚的历史，包括那些竹简墨卷。无论风云怎样变幻，不管岁月如何更替，不变的只是文化的光芒。一个时代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文化属性和文化表情，历史才能够被我们长久记忆和深深收藏。世上任何物欲的东西，大都经不住时间的考验。就连石头也会风化。因为物质只能满足人们的口腹之需，而文化精神却能健全我们的心魄。反之，你挣钱再多，吃得再好，生活也就只是活着。那还有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