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额制改革，无疑是司法体制改革中的重要环节，牵动着无数人的神经。作为全国第二批司法体制改革试点省份，启动司法体制改革后，全省法院进行了3次遴选考试，共有6064名审判人员报名要求参加法官入额遴选，报名人数占具有审判职称干警人数的86.28%。许多在行政岗位担任领导职务的法官，选择辞去行政职务争做员额法官，这些员额法官是如何遴选出来的？什么样的人能入额？员额法官权力大了，乱办案、办错案，造成冤假错案怎么办？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对省高院新闻发言人、副院长田成有进行了专访。
压缩“不办案的法官”比例
记者：为什么要进行法官员额制改革？
田成有：改革前，法院的“行政化”色彩较浓。在非分类管理的情况下，法官与其他行政人员是混同的。一些优秀法官在提升为庭长、副庭长或转到非审判部门后，便脱离了办案一线，忙于行政事务，这样就出现了“法官越优秀、越不办案”的现象。行政主导的思维惯性渗透到诉讼程序的各个环节，汇报、请示、指挥、管理、监督等行政化手段与诉讼程序混杂，导致法官“审者不判、判者不审”，出现 “低级法官干，高级法官看”的不正常现象。
实行法官员额分类管理，就是要压缩“不办案的法官”比例，减少非办案岗位占用的法官员额，把那些真正能办案、能办好案的法官遴选出来，将最优秀的审判资源集中到一线办案岗位，实现法官队伍少而精的目标。
员额制改革，是按照精英化的目标进行锻造，优化人员结构、科学分类管理和精确划分职能，通过39%的比例缩编，对司法资源重新整合，构建起以法官为核心的资源配置和人员管理体系，实现司法运行和管理机制的“去行政化”。
300余名院庭长未过遴选关
记者：听说我省有一定数量的院长、庭长没有通过遴选入额，这部分的比例有多大？
田成有：为推动法官朝着专业化、精英化方向发展，我们按照同一套标准、程序，进行公开公平的竞争。除全省三级试点法院院长外，所有拟入额的法官均需参加笔试，包括副院长、专委。考试试题委托第三方统一命题、统一阅卷、统一评分，并采用闭卷考试方式进行，规定考试必须达到及格分数线。同时，为避免只会考试不会办案的情况发生，规定考试只占30%，考核占70%。考试重点为拟任人选的理论水平、实际办案能力和办案经验，考试必须过及格分数线，否则不能入额。
在有的省份，专委、副院长以上的不用参加考试，但这在云南一视同仁。入额遴选中，我省有300余名院庭长未通过遴选，被挡在了员额法官名额的“大门”外。
院庭长必须带头办理大要案
记者：法院的院、庭长有很多行政性事务，不少人担心入额院长、专委、副院长等是否会存在只占名额不办案的情况。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将如何处理？
田成有：入额法官都应在审判一线办案，并对案件质量终身负责。具有行政职务的领导入额须到审判一线办案，行政职务予以调整或免除，禁止以任何理由挤占法官员额。综合行政部门工作进入员额，调整到审判一线办案岗位。
入额院、庭长带头办理重特大、疑难、复杂案件，严格限定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范围和数量，提交审判委员会讨论案件的数量大幅减少。通过司法体制责任制改革，法官办案主体地位进一步凸显，员额法官签发文书占到结案数的99.8%。审委会讨论案件同比下降90.2%，要让院、庭长主动办案“蔚然成风”。
在全省39%的员额幅度内预留5%作为机动调配员额，为年轻法官留下入额及晋升空间。针对原助理审判员，按1∶1.2的比例进行差额遴选，单独设置陈述答辩程序，历练成长；培养年轻法官助理，做好“传帮带”的后备、接班工作。
遴选出来的入额法官并非“一劳永逸”，将出台相关退出机制，并建立惩戒委员会，畅通员额法官“进出”通道，使员额法官队伍成为一支精英化的高素质队伍。
改革后，必须给主审法官放权，有明确的责任清单，让其真正发挥实质性作用，有裁决权、文书签发权，以及组织、管理、安排合议庭成员工作的权力。裁判文书签发也将由“院长、庭长审签制”改为“签署制”，法官独立签发裁判文书占比大幅提升。
责任制避免“冤假错案”
记者：入额后，法官手中权力将增加，如何防止冤假错案产生？
田成有：谁审判、谁负责。放权并不等于放任，为防止一味放权，必须有相应监督机制来制约，如果相关监督措施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容易使主审法官变成专权法官，从而导致更严重的司法腐败。
同时，坚决实行终身负责制和责任倒查制。终身负责，就是对案件质量要消除司法者恣意和擅断的可能，终身对法律负责，终身承担责任。不因工作调整、职务变动而免于追究。已调离、辞职、退休的，根据其承担责任涉嫌构成犯罪的，由错案认定法院将其违法线索移送有关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责任倒查，就是确保错案发生后，倒查程序立即启动，保障错案的责任人和错案发生的原因及时查明。错案的形成往往经历多种环节，在倒查追究责任时，要严格区分一审、二审、再审的责任。
发生错案均要依法追责
记者：刚才提到，发生错案要追责。应该如何追？谁来监督？
田成有：我们将建立专业法官会议制度，为独任法官或合议庭正确理解和适用法律提供咨询意见；依托信息化手段，实现案件办理的数字化、可视化、全程留痕，对审判权、执行权运行中每个环节、每个节点、每个岗位、每名人员进行动态监控和监督制约，实现让“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
出现法官出于某种目的或是贪赃枉法而违反事实、违背法律作出错误的判决、庭审程序不规范、超出诉讼请求作出裁判、文书制作错误等情形将会被追责。
错案的造成多因一果，主体较多，要区分集体责任和个人责任、主要领导责任和重要领导责任。两人以上或多环节共同导致错案的，应区分责任大小，谁有决定权，谁负主要责任，其他参与者负次要责任。对错误决定持反对意见者不负过错责任，非自愿执行错误指示者，可免予追究或从轻追究。
问责法官，要严格区分主观、客观原因。实践中，导致案件出错的法官意见到底是出于对法律认识和理解的偏差，还是出于故意曲解法律，很难判断。如果一味地从主观过错方面认定法官应当承担责任，会导致法官只会附和别人的意见，而不愿或不敢独立提出不同的意见，特别是提出与自己上级法官不同的意见。追责启动主体置于中级以上法院
记者：追责程序如何启动？
田成有：一般情况下，法官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被免职、降职、辞退或者处分。追究法官责任，必须具有法定事由，并且遵循法定程序。
错案的标准、追责的方式、处理的结果都由法院自行确定，难免有包庇违法法官和逃避司法责任之嫌，其公正性难以得到公认，这种问责有失公允。
在实践中，案件在实体上是否公正往往是很难确定的，特别是在疑难案件中，到底何谓实体公正本身就存在非常大的争论，相比之下，人们对审理程序是否公正的评判没有多大争议，程序公正对双方当事人一视同仁，公开透明，避免了法官和当事人在审判中的对立情绪和当事人在上诉、申诉等救济环节对原审法官的指责。如此，要提高责任追究程序的启动门槛，将启动主体置于中级以上法院，明确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法官的审判责任追究职权；要更加注重对审判程序方面正当合法性的考量。
小编：杨志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