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早的外语学校——清代的同文馆
同文馆学员
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从事翻译工作，但正式设立外语学校却晚至1862年清政府在北京开设的同文馆。
西周时曾有过翻译官员，《周礼·秋官司寇》中称他们为“象寄”，但主要译述少数民族的文字。汉代中外交流发展，译述人员增加，被称作“译官、译语、译史”的不绝于书。唐朝翻译佛经的人很多，涌现了玄奘这样杰出的翻译家。明代中外交流频繁，翻译人才需求甚急。初于1368年设置了四夷馆，选翰林38人进行训练，专学外国语言文字，1407年又增开缅甸等八馆，扩大招收“官民子弟”攻读外语。1748年清朝将四夷馆改为四译馆，选少数人从事翻译。1757年又改创俄罗斯文馆，选八旗子弟24名学习俄语。但这都是一些短期的训练班，时学时停，无人重视，加上这些纨裤子弟游手好闲，很难把外语学到手。在俄罗斯文馆的一次考试中，学生全是零分，教师中只有一名能说几句俄语。所以在1842年《南京条约》、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签订时，中国连一个精通外语的人才都找不到，任凭外国侵略者随意欺蒙。1881年恭亲王奕等上奏清廷，请求在北京设立一所外语学校，培养各种翻译和外交人才。于是1862年8月在北京开设了同文馆，并聘有外籍教师，英国人包尔腾、法国人司默灵、毕利干、俄国人柏林、美国人丁韪良、傅兰雅、海灵敦等先后任教。
不料，同文馆的开设，在清廷竟引起了轩然大波。倭仁等一帮顽固派如丧考妣，大加反对。还贴出了对联，骂同文馆“鬼计本多端，使小朝廷设同文之馆；军机无远略，诱佳子弟拜异类为师”。有人更骂同文馆“胡闹胡闹，叫人都从了天主教”(《越缦堂日记》)。但奕决心很大，不仅坚持要办，而且在1866年12月又在同文馆内增设了天文算学馆，招收三十岁以下的秀才、举人、进士、翰林和科举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的满汉京外各官”入学。这下更急死了倭仁，他连上奏折，斥责奕沂将孔门弟子引上学习外国“奇技淫巧”的邪路，有丧国体，败坏风俗。奕沂也不示弱，在反驳的奏折中责骂倭仁一伙在洋人发动战争时“袖手旁观”，“纷纷逃避”；战争过去后又“空言塞责，取誉天下”，只会“道义空谈”(《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倭仁是同治皇帝的老师，更不退让。他一面指使一些人上奏，胡说同文馆设立后招致北京大旱，飞沙走石，这是“夭象示警”；一面在上朝时和奕当面论争。双方面红耳赤，难解难分。清廷无奈，采取折衷办法，让倭仁也自开一馆，造就外交和技术人才。这下倭仁傻眼了，他根本无此能力去另办一所新式学校。下朝回家时，倭仁气得头晕目眩，竟从马上跌下来摔了个半死。从此，同文馆才冲破了反对派的阻挠，顺利发展。
同文馆完全按正规的学校来办，陆续开设英文馆、法文馆、俄文馆、德文馆、东文馆。入校学生不仅学外语，还学中文和自然科学。学制严格，八年毕业。第一年学习读法、书法、拼法；第二年学习读法、文法、会话和翻译句子；第三年学习世界史地，练习翻译电报；第四年学习算术、代数，练习翻译公文，第五年除继续练习翻译外，学习物理、几何、三角；第六年学习机械、微积分、航海测算；第七年学习译书、化学、测算和万国公法；第八年除译书外，学习天文地理。另开有生理、解剖学等选修课。考试制度也很严格，月有月考，季有季考，岁有岁考，三年一大考，优者受奖，劣者降革。学校还设有印刷所，专印各种教材和图书资料；备有打字机，供学生练习打字；还设有化学物理实验室、天文台和博物馆，使学生有实习机会。这种设备在当时已相当可观了。同文馆的学生并不多，1862年入学的仅1O人，后增为30人；1867年扩大为57人；1879年发展到100人；1888年增加到125人；直到1901年并入京师大学堂，同文馆学生一直维持这个数目。
同文馆教学中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注重学用结合。入校的学生在学习的同时经常翻译一些国外的电报、文件，至于高年级学生则必须译书。而且反复修改，译好即印。象学生和老师共同翻译的万国公法、自然哲学、化学初步、外文指南、政治经济学、俄国史、世界史纲、高等化学、数学、物理学、生理学、天文学等，在
当时影响很大，和上海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的翻译馆一样，是中国近代最早翻译的一批西方政治、科技图书。同文馆对译书好的学生不仅大加奖励，而且优先录用。这就促使学生把学习和运用尽快结合起来。同文馆还用一切机会派学生出国实习。有的使节出国，带馆内学生随行；外国人来访，派学生陪同；在国外设使馆，也派学生随驻。这样反复的学习实践，使不少学生成才。
总起来看，尽管同文馆本身带有洋奴习气，一些学生崇洋媚外，变为洋奴和买办官僚，但同文馆作为中国最早的近代化的新式学堂，其开一代风气之先的拓荒作用是不可低估的。